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9to5Mac：是一家“致力于成为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该媒体以报道苹果公司新闻和产品而知名，是全球苹果爱好者和行业人士的重要信息源之一。近年来，也有多篇报道设计中国监控技术以及相关科技伦理。
一、9to5Mac：苹果公司多次硬刚各国政府，唯独在中国面前低头
科技媒体9to5Mac是一家专注于苹果公司产品和新闻的英文网站。近日，9to5Mac刊出一篇题为《苹果敢于对政府说“不”的传统，在中国明显缺席》的文章，指出苹果在美国、英国、印度等地，曾多次“挺身对抗不合理的政府要求”，但“在中国，情况截然不同”，该公司反复以“在每个运营国家都遵守当地法律”为由，选择配合中国当局各类打压言论自由的要求。
文章封面
文章以印度为最新案例指出，印度政府曾拟要求所有手机厂商强制“预安装”且不可卸载一款所谓的“安全应用”。该应用名义上是帮助客户找回丢机，实际上则意味着所有手机可被政府追踪。然而，苹果公司并未接受，而是直接拒绝了该方案。结果，印度当局先取消“不可卸载”，最终连“预安装”要求也一并撤回。9to5Mac称，这一案例显示了苹果在部分民主国家愿意付出谈判成本，捍卫用户隐私与产品原则。
此外，作者还回顾了美国圣贝纳迪诺与彭萨科拉两起枪击案中苹果公司的表现。在两起案件中，FBI曾要求苹果开后门解锁嫌犯的 iPhone，苹果以此事“事关重大，不容退让”为由拒绝。在英国，当局推动削弱 iMessage 端到端加密，苹果甚至放话宁可撤出 iMessage 和 FaceTime，也不会同意降低安全标准，最终英国政府“悄然退让”。
然而，文章批评道，在中国，同样涉及信息自由与隐私的议题上，苹果的表现却截然不同。评论列举道，在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中，《纽约时报》、Quartz 等新闻媒体应用因报道不合宣传导向被下架，逾四百款 VPN 应用被移除，苹果还陆续下架了与香港抗议、LGBT 社群相关的应用。
其中，最具争议的是 iCloud 中国用户数据的本地化。苹果公司应中国当局要求将数据迁往由地方国企运营的服务器，并在极为谨慎的隐私措辞之外，事实上“移交了 iCloud 加密密钥”，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可取得任意中国 iCloud 用户的数据，与其在其他国家极力维护加密机制的姿态形成鲜明反差。
为何同一家公司在不同司法辖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底线？文章指出，“苹果在中国面临的风险再高不过了”：中国既是重要消费市场，也是关键制造基地，一旦被排除，苹果现有硬件供应链几乎难以为继。但同时，苹果也为中国带来巨额制造和出口收益，北京未必愿意轻易放手。在这种高度相互依赖的结构中，苹果似乎选择了风险最小、却也是道德争议最大的一条路——在西方高举隐私与人权的旗帜，在中国则选择“顺应法律”。
最后，作者在文章的结尾鼓励苹果公司至少应该去尝试一下：“那么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苹果选择像在美国、英国和印度那样对抗中国政府，会发生什么？最终苹果或许会败下阵来。中国政府向来以强硬手段应对诉求未被满足的情况。但若这家 iPhone 制造商至少能尝试抵制中国政府某些更具压迫性的要求——哪怕只是试探性地试水——也值得期待。或许会失败，但其尝试本身值得尊重，说不定某些诉求还能成功争取？”
二、CSW：疫情之后，中国宗教迫害变本加厉
近日，宗教自由倡导组织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 (CSW)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指中国当局在后疫情时代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打压，正走向制度化和日常化。
报告封面
多名中国人权律师与学者共同参与撰写了该报告，在“镇压的框架”一章中指出：“作为一个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根基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始终抱有潜在的敌意，视其为可能威胁国家稳定与意识形态统一的政治因素”，“通过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多层次的打压措施，同时在符合政权利益时对宗教给予有限容忍，加以利用”。
报告还称，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及之后变得更加独裁。在此背景下，宗教自由的空间也同步收缩，打压从粗暴清场转向“更为隐蔽和系统性的控制形式”。
首先，在法律层面，报告引用习近平2014年的讲话称：“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作者认为，在宗教法制领域形成了“法律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为执法者在面对不同宗教团体与个体时提供了极大的弹性解释空间”，这使宗教行为得以随时被政治化与刑事化。
其次，报告讨论了“宗教中国化”这一中共关键的宗教政策。报告引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表述，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作者表示，这“简而言之：无论你的信仰为何，你首先必须信仰中国——更具体地说，是信仰党及其意识形态。党的信条必须凌驾于你的宗教信条之上。”
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围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写教义。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要求推动“具有‘中国主题’的注解版《圣经》、模范讲道和标准化教科书”，各地教会“正在粗糙地将地方民俗文化与《圣经》教义相融合：福建的‘八福神学’、东北的‘感恩神学’以及山东的‘孝敬神学’。这些并非神学的发展，而是对其的歪曲”。甚至“传统的赞美诗正被带有党派色彩的‘中国化圣乐’所取代，这些音乐以宗教的韵律赞美共产党”。
报告同时还提到了多个教会遭到迫害的案例。比如，山西临汾圣约家园教会在2022年一次家庭夏令营中遭警方突袭，“拘留了30多名成人和40名儿童”。两名传道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间“他们遭受了酷刑，被剥夺睡眠和食物……被强迫连续四晚五天不许睡觉，前三天仅提供一个馒头和一杯水”。
在贵州，贵阳仁爱归正福音教会长老张春雷因在Facebook上转发批评宗教政策的文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因收取14400元奉献金被指控“诈骗罪”。报告认为，该案显示“转发文章被定为‘煽动颠覆’，奉献款被指‘诈骗’”，司法手段被用来“消灭独立教会”，而类似定罪“可能成为常态，威胁宗教团体的合法性”。
在更宏观的判断上，作者形容当下局面是一种“完成时态”的迫害：“党已将自身缠绕在公民社会和信仰之上，不是猛烈一击，而是缓慢、耐心、无情地收紧”，他表示，“真正的根除……是通过切断其与下一代的联系来实现”。在民族地区，“语言是记忆的支柱，因此，它也必须被清除……这不是通过激烈的对抗，而是通过系统性的遗忘。这不是同化，而是精心设计的文化灭绝”。
最后，该机构在结语中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义务，“保护每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废除相关侵犯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并保障宗教团体“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况下选择其宗教领袖和导师的权利”。同时，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也敦促各国政府将宗教或信仰自由纳入对华政策核心，而不要只是为了赚取外交利益而进行“技术性人权”对话。
三、党用AI“精致”独裁：ASPI指中国正重塑社会控制体系
12月1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的AI：新一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写中国的人权版图》，指出中国正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术，将既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升级为“精密仪器”，用来管理民众、筛选信息，并延伸到国境之外。报告形容，中共正在打造“一个借助AI、用于在国内外锁定特定群体的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由AI驱动的“压制与人权侵害”体系。
报告封面
报告写道，中国的“人工智能安全”并非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而是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有一整套相关的法律体系，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此外，再加上关于算法、深度合成、生成式AI的管理办法，中国当局将“颠覆国家政权”“损害国家形象”“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国家目标转化为可被模型自动识别和拦截的“风险类别”。报告指出，新的国家标准要求训练数据中的“非法或不良信息”占比不得超过5%，其中最大一块是“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在内容层面，ASPI构建了一个约200张图片的数据集，包括“六四”、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议活动、支持维吾尔人和西藏的集会、法轮功示威等，再用中英文向多款中美AI大模型提问，要求解释图片背景和意义。报告发现，部分中国模型在涉及天安门、新疆、西藏、法轮功等议题时，会“拒绝回答、模糊处理，或在回答后附上一段关于平台规范和敏感内容的自我审查说明”，而同样的图片在欧美模型上则更常获得具体描述。
比如，报告提到了一则典型案例：2009年伦敦法轮功抗议的照片。报告指出，当使用英文提问时，有模型会提及中国政府对该团体的打压；而在简体中文的提问下，同一模型则使用官方语言，将法轮功描述为“对社会公共安全和个人身心健康构成极大危害”，并提醒用户要“自觉抵制邪教渗透”。ASPI认为，这种双语差异显示出模型在不同语言环境中被要求“对齐”该语言的政治边界。
报告第二部分则勾勒出了一条“AI司法管线”：前端是依托人脸识别、声纹、轨迹分析的“智能警务”，中段是协助检察机关筛案、为法官提供量刑建议的“智慧法院”，末端则是监狱内对在押人员的行为预测和风险评分。其中，该机构点名科大讯飞是“基于大模型系统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并警告这种“效率提升”，实际削弱了程序透明度和纠错空间，使结构性歧视和错误判决更难被察觉和纠正。
此外，在少数民族管理与跨境维稳方面，报告注意到，中国正投入资源构建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朝鲜语等“小语种”大模型，用于“舆情分析”和“公共意见监测”。由于商业机构对这些语言需求有限，因此研发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其目标是“在文本、视频、音频等各层面全面提升监测和处置能力”，并计划沿“一带一路”推广，用于监控境外社群。
ASPI还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AI监控技术出口国”。从平台级内容审查系统，到智能警务解决方案，再到远洋渔业的“智能渔业平台”，中国企业正把在国内反复测试的技术与治理逻辑打包输出。报告以毛里塔尼亚、瓦努阿图附近海域为例称，借助AI预测渔汛和船队路径的中国渔船队，“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当地小规模渔民，进一步挤压后者的生计空间”，构成一种“被技术放大的不平等”。
最后，ASPI提醒，各国在讨论AI治理时，“不能只把中国视为技术竞争者，而必须把其以控制为核心的AI安全观，视为一种跨境人权风险”。一旦这些模型通过API、开源权重和海外项目广泛流通，受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国内，而是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