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 书记荐书赞弹两难

　　
 　　读罢8月30日早报记者的报道《江苏“官员畅销书”的政经逻辑》，我正儿八经想了好半天，还是想不出对这种书记荐书现象，是该为之拍手叫好呢，还是对之坏笑扮鬼脸。
 
 　　劝人读书总是好事吧。客家人就有诗书传家的好传统，虽然他们祖上从中原逃难到江西广东等“南蛮鴂舌”之地，靠着这个好传统，人才辈出。客家谚云“养子不读书，好比在养猪”。自古以来，“劝农”是皇帝和地方长官才有资格做的；“劝学”则是人人可为，张之洞著《劝学篇》时是长官，最早的《劝学篇》作者荀子却是一私塾先生。
 
 　　如今不少官员也确实需要“劝学”，他们或耽于花天酒地地享乐，或忙于迎来送往地“应酬”，或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于是，不仅有一再重申的工作时间禁酒令，有了一起又一起的官员“醉驾”惹祸，乃至出了“性爱日记”、“微博开房”之类丑闻。一般的干部，是好学上进，还是不思进取，其行为受社会环境影响，没有赏罚分明的选人用人激励机制，没有民主监督的工作压力，苦口婆心的“要他学”（“讲学习”）很难变成“他要学”（如欧阳修般不仅坐读卧读，于“厕上”也读书）。至于那些闹官场丑闻的不成器家伙，是书读得少吗？是被太放纵的权力宠得良心大大地坏了。别忘了，胡建学、李大伦这些“贪官书记”，以学者或作家自居，书可读得比一般人要多！
 
 　　再说，具体的荐书不比笼统的劝学，谁有荐书的资格？老师免不了给学生开书单，因为他是教师嘛。鲁迅先生曾被媒体要求给年轻人荐书，他就颇不情愿；不过，报刊作者哪怕是名家荐书，对于读者也只是一家之言，“参考消息”。
 　　自古以来，位高莫如皇帝，但你可曾听说哪个皇帝曾经向官员向百姓荐书？隋炀帝妒杀薛道衡妒的是诗才，乾隆皇帝要人家奉承他有才，也不过是到处题诗写字。皇帝与臣民比绘画比书法比诗才，却不与臣民比学问比思想，这是为什么？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始，治统与道统就明确地划分了：皇帝是最高政治权威，孔夫子才是“至圣先师”。派生的有不少读书人想当“王者师”，王者却从未想给谁当导师——自然也就不会给臣民开书单了。皇上也不愿让人家知道他爱读什么书，他警惕臣工打听他的偏好，从他的吃喝玩乐到读书作画，以便揣测上意，投其所好，抓住他的弱点利用他。
 　　可是，自从孔夫子被打倒，想当精神和文化领袖的人就多了。林彪给毛主席奉上“四个伟大“的桂冠，毛主席说他喜欢“伟大导师”这个称号。可不是嘛，领袖、统帅、舵手，这三项“伟大”是人死如灯灭，只有文化与精神“导师”撒手尘寰了还可做下去。毛主席喜欢荐书，向许世友将军及全国人民推荐《红楼梦》，“大跃进”年代推荐《张鲁传》，“文革”中推荐马列六本书，要全国人民评《水浒》，等等。他这种搞法对于中国是福是祸已有定论。如果说他是“政（治）教（育）合一”容易产生歧义，说是“政（治）文（学）混一”和从个人偏好出发的“人治”，则肯定不过分。这种政治手法值得继承，应该推广吗？
 
 　　领导同志当然可以向属下干部谈自己的读书体会，包括在会议上推荐自认为很好的书，但这只是很个人化（或曰个性化）的意见表达，只要没有写进会议文件，就不必太较真。可是，我们现在的官场风气是，书记的话都是“重要指示”，于是便有了层层传达、多重推荐；有了党报跑时政的记者不厌其详的报道和宣传。对此，我期期以为不可。领导个人的观点难免有偏差，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比如，早报这篇报道提到有两位书记曾推荐的《没有任何借口——企业、政府机关员工精神读本》，这本“编译”的杂烩，所谓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材，是一本什么样的洗脑书？企业和机关的日常工作，凭什么要实行军事化管理？美其名曰提高“执行力”，我看宣扬的就是绝对服从的奴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如果说书记向官员荐书我们管不了，在大众传媒上荐书，我觉得他就是一家之言，不一定比商家做的“每周畅销书排行榜”更权威；我的意思是说，可以自由讨论，可以批评反驳。
 
 　　以早报报道谈的江苏官员荐书为例。对于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就颇不以为然，就像出生于江苏常州的百岁学人周有光教授讲的，哪有什么“中国模式”可吹！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向南京人推荐《创业的国度》，要大家学习“以色列人不安于现状、敢于创新创业的精神”，这当然很好。可是，他特意推荐叶兆言所著《南京人》的理由，我觉得莫明其妙。我先就读不懂所谓“叶兆言对南京人性格的的描摹可谓入木三分：‘南京人对自己不自信，也不自尊，更不自卑’”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不自尊”肯定不是好话，这“不自信……更不自卑”在说啥？这“南京话”好难懂！
 
 　　在不少人为浮躁势利的世风痛心疾首的当下中国，南京人“不羡慕当官的，也不嫉妒有钱”的多么难得，叶作家与杨书记怎么会“怒其不争”呢？若南京人都来想升官发财，这文化古都不是很可怕吗？如果南京朋友，可以在当地媒体像我这样与书记唱反调，那书记同志怎么荐都无所谓了。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