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一期财新《新世纪》周刊披露,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13人在秭归县巡视20余天,留下了一张高达80.19万元的账单。该账单包括接待费、礼品、外出考察费、购置设备和其他费用等五大项目。其中烟酒两项耗费14万余元,旅游费12万余元,并为相关领导购置设备近11万元……
看到这一个个令人心惊的数字,很容易想起那句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作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秭归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才3497元。而这群“钦差大臣”在屈原故里东游西转、指指点点,20天便吃了200多名秭归农民辛辛苦苦一年的口粮。据说,在“钦差大臣”到来之前,秭归已预拨款20万元用于“迎接”。这意味着80多万的公帑消费,给秭归县带来了60多万的财政缺口。这是怎一个“剃”字了得!
“巡视组”是个啥玩意儿?官方资料里说,这是党内为落实上下级监督,而实行的一种内部自我监督模式。通俗些说,“巡视组”有点类似于“钦差大臣”。省巡视组常设机构一般设在省纪委。这意味着,巡视组不仅权力比较集中,而且又超脱于地方利害关系之外,因而具有办事公正的客观条件,这对地方权力显然是有压力的。
历史地来看,“钦差大臣”巡视制度,多少还是有些成功案例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效果更多地依赖于“钦差大臣”的廉洁自律和督查决心。比如,明代海瑞为钦差时,“所至如烈日秋霜,搏击豪强则权势敛迹,禁绝侵渔则民困立苏。”而清代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虎门禁烟更为我们所熟知。至于目前这种巡视制度,譬如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等案件,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巡视组发现线索,进而被查处的。
然而,靠“钦差大臣”的道德自律,来履行监督职能的公正性并不具有普遍性。从古至今,我们所看到的是,更多“钦差大臣”前腐后继,成为国家和黎民的蠹虫。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钦差大臣”不被监督,而拥有很多特权,那么他们的贪欲就极容易膨胀,以致滥用权力,随权所欲,为所欲为。这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巡视组的存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官场腐败现象。这次秭归“巡视”事件,正是此中的一个绝好注脚。
当“谁来‘巡视’巡视组”成为一个不可解的问题,哪怕是在巡视过程中,采用隐蔽性手段,比如,下访时不提前打招呼,搞突然袭击,进行独立调查,所谓“微服私访”,也难以确保发现真问题。原因很简单,在强大的官场潜规则下,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官员终究只是稀缺品种,更多的官员必然面临着被“同化”,接受这套“官场哲学”,因而你很难保证在巡视前不走漏风声。由是,巡视组的突击,也就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消解。何况,这种不受监督的巡视,本身就有着诸多的权力寻租空间。
显然,巡视制度的症结一目了然,即,这只是一种纵向的内部监督,而没有横向的外部制衡。后者正是抑制一切腐败的“匕首”和“短枪”,因而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和冲击力。而前者只能依赖于更高层级的权力并确保这种权力廉洁公正。长期如此下去,权力也就一级比一级更为膨胀,这显然无助于破解腐败困局,对于权力本身来说,也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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