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湖湘子弟，我家乡距曾文正公故里双峰县荷叶塘（原属湘乡）并不远，然一直无缘去拜谒其故居—–富厚堂。
辛卯年中秋前数日，几位师友结伴，终于走进了富厚堂。富厚堂在明清时期处于长沙府、宝庆府、衡阳府交界之地，有千嶂万峦环抱，曾经的官道，后来的320国道，和现在的沪昆高速公路，都是从荷叶塘北面数十公里的丘陵地带经过，中有大山隔断。我们此次去，汽车在盘山公路绕行许久，才到达富厚堂所在的那块小盆地。可以想象，当年靠骡马和步行的时代，曾国藩这类士子，走出大山是多么的不容易。
到富厚堂时，已是上午10点，下午必须往新化县赶路，在富厚堂里我们仅能游览两个小时。对于曾氏的生平和富厚堂的历史，多年前我已有所了解，因此尽管来去匆匆，但此番身临其境总算弥补了多年的一份缺憾。
曾国藩出身农家，以一介书生而能统帅千军万马，平定洪杨，最后位极人臣，封一等毅勇侯，官至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曾节制东南四省官吏和兵马，成为清朝定国二百年来第一位最有权势的汉人。官职、权力、爵位、战功，这类世俗的指标容易衡量，也容易引起常人的钦佩，世人津津乐道于此，不足为怪。富厚堂前一面后人仿制的、在风中烈烈飞舞的“帅”字旗便是此种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曾国藩那张苦瓜脸，成为当下许多励志书的“标识”，亦缘于此。
但若了解曾氏的生平，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叹：作为“中兴第一臣”，建立平定洪杨的功业，有着太多的偶然性因素：如果不是咸丰二年因母丧回乡丁忧，碰上了太平军的兵锋直逼长沙；如果最先募集地方团练的江忠源活得更长一些，如果胡林翼的身体更好一些。。。。。。曾国藩承认做大事需要运气，无疑他的运气不错。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运气，再假设洪杨没有起事，曾国藩会怎样？我认为他即使循规蹈矩地做太平官，依然会在学问、政绩、治家等方面取得不凡的成就，犹如他的同乡先贤陶澍。
参观完富厚堂中的藏书楼，我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一个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时时不忘自省、处于何地都能勤奋读写的士大夫，他能在历史给他创造的任何环境中尽量做得最好。
因此，我对曾氏最感兴趣的不是四十三岁后奉旨练勇，成为湘军统帅的辉煌，而是在此之前，他在北京十四年的京官生涯。
尽管到了曾国藩祖父一代，曾家已算是殷实之户，但在湘乡荷叶塘这个偏僻的山村里，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是相当的有限。多年后，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早年他在乡间无书可读，如今家中藏书百倍于道光年间，因而要求子弟珍惜这样的读书条件。而且他出仕前主要的精力用在制艺——即写好八股文，以博取功名，他所阅读的经史子集应当是很有限的，且这个人天资平平，因此，青年时期曾氏的学问、见识不可能很高。他在25岁、26岁（恩科）、28岁进京参加会试，第三次三甲及第并进翰林成为庶吉士。这位农家子弟的运气实在不错，他的另一位同乡前贤魏源，早就名扬海内，直到五十岁才考中进士。现在很难知道曾国藩第一次到北京有何感触，是否觉得自己见识浅陋？因为他中进士后第二年才开始写日记。但从第二次会试落第后的他的一次购书“豪举”，可以揣测到他深知自己的不足。他借了朋友100两银子，走到南京，看到一套精刻《二十三史》，商家出价100两银子，他将手头的余款加上当掉的衣物所得的钱，买下这套书。——他后来人生最辉煌的业绩便在这座城市铸就，冥冥中似有天意。
对多数人来说，28岁进翰林院，算是发达得早，事实上曾国藩从此也仕途顺畅，37岁便当上有“卿贰之贵”的侍郎。对于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应付翰林院的考试，等散馆后谋个不错的官职，按照中国官场的规矩，不紧不慢往上走，娶几房姨太太，收点不违法的银两，保养好身体，干到退休，足以光耀门楣、荫及子孙了。四书五经作为科考的敲门砖已不需要了，还要读什么书？再说仕途生涯中，迎来送往，各种应酬活动不断，又要为升官发财劳神费力，能有多少精力去读书？而曾国藩，读书最勤、收获最大的时期正是当京官这十四年。
长安居，大不易。一个跳出农门的京官，不但有养家的压力，也面临着诸多的诱惑。曾国藩并非是清心寡欲之人，他喜欢美色，也喜欢钱财。京官靠那点俸禄和外官孝敬的节庆银两维持生计，而荷叶塘那个大家族都得倚仗这棵大树，那十四年的拮据清贫可想而知，这在他的家书中时有体现。如有一年他对诸弟说本指望年底外官的“节敬”“炭敬”，没想到落空，失望之情弥漫笔端。再如，道光二十三年（时年33岁）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得到一笔丰厚的程仪，寄回家一千两，信中注明其中四百两用来救济亲友，家中诸弟不理解，他有点负气地对诸弟说，假如我被派到云南、贵州那些穷地方当主考官，又当如何呢？其令人敬佩之处就在于他是常人，也有常人的欲念，然而能通过读书、阅世来丰盈自我，超越欲念。当过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在文化、学术中心的京师，当然有很好的条件去结交道德学问一流的师友，去阅读一般人难以见到的典籍。—–可多少官员浪费了这样的条件，比如那些热衷于捧戏子、吃花酒的旗人高官。如果没有这十四年学养、人脉的积累，不可能有他日后领湘军平洪杨的成就。
曾国藩曾在一封家书中对子弟说：“少年征逐，见朋辈中天分绝高是终无所成，是谓有来历而无积累。”而他本人正是天份不甚高却有“积累”的反例。因此他无论在京为官，还是领兵打仗，一再告诫子弟要勤读书，善读书，要用学识来涵养自己。他手谕儿子：“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 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他告诉弟弟：“且苟能发奋自立， 则家塾可读书， 即旷野之地、 热闹之场， 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 不宜读书， 即清净之乡、 神仙之境， 皆不能读书， 何必择地？ 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当他知道侄子曾纪瑞在秀才考试中得了全县案首（第一名），在家书中高兴地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
曾国藩辞世已近一个半世纪，其间中国经历了两次政权鼎革，且内忧外患不断。曾氏后裔不堕家风，富厚堂斯文不断，曾纪泽以后，虽无像曾国藩那样的达官显宦，但学有所成者多多。或说此乃文正公泽荫绵绵，我以为这份泽荫，源于他本人一直在自觉追求和维护文化的尊隆和学问的高贵。如此，居乱世，以“卫道”为旗号召士民来对抗洪杨奉“拜上帝教”荼毒中华文化；逢太平，则能从容悠然地寻求学问之乐处理政事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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