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一位叫余杰的年轻批评家写道。
他不过二十五岁，正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却已因笔锋锐利而声名鹊起。在这篇题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中，他借由捷克两位作家来分析中国。
文章从“签名”开始。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拒绝在一份声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对政治犯们毫无帮助……最重要的是，这是请愿书起草者们的一种手法，要引起大众对他们的注意，也使他们相信自己还能在历史上产生一点影响……他们没有采用不太显眼却更为有效的方法去帮助政治犯的家属，相反，他们寄生于政治犯的痛苦中，通过他们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根本没考虑这可能会使政治犯们遭更大的殃。”
小说情节是由一段现实而激发的。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末，苏联的坦克刚刚碾平了“布拉格之春”，胡萨克政权开始了平庸而压抑的“正常化”时代。而一群知识分子签署与散发一份措辞谨慎的请愿书，希望总统能在圣诞节大赦时也把被关押的作家包括进去。哈维尔是这个行动的发起者，也帮着收集签名。对他来说，签名至关重要，它或许不能带来某种直接的效果，但它是胡萨克时代第一个知识分子的重大团结活动，体现了他们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日后还将证明，签名行动让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到精神上的支持，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立的。
借用他们的分歧，余杰对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余杰笔下，昆德拉像是中国传统中的“智者”，而哈维尔则属于“圣徒”的行列。前者强调“智慧”，后者更注重“心灵”。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弱点正是对“智慧”的过分迷恋，对“心灵”的漠视。人们倾向于逃避，忽视道德责任。两位同代的捷克作家在中国的命运，似乎也印证了余杰的判断：昆德拉在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中长盛不衰，但打印的哈维尔作品中译稿仍然只流传在一小群中国知识分子手中，而他的剧作更无人知晓。似乎简单的参照还不足以传达自己的失望，余杰还直指现实——“一九九零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及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我们放逐心灵。“
余杰的批评引发了小规模的激辩。这是一九九八年末，那场风波已过去了近十年，最初的禁锢也出现了少许松动。在媒体、出版、大学等领域，一股积郁已久的自由之风吹拂起来。但与八十年代一样，直接的政治批评仍是禁脔，知识分子只能用文化传统、宪政、市场、自由主义这些更抽象的概念来表达心声，借由批判历史或赞扬他国，来释放不满。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差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镜像，因为环境的不同，这差异可能被刻意地夸大了。
即使一直赞赏余杰少年意气的资深学者们，包括他的老师钱理群，也包括哈维尔的翻译者崔卫平，都不免表示忧虑。他们提醒他，不能把小说与现实混为一谈，托马斯不是昆德拉。他们可能也在余杰的措辞里闻到了一丝熟悉、令人忧虑的味道——绝对化的道德指责，不正是他们年轻时代所熟悉的腔调吗？世界变得黑白分明，只有一种真理，所有模糊的、暧昧的地带都消失了，这种一元化的思维不正是极权系统的主要特征吗？在余杰的行文中，只读到对别人的判断要求，却不见对自我的追问，这不也正是他所指责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重要缺陷吗？当他所敬重的哈维尔倡导“生活在尊严里”、“生活在真实里”时，哈维尔首先是对自己提出要求，而不是对别人提要求。
但同时，也没人能否认，余杰简单化的论点，触痛了时代的神经，我们的确处于一个道德判断缺失、躲避个人责任的时代，知识界一改八十年代对于思想与现实的热忱，躲入专业划分、各种后现代理论与性灵散文的围墙中……（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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