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够怎样从情感、文化纽带的民族群体走向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石的公民共同体，则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可取，但偏激的、虚无的反民族主义也未必值得振臂高呼。这种调和与妥协，要求身在其中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媒体人）具备更为复杂、健全、理性的头脑，放下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的整全性幻想以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形塑向未来敞开的包容心态和制度建设的想象力。
当插科打诨遭遇民族主义
彭晓芸
上周的专栏刚刚谈过大陆新浪微博日益成为一个充满硝烟的地方，这周的「战火」又烧到了媒体人身上，而且罕见地将南北媒体之间的价值差异和对话鸿沟赤裸裸呈现于公众注目之下。
化约地将这种分歧称之为「南北差异」或许不甚确切，但指向市场化媒体与党媒的分歧，似乎也不那么尽如人意，严格来说，当前的媒体，只要有刊号有采访权均属体制内媒体。大陆并不存在台湾威权时代的所谓党外报刊。
无论以什么命名，这几起事关民族主义情绪的争论，倒是呈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多元面向及背后的复杂逻辑，颇为值得观察。
过度解构将适得其反
事情缘起于南方报业旗下媒体《南都周刊》主编西门不暗（微博ID）在微博针对「九•一八」发表了一番不当言论，大抵是想解构官方意识形态垄断下的宣传话语，但由于习惯性地将类似饭局黄段子的风格搬上了微博，一时激起千层浪，招致网络上民族主义者的猛烈炮轰，有网友发起要求其辞职的网络运动，有声称要自费刊登广告抵制这一伤害公众民族感情的言论，甚至要求广告商不要再在这个刊物投放广告。当然，这种抗议由于匿名性、随机性而导致程序上的非制度化和混乱，往往演变成对人的上纲上线攻击，如果大陆有诸如台湾的媒体改造学社、媒体观察基金会这样的合法组织，公民实践对媒体及媒体人言论的监督或抗议，就有了制度化的合理性、合法性。
借着公众群情激奋之「东风」，北京的党媒《环球时报》官方网站刊登了两篇对西门不暗言论进行严厉批评的文章，正式拉开了一场媒体人之间公开对峙的舆论战。
其中一篇题为《主张去民族化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不要过于迷恋自己》的文章，由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梅雨堂所写，这篇文章语气温和，区别于网民的非理性谩骂，作者称：「我也不认为西门不暗是‘汉奸’。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不会聊天’，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冷笑话’，不仅没能起到调侃的作用，还给自己弄得一身臭。」文章同时批评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走向了极端和傲慢，「成为自由派中的迂腐分子，丧失了先进性。」针对网民对西门不暗的讨伐，梅雨堂认为：「如果一个人狭隘的对待不同思想，他自己的言论空间也会被挤压。」
这番言论倒也体现了对话的意愿，立场虽不同，但击中了近些年来将自由主义简单化理解的自由派媒体人遭遇的困境：一味地插科打诨和解构，在言论不自由的高压下，的确起到了消解威权的作用，却并不能更好地达致社会共识，恐将导致更为剧烈的族群撕裂或干脆转向犬儒主义。
为什么这样说？从大陆持续至今的韩寒热可见端倪。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韩寒不该成为偶像，而是指，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学者、媒体人如此热切地赞美着韩寒，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的一种逃避，一些知识分子鼓吹一个韩寒胜过千百个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无奈的说辞。
韩寒自身是清醒的，他曾经坦诚自己十年来几乎不读书了，严格来说，韩寒承担不了公共知识分子解剖社会的责任，但他有着极好的批判性思维，这倒恰恰缘于他的不读书——早早退学，远离应试教育的戮害。过去这些年，韩式话语风靡互联网，韩寒的每一篇透着机智的博客文章被网民大量传播，其幽默调侃的风格让网民们兴奋，甚至让很多媒体人也极为推崇，不少媒体以刊登此类风格的文章为荣。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有韩寒的睿智或幸运，插科打诨是一种冒险，一不小心将堕入滑稽的境地。
2010年4月，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的文章，并策划了一期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的专题，表达了对这样一种时代风潮的忧虑。这不是预测，而是身在其中的尴尬，在夹缝中生存的媒体人，很容易感受到语言上的浮华可能导致的思想枯竭。美国人尼尔•波兹曼曾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而当今的中国，似乎对这两种趋势均抵抗力不足，一方面是因言获罪的案例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面是插科打诨式的集体话语正在吞噬力透纸背的直接言说。
又如奥威尔曾经精辟指出的，「‘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尽管「新话」概念指向的是统治话语，但民间话语的枯竭与此是同构互生的。当人们都以戏谑的话语来面对威权的时候，威权倒是可以以你在开玩笑为由而轻松藐视，不予搭理，最终仍然是「新话」的胜利。
审慎应对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这一回，这位主编的无心之过「不幸」遇到了不把玩笑当玩笑的民族主义者，遭遇了一个话语权高度扁平化的微博时代，落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实，岂止这位媒体主编，紧接着「九一八」言论事件卷入舆论漩涡的，恰恰就是批评西门不暗的环球网所属报纸——《环球时报》。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希望骆家辉好好做「驻华大使」》的社论，文章提出：「当美国大使成为中国舆论的‘政治明星’时，他自己不强化它，或者做一些‘去明星化’的努力，在外交上是恰当的。中国积极炒作骆家辉‘廉洁秀’的媒体也应当自重。批评中国官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尽可以找其他的场合和角度，过度美化一个外国驻华大使，尤其是当他在中国的使命‘十分复杂’时，是非常不恰当的。」
这番言论引起了微博上一片哗然，知识分子和网民对《环球时报》阴谋论的思维、僭越的主张及傲慢的标题，猛烈批评，历史学者张鸣在微博上说：「拜托，别说人家骆家辉作秀。让咱们的官员也做一回，交通管制取消，航空管制没有，真的排队买一回东西，别前呼后拥的。一回就行，让我们这些屁民开开眼。我从小到大，50多年了，还没看到过官民平等是怎么回事呢？」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甚至连反对过西门不暗「不当言论」的网民，这回转向反对环球时报了，批评的声音一点也不客气，有些甚至开始对环球时报的总编进行谩骂、人身攻击，这不是倒戈，而恰恰呈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复杂性。这里不能不提起由台湾学者吴叡人翻译的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这本被翻译成三十几种语言的著作，跨越时空地成为了全球学术界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的共同体」
。大陆也出版了同为吴睿人翻译的简体版，可惜的是，简体字版删除了整个第九章，于是《想象的共同体》变成了不完整的「开放文本」。
恐怕连安德森也不敢想象此书在中国大陆的流行程度，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学里的每个学生或老师，即便没看过此书，也一定能将「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娴熟地用在各种学术谈资中，甚至被望文生义地简单化理解为这是对民族主义的完全解构和嘲讽。
不得不说，对学术自由的禁锢导致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理解和传播，恰如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总有人粗鄙地将道德与自由的关系简化为道德相对主义或绝对自由，民族主义问题也面临着被极化为「民族情感是可耻的」的去民族化倾向。
其实，安德森恰在第九章《历史的天使》深刻地区别了「官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一般的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安德森对弱国民族主义较为同情。安德森在一次演讲中谈道：「如果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我们在日本看到对旧日本帝国的某些面向越来越公开的赞美，我也不会感到太惊讶。」可见，安德森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持警惕态度的，在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上，安德森也认为日本「极端愚蠢」。因此，在「九一八」事件上，自由派媒体人应当充分理解民间的朴素民族主义，没有必要对公众的这种情绪存在过虑和敌意。
但「官方民族主义」是值得警惕的。「官方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王朝为了巩固政权而诞生的，它将官方的意识形态强加在王朝疆域内人民，官方民族主义的极度扩大便是「帝国主义」。此外，官方民族主义很容易与民粹民族主义合流，它们共同的特质即是，以弱者的自卑心理建构假想敌——从而将「敌人」化约为一个普遍性的殖民主义象征符号，作为他们共同反抗的主体。
这一点，很容易从《环球时报》这篇遭致批判的社评以及一位曾经作为反抗者姿态的作家摩罗的微博言论获得直接的观感。摩罗曾以反抗者自诩，如今却在微博发出驱逐骆家辉的极端言论，此论一出，学界和网民诧异不已，直呼摩罗「疯了」！
对峙、对话与融合
如果说摩罗的狭隘民族主义带有几分心理创伤知识化的痕迹，那么，环球时报的民族主义倾向则更大程度体现为国家主义，至于那个对骆家辉提出愚蠢问题的央视记者芮成钢更多的则是年轻世代轻狂的自负。摩罗式的民族主义可能是不太具有代表性的偏执，但环球时报代表的「官方民族主义」则是威权时代权力的典型特质，而芮成钢这类曾经留学西方的年轻人试图代表中国价值观与西方对话甚至对峙，则更具普遍性，一味地讥讽、谩骂，只会激起双方更强烈的对立感和社会分裂。
8月8日，《联合早报》曾发出社论文章《中国需防民族主义失控》，社评指出：「最近十多二十年，民族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愈演愈烈，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国家日益富强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当局在马列官方意识形态日趋衰落后乞灵于民族主义所致。可是，民族主义却是一把双刃剑，…若中国民族主义不受控制的发展下去，既然今天可以‘骑劫’县政府，明天就有可能‘骑劫’省政府，后天也有可能‘骑劫’中央政府，其影响范围也会越来越大，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
《联合早报》所指涉的这种民族主义，当指民粹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民族主义，此类极端力量毁灭性极大，就是深谙维稳之道的官方，对其恐怕也是忌惮排斥多于默许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极端的、暴戾的民族主义值得举社会之合力使其破坏性最小化。然而，这需要的是诉求自由民主之士也努力避免自身的极端化或虚无主义，以宽容和同情之理解去应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复兴。
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一个危机四伏、信仰缺失的社会，才会激发起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民族主义情感是在社会矛盾当中谋求安全感和共同体认同的本能反应，苛责于这种情绪本身无助于深切理解中国问题的艰涩与困顿。
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聚合中，人们甚至说不出它们确切的方向。
一方面，可以看见媒体各自所代表的价值观日益公开论辩，除「九一八」言论的微博论战及媒体舆论，还有9月19日的南方周末官方网站刊登了读者来信，以极大的尺度戏仿骆家辉答芮成钢问（读者在该文留言中说「果然，南方亲西方，北方信政治」）；另一方面，南方报业旗下的杂志《南方人物周刊》曾经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为封面人物进行深度访谈，而「九一八」言论风波的当事人西门不暗任主编的《南都周刊》此前恰恰采访了被称为「高级五毛」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阮次山，这些报道意味着一种颇值得玩味的互动，持不同立场的媒体人之间既对峙又对话，甚至不排除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当然，整个国家真正的「融合」需要痛定思痛的社会变革作为制度上的承载物，需要基本的底线共识作为民族认同，谁也不知道达致这样的社会共识需要多少年或几代人的时间。
学者徐贲曾经指出，「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在经过了法西斯的劫难后，以彻底更新德国的政治文化为目的，超前于当时的德国政治文化水平，这恰恰是中国在文革以后没能做到的。
」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德国人对德国的认同(爱国主义)是以认同基本法的规范价值为基础的：「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能否定这个事实，那就是直到奥斯维茨之后，也可以说只是在这一道德灾难的震撼之后，民主才在德国公民，至少是那些年轻一代的德国公民的思想和心灵中扎下根来。」
对于中国来说，能够怎样从情感、文化纽带的民族群体走向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石的公民共同体，则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可取，但偏激的、虚无的反民族主义也未必值得振臂高呼。这种调和与妥协，要求身在其中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媒体人）具备更为复杂、健全、理性的头脑，放下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的整全性幻想以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形塑向未来敞开的包容心态和制度建设的想象力。
2011/09/27
| 《旺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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