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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钟一过，中诚雨伞厂的门卫便打开白天关闭的小门，不再对进出的青年人进行盘问。三两结伴的年轻人走出工厂，和附近工厂下晚班的工人一样，或到巷子出口的米粉摊买一份两元的河粉，或去百米外收费3.5元/时的网吧打游戏，或走到自己寻租的住处，打开房门，准备好好休整一下工作了十一个小时的身体。
夜晚的的萧下村因为这些年轻人的出现热闹了起来，偶尔还有在村子主路——一条两车道的公路——-上穿梭的集装箱重卡来为这热闹添加噪音元素，它们将这些年轻人白天的劳动产品装载入柜，送往各个物流配送站，发给世界各地的雨伞客户。
这就是我暑假进厂打工的地方，有着“伞都”之称的晋江市东石镇的一个普通村子—-萧下村。从七月六日到七月二十六日，我在萧下村一家名为中诚伞具的工厂做了二十天的雨伞工人，生产POE伞面的直骨雨伞（比如高尔夫伞）。打工的初衷是“了解同龄青年工人的想法，体验他们的生活”。现在来看，也能算是完成了这个目标吧。
一天十一小时工作，一周工作七天
进这家工厂前，我去过十几家工厂应聘，但都没有成功。大的工厂对于短期工人兴趣不大，他们考虑到培训费、熟练度等问题，更倾向于寻找长期工人。我在满街的招聘广告中寻找机会，那些广告大多承诺“提供住宿”但不包吃饭，很多工作对工人的要求不高，虽然标明“熟练者优先”，但这句话下面往往会附一句“心灵手巧者亦可”。碰壁多次以后，我走进萧下村主路边的“中诚伞具”，向保安询问招工情况。他随即把我带到厂子的办公室，等待通知。
“中诚雨具”是一家小型企业，厂区由三座五层楼房组成，进门右转的一座是办公室，一楼为食堂的那座是宿舍，最大的一座为厂房。我到办公室一楼找找到办公人员，他打了个电话，让我等POE车间主管下来，由他带我去厂房。这名重庆籍主管很热情的领我去了车间，简单的介绍了车间里的工作，就答应收下我在这里做工。工资全看计件数量，没有最低工资，没有劳动保险，没有登记身份证，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没有询问我的相关信息，入厂的手续简略的只有口头商议这一个环节。我将行李铺在八人间宿舍的床板上的时候，就算正式成为了这家伞具公司的车间工人。
进厂的第一天我就做了十一个小时的工，跟着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学习制伞技巧。这里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和周末休息的概念，一周七天都要加班做活，长期工每个月只有在发工资的第二天才能放一天的假。三天适应期后，管理固定了我的工作岗位：“穿中碟”—–将一种塑料碟片一一穿在伞骨上。熟练之后，我每天都能穿一百打左右的伞骨，也就是说，每天会做9600个重复动作。一打伞骨计6角钱，一天9600个重复动作，报酬就是60元。
最开始的几天我因为动作不熟，很难跟得上别人的进度，第一天的工资仅够吃饭，这让我很着急。和富士康等流水作业的大工厂不同，中诚雨伞这样的小厂车间管理相对松散，主管并不会时刻在背后催促你做工，工人可以在上班时间走动。第二天上班时，几位刚进厂不久的工友过来安慰我，用他们的经历帮我排遣焦躁和不安，其中一位小我两岁的青年人还手把手教我，帮我提高效率。他信心满满的对我保证，“再过几天你就和我一样快了，一开始大家都这样”。
铁打的宿舍，；流水的工人
全厂的工人2/3以上住在厂里。工厂的宿舍楼一层为食堂，二三楼为女寝，四五楼为男寝，加起来共有三十五间左右寝室。每个寝室摆放了三张宽窄不一的上下铺床位，中间和靠窗户的床板宽于门边的，可以放下两张凉席，这样就使得一个寝室最多能住进十个人。整个宿舍的家具除了三张床外，还有两个电扇，一个空调，但没有柜子，有的寝室有门锁有的没有，工人的物品就堆放在床下，贵重物品一般只能放在有密码的拉杆箱里或随身携带。
我住进寝室的第一天晚上，一个人一直等到十一点半也没见到有人回来。十二点左右朦朦胧胧的听到有人开了门，随即灯亮了，我看见两个烫发、中等身材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们边上床边听完了我的自我介绍，然后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哥们，抽烟不？”
寝室和车间楼梯有一点是一样的———没有扶手，从一层楼梯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层的楼梯。寝室里没有纸篓，走廊里没有垃圾道或者垃圾箱，每天早上把垃圾堆在门口，会有清洁阿姨在打扫楼道时一起收拾。走廊约有一米宽，上部横着一条栏杆用来晾晒衣物，外侧是一道一米高的水泥围栏，仅到我的腰部，在走廊行走你会不自觉地贴向墙根。寝室里晾衣服用的衣杆很有趣，插在扫把头上就是扫帚把，拔下来则变成了晾衣杆，无论内衣外衣大家都晾在这走廊，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
水房和澡间、厕所都在一楼，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洗澡间，那是一间空荡的屋子，除了瓷砖和地板那里什么也没有。洗澡的人需要自己在水房接满一桶水拎进去，然后用毛巾或水瓢充当水龙头。
一个重庆工友对这里的住宿条件很不满，他初二辍学后外出打工，到现在已经换过四家工厂，“之前住过的工厂条件都比这个好，这里的住宿很一般，除了空调以外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他所说的空调，是中诚公司在2010年安装的，在除了床铺别无他物的房间，那个科龙牌空调十分显眼。根据门上所贴的公司告示，公司每月给每个寝室100度电的补贴，超额部分由成员分摊。我向一位寝室的工友询问每人每月所交电费多少，他说大家都不关心这个，反正直接在工资里扣，他们也不去追究。
寝室墙皮斑驳的墙上呈现着品种丰富的“艺术品”———包括励志语录、书法签名、残破海报、过期报纸。我的床头就贴着一张刘涛的海报（注：一位内地女演员），上面横七竖八的写了很多痴情的话，像 “刘涛，你是我的人”，“真的爱你”，“你可以等我吗？”，“我要娶你做我的妻”等等。床头的另一侧的墙上刻了几行字，其中一行不知是真是假，“XXX，死亡于2005年5月29号”。有些墙上文字让人忍俊不禁，比如“兔子不吃窝边草，好马不吃回头草”，“美女何止千千万，不愿意喽咱再换”；有些让我感同身受，如“打工真苦，好想读书”。宿舍墙外有一个工友留下一首古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根据诗的落款，这首诗题于去年的除夕之夜。
山上青松，山下花，
花笑青松，不如它
有朝一日，霜雪降
只见青松，没有花
第一天入住的晚上，我也效仿着，在床头留下了一句诗，“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写完了自己陷入了疑惑，糟糠，真的能养出贤才吗？
《一起来看流星雨》与《新还珠格格》
工厂共有三条生产线，工人一百五十多人。除了少数搬运工外，工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一些当地学生在此打暑假工，其中最小的刚上小学六年级。
这些工人中，贵州籍工人占了大半。同寝的贵州工友对我说，一些工厂不喜欢招收贵州人，因为他们觉得贵州人“脾气不太好”，“喜欢打架”。他告诉我，在离萧下村不远的山前村，外来工人拉帮结派，“贵州帮”、“四川帮”、“河南帮”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那里的治安情况很不好。他说，萧下村没有这些情况，打架不多，也没形成什么帮派。
每天十一个小时的工作，占去了工人们大部分的时间。因此，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和晚班结束后的“宵夜”时间成为了工人们仅有的娱乐时间。午饭、晚饭和晚班结束时，宿舍楼一楼食堂的电视都会打开，给下班的年轻工人观看。我同寝的一位工友，和我年龄相仿，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电视。一般情况下，这台电视全天都锁定一个频道———湖南卫视。午饭时，芒果台能吸引十多个青年围坐一起，边吃饭边仰起头看电视播放的青春偶像剧。当时上映电视剧的名字不少人都熟悉——《一起来看流星雨》。
但是午饭时间看电视的人并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是《新还珠格格》开播的晚上。那天晚上我下楼打水，从食堂门口经过，看到一楼餐厅坐了几十个青年工友，不少人面前摆了零食，还有几位买了啤酒，大家有说有笑，全不似白天上班时的紧张，他们是如此的放松，以至于我走上三楼都还能听到食堂里不时爆发出的爽朗笑声。
青年工人们的电视剧喜好和我们有共同的一面，但在对新闻时事的关注度上与同龄大学生差别很大。
打工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比如姚明退役，“达芬奇”造假，赖昌星回国，动车失事。这些新闻在微博、人人网上我看到这些新闻被不断的提起，成为大家的谈资，但是在工厂，却掀不起一点波澜。动车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我和几位工友聊起此事，他们都说自己并没听说这个新闻，而且也没有向我询问事故的细节。整个工厂仍旧按照他的节奏在开工，收工，远在千里外的惊天事故没有在这里激起一丝一毫的情绪。
过年，是个麻烦的事
车间里，有两个读初中生的临时工和我关系很好，两人都来自贵州，都是布依族，其中那个女孩儿在山区长大，十岁那年随父母来到这里，还会将布依话，那个男孩子则一点布依语不会，只能讲汉话了。
女孩在上初二，今年十七岁。由于转学的缘故，她留级两年，因此比班上的同学都大。她和我说，她们在这里上学，和当地人一样不收学费和借读费，住宿生还有不少的补助。她所在的班级都是外地学生，她不喜欢学校的这种分班方法，也不喜欢班级的班主任。前几天他们趁老师不在，把班级的班费给分了，班主任回来之后还为此大骂了他们一顿。
女孩的父母在晋江的工厂上班，平时没时间管她，于是安排她到学校住宿，一周回一次家。我问她想不想老家，她点点头说“想”，但是又说，“可我都记不清老家的样子了。”。她和我说从她出来到现在，一次老家都没回过。虽然他父母年年回家，可他们并不带上她这个女儿。每次过年之前，她的父母都哄她说“今年一定带你回去！”，可是临过年了，又总改口，说什么“放学晚，开学早，来回待不了多久”，“不能耽误了读书”，于是就把她寄在亲戚或朋友那里，一家人分隔千里度过春节。
而那个男孩子则不必像女孩那样为过年这事情感到烦恼，他因为在学校打架，已经被老师劝退，打工结束就将回到老家。他和我说回老家能读最好的中学，“将来考大学考到北京去，去看看长城什么样子。”
厂子里像这个女孩一样过节不回家的也有几位，我问了几个工友，他们觉得回不去家也没什么，其中一位和我说，“过年的话，钱够了回去一趟，钱不够了留这继续挣。”
多数人还是希望回家过年的。不少人是等过年回一趟家看看情况，休整一下再决定第二年打工的地方。过年是整个厂区最大的事情，它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而且是工人流动最频繁的时段，春节前后公认的流动是全年最频繁的。过年，对于工人和工厂来说，都是一个麻烦的事。
迟到的工资
在工厂的最后几天，我发现身上起了一些红点，很痒，而且越长越多，让人总会忍不住的去抓挠。我害怕这些红点与近两天生产的纤维伞骨有关，因此决定停止在这里的工作。
最后一天去和车间的管理说退工的事情，主管显得很为难，说因为没做够三十天，按规定不能领取工资。为了离开工厂，我不得不按照请假的规格先请了三天假，搬出工厂。走之前工友们知道了这个事情，一些人走来和我讨论。有支招的，有现身说法的，有劝我再做几天凑够天数的。那个布依族女孩也来劝我不要走，只是她的理由有些蹊跷，“你走了上班就不好玩了”。
最终我和主管商定，工资由我在晋江的同学代领，我签一份委托书放在主管那里，等到能开支的时候让我的同学到工厂签字，领取我的工资。我们签委托书的时候他把领工资的具体日期省略，工资金额省略，口头允诺我八月六号发给工资。最终，我的同学在八月十五号领到了我的工钱，总共被扣除了四十块“杂费”，而且最后一天上午的工作没有被计算在内。
从工厂退工出来后，我又到了晋江的其他地方，试探过几家著名运动品牌的工厂，如乔丹（中国）、德尔惠、美克，发现这些工厂的工作和中诚雨伞一样，每天十小时以上，一周七天，有的一个月放假两天，有的放假一天；工资多为计件结算，没有每小时最低工资。
工厂到学校的距离，不仅仅是从福建到成都的距离，实际上，那些距离要比这三千公里更加遥远。
环境的因素不断地在影响着青年人的性格、认知，将同龄的大学生和青年工人之间的差异越拉越大，想要改善这种巨大的差异要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东石镇，青年工人约有十万，在整个中国，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一亿。
关心工人生存生活情况，关心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维权状况，放宽户籍政策，允许更多的工人在城市落下户口，社会要做的还有很多；了解同龄工人的生活、工作，了解校园以外的世界，我们大学生要做的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