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杂志2009年的一份报道近日再次引起公众热议，根据其当年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但是一些专家引用多方数据，使用多个术语阐述了《福布斯》杂志的不科学之处。
这让笔者不禁想到一句话：“永远不要和专家争论，他们会用复杂的技术细节淹没你的感觉、常识和逻辑，并用他的信息优势击败你！”如果拘于税种、税率，就会陷入学术争论的泥潭而得不到任何有力的剖析和清晰的结论。
经济学中最简单的三部门模型中，仅有消费、储蓄、税收三个部分。政府收入即为税。这虽不符合税收的实际操作概念，但如果着眼全民的“痛苦”程度，侧重点就是公众支付给政府的总额，所以这并非偷换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出让金等同于土地税；公路收费也不过是政府拍卖的税收权；等同政府部门的垄断国企的超额利润，也是税收的一种形式。
从税支出角度来讲，所有政府的支出均来源于税。为了避免情绪、简化问题，假设我们处于一个完美的公民社会，不透明支出、腐败等，都不存在，税中应该用在福利的那一部分已完美的用于公民的各种福利，如医疗、教育等。扣除福利部分后剩余的税的主要用途就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投资，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峡、高速路网、机场、高铁、地铁等基础设施。即便其中有些是靠经营的滚动来投入建设，但大型公共设施能通过经营快速回收成本并再投入，这本来就意味着政府垄断经营的超额利润，所以本质上仍是税的一种形式。为人诟病的收费高速公路就是绝妙的注释，即使是私人投资或贷款，垄断条件下的过路费不过是税的另一个马甲。这些基础设施、大型工程的最终支付人还是社会公众，所以，皆可归于扣除福利后的那部分税。
这些大型的工程、基础设施一方面能为当代人带来福利，另一方面，由于其使用期限非常长，也会惠及后人，正如欧美百年前的基础设施仍旧可用。所以这些设施实质上就是一种劳动、财富的代际转移，而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这部分税就具有了代际转移功能。
栽树必累，乘凉必逸，这自不必言说。纽约的地铁网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2007年仍在扩建其7号线，而北京同年就有6条地铁线开工，且长度已有望超过纽约。同样，上海地铁也只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拥有11条线路。当代国人在30年内走完西方100年的路，给后人建起一个完备的基础设施，这又怎能不辛苦呢，又怎么能不痛苦呢？
所以，真正让人痛苦的不是用于福利的税，而税中扣除了福利的那一部分，也即大型工程、基础设施投资，这才是“痛苦的税”，这痛苦一方面来源于个体对非独占的福利感受较弱，不像教育、医疗那么直接；另一方面这部分税的确转移走了当代人的福利。国内固定投资占GDP较大比例，而教育、医疗投入不足正是其写照。
更令人感叹民生多艰的是，在中国，这种代际转移的含义除了经典的“向后代的转移”，还有另一层“向前辈的代际转移”含义，即弥补前人欠债，弥补建国后耽误的经济建设，而这必然也出于“痛苦的税”！更令人感叹的是，这种代际转移，不光凝结为水泥，也凝结到美债，最终变为美国人的医保中的“伟哥”。
经过国人在短短30年内的努力，中国已经赶美超英，变为第二大经济体，显而易见，巨大的发展、飞速的赶超背后必定有辛勤的劳动和汗血。把赶超体现得淋漓尽致的高铁、奥运、世博、三峡、进藏铁路、南水北调，上天的天宫，下海的深潜，庞大美债，这些都是“活劳动”的凝结，而“活劳动”的支付、转移形式就是“痛苦的税”，正是这些痛苦的税支撑了中国的面貌在短短30年间的飞速发展。
从这个意义讲，痛苦的税正体现了国人为30年来巨大发展的辛勤付出。痛苦的税不过是“伟大复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第一”等等溢美之词的另一种表述，描述了成绩背后的汗水。冰心老人有首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一方面奋力歌颂这个伟大的赶超，但在另一方面却不承认这个赶超中公众付出的辛勤劳动——坚称中国人税负不重就如同坚称中国人悠闲更胜于他国，这种对基本国情选择性失明，顾左右而言技术细节的逻辑分裂不是出于学术的无知，而是出于良知的缺失。
实际上，这种代际转移在很多国家中都存在，不过基于各国的实际情况，转移情况各有不同。欧美发达国家一边在享受前人的劳动，享受前人遗留下的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一边却大举举债，让后代还债，强迫后人为当代人付出劳动。这是由于在其制度下，政治家为了选票而讨好当代人，而下一代还未出生，无法为自己利益而投票。
但极具中国特色的官员“反向”地追求庞大的代际转移，并不是为了让下一代坐享良好的基础设施，获取庞大的外债，而是因为一方面出于经济结构的必然，另外一方面则是出于对GDP政绩的追求以及这个过程中衍生利益。所以，这种代际的转移支付必然伴生腐败、豆腐渣工程、面子工程等。如果说具有代际转移功能的“痛苦的税”是炙烤国人的火，那么非协商纳税、不透明的开支、腐败和不公就如同火上浇油，让国人的痛苦倍增。
原文发于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