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官媒报道,2011年9月20日,印度《经济时报》称,根据卢比购买力算得的GDP,2011年,日本可能被再度超越,世界第三的位置将让贤于印度。
从1990年代始,印度实行经济改革。1992年后,印度象雄起,GDP增幅从1年前的1.3%迅速升高至1996年的7.8%。5年间,印度实现经济年均增长6.2%,而后,“九五”期间(1997年—2002年),年均再涨5.5%。2002年后的5年里,印度又以3.8%、8.1%、7.5%、9.4%、9.9%的GDP增幅,保持高增长的经济姿态。2011年8月31日,印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制造业、贸易及酒店等行业的强劲带动,第二季度GDP增速达8.8%,比一季度高出0.2个百分点,创3年以来的新高。消息一出,国内欢欣鼓舞。
“无论何种困难,必须确保8%以上的经济增长。”7月末,一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活动上,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强调,印度不能容忍低增长。“这届印度领导多数有过在美国、欧洲的工作经历,比起百姓生活,他们更关注数据。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70%的人口是农民,而印度的主流社会离纽约、北京很近,离农村却很远。”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中心印籍教授比诺德·辛说,与中国大陆一样,时下的印度大兴土木,改建港口、新建机场。5年来,印度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已超过100亿美元,而“十二五”规划中,政府还将通过各种途径追加5000亿美元,此种力度过去60年从未有过。“比如,由于国内至今交通不便,印度的硬性指标是,每天必须修建18公里的高速公路。如果承建商提前完工,政府将嘉奖,否则处罚。”比诺德说。而这就是印度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因为贫困问题尚未解决,所以要保证GDP增长。而在过去20年,“脱贫”也是印度经济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初时,海外的印度人、美国的风投公司,以及巴菲特、索罗斯等因为看好印度的软件、药物、生物技术等企业,开始通过孟买的两个股票市场实行短期投资。”比诺德说,印度的经济开放从资本市场开始,但在1998年之前,改革并不非常令人满意。“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这是一个亲商的党派,改革力度较大。”比诺德认为,印度经济因此颇为受益。“其一,他们拿了世界银行的贷款,邀请全球的企业来印度修建高速公路,彻底改变了印度的经济形象。其二,开放电信市场。目前,印度拥有20多家电信公司,竞争非常激烈,而结果是,印度的电话费几乎全世界最便宜。其三,大力推动电信、IT外包等服务业。”;“从具体行业来看,IT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显而易见,并在极短的时间里成就了一批印度的亿万富翁。”斯瓦兰说。“与先农业,后制造业、工业,最后服务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同,印度几乎跳过了制造业、工业,直接推进服务业。”比诺德分析道。
20年来,服务业的发展催生了相当部分的印度中产群体。由于政府批准了几千所私立计算机培训机构,而IT课程也在大学里全面推广,出身普通的年轻人只要考取相关的技术资格证,便可进入IT企业接受培训、上工,拿几万卢比的薪水。令人羡慕的是,中产群体的吸收者大多是印度中小企业,他们对员工非常重视,社会责任感很强。据介绍,次贷危机之前,印度IT企业几乎保持每年30%以上的增幅,而包括IT业在内的服务业每年对GDP的贡献高达60%。
笔者从来反对那种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DP增长。GDP再快外资再多外汇储备再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虽然中国大陆官媒在报道印度经济增长时连篇累牍地罗列印度的很多问题,但从来不说明它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GDP增长和个人收入总的来说是同步的。而在中国大陆,据统计,劳动报酬在1983年占中国大陆GDP的57%,2005年降到37%,此后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这种GDP增长和个人收入脱节在印度是不会发生的。
有两个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被公认为是中国大陆相对于印度的一个巨大优势。许多中国大陆学者和官员相信,较之于印度,中国大陆的巨大的优势是它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中国大陆政府快速进行基建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但这个基础设施的优势是不是就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优势?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都这样认为。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经济发展来源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的话,那么过去400年统治世界经济的不应该是西方人而应该是埃及人和中国大陆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国大陆人可以建长城和挖运河,但这些建设基础设施能力带来了什么经济优势?与许多其它有害的经济观点一样,这种观点在事实层面上也是错误的。那种相信中国大陆成功应归功于基础建投资和FDI的观点,源自于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观察。但是如果中国大陆将视野放宽到1980年代,得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图景。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十分有活力,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1990年代。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吸引多少FDI,最高只有30亿美元,在当时中国大陆总投资额中微不足道。尽管中印两国的增长率在最近几年已经趋近,但毫无疑问,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是远超过印度的,也即中国大陆经济表现最强劲的年代恰恰是依赖外资最少的年代。
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基础设施其实是落后于印度的。在1989年,印度的公路通车里程是140万公里,而中国大陆只有86.2万公里,印度的铁路交通也更为发达。在1975年,尽管面积比中国大陆小,但是印度拥有6万公里的铁路,中国大陆只有4.6万公里。到了1995年,中国大陆的铁路仍然比印度的短。一个衡量铁路系统“质量”的指标是电气化铁路的里程数,在这一方面印度也是超过中国大陆的。1989年,印度电气化铁路为5345公里,中国大陆只有1700公里。1980年代中国大陆在基建上的落后,并没有阻碍中国大陆在10年中取得远远超过印度的增长成绩。
将中国大陆的经济成功归结于FDI和基建投资是因果倒置。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更符合事实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中国大陆有了经济增长,因为中国大陆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了后来的FDI和基建投资的增长。
现在,印度正在复制真实的中国大陆“奇迹”。一旦它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一段时间,FDI就会进入这个国家,无论它的基建状况是怎样的不尽如人意。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将被随后用于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印度正在吸引着巨大的FDI,尽管没有达到中国大陆的速度,但是印度的基建设施也有很大提高。
像中印这样的穷国必须非常明智地进行资本配置,印度政府的投资重点是它的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而不是修建机场和高速公路。只要印度能将增长率保持在6%到7%,它就会有足够的资源为机场和高速公路建设进行自我融资。对于穷国来说,借助未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为代价高昂的基建融资,要远比向广大贫穷的老百姓征税更为有效率和更公正。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平价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GDP计算,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国大陆一直在印度后面。但到了19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不光超过了印度,并把印度远远甩在身后。威权模式似乎已经赢得了经济竞赛。而中国大陆的“老朋友”巴基斯坦,在1990年人均GDP是374美元,与此同时印度是465美元。到了2008年巴基斯坦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14美元,而印度是650美元。威权模式在“老朋友”那里也赢得了经济竞赛。在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印度归为全球54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之一,而巴基斯坦则被列为全球55个威权国家之一。
如果中国大陆分析问题仅仅用中国大陆能看得到的信息来对一个问题下结论,那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分析方法,在统计学里这个叫变量遗漏偏差。和印度相比,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建路,将教育和卫生提供的成本转嫁给中国大陆老百姓。而印度却大力地加强它的基础教育投资,力争补回它在民主期间犯下的忽视基础教育的巨大错误。
最近网上有一帖子“印度最新人口12亿,将为1.2亿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让人心里再起波澜。医疗、教育是国民两大基本的人权保障,可时至今日中国大陆还在用“国情”来搪塞。中国大陆的国人知情权有限,无关特权阶层利益的知道的也许比自由的美国人知道的都多,可是一涉及到特权阶层利益的想知道点就难了。
整理一下被允许国人知道的信息,看看中国大陆的国情,究竟是什么国情吧!
全民免费医疗,听起来是很难的一件事。中国大陆十三亿人口,似乎根本不现实。但印度1947年才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就在1949年通过的宪法中确立了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虽然当时的全民免费医疗还未能完全落实,重大疾病还需要个人负担一部分,可是却规定先看病后补交费用,所以大多数困难患者补交不上的费用,也就都由政府买单了。印度与“新中国”同样的时间,全民免费医疗已经实至名归了。并且政府办的医院对于所有在印度的人都不收费,无论你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享受免费医疗。“新中国”以人为本是折腾人,人家的以人为本是服务人。被“新中国”整天吹虚的医疗保障政绩,是要国民先得忍着病痛,迟误最佳的治疗时机,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自筹昂贵的医疗费,没钱就只能等死。筹到钱后也很难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并且要被折腾个六门到底去报销。还常常被以没钱为由一推六二五,最终也只能报销实际费用中的一小部分。为自己是“新中国”而“自豪”的国人大概不知道让许多国人蔑视的穷印度却已经几十年以前就做到有病先看病,治好病再谈钱,而且困难的国民,实际上还都由政府买单,医疗费用的麻烦都留给政府了。即便如此,人家也没有敢称“人民政府”!
德里大学一名社会学教授很为印度这种福利制度感到骄傲,他说:“谁都可能生病,但大部分起初只是得一些小病。如果小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则可有效防止发展成大病,这对于国家来说可以节省更多医疗支出,对于民众来说可以减少对其它相关开支的担忧。从长远来看,是一项小投入大回报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最终的结果是人民健康得以保证,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印度独立以来,尽管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排名仍不靠前,但全国人口预期寿命已增长了一倍,婴儿死亡率也下降了70个百分点。民选政府拚命讨好民众,印度财政部一位官员说:“政府每年用于免费医疗的费用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很大,但政府为了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一直在尽力而为。再说,政府的钱也是取之于民,现在以这种形式用之于民,也是用得其所。”他认为,人民的健康高于一切,政府应该在保障人民健康方面不惜代价、不遗余力。这与“新中国”顽固地用“国情”搪塞国民的健康保障需求形成鲜明的对比。
许多“中国特色”的阿Q们甚至不惜到印度的犄角旮旯拍些设备简陋的医疗环境来给自己没有医疗保障找借口。但与印度比,“新中国”的特色又是什么?!印度虽然不太富裕,并且人口众多,但医疗保障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除了国家级医院、邦(省)级医院、地区级医院、县级医院和乡级医院之外还有各级医疗中心。据统计,印度共有1.2万所医院、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2000多个社区医疗中心和2.7万个诊疗所。固定数量的民众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医务人员。这些遍布全国的政府医疗机构满足了大多数国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印度的医疗体制也与大锅饭时代的中国大陆不同,医疗保障照顾到不同层次的需要。是即遵循价值规律,又兼顾全体国民的福利体制。印度人认识到,医疗卫生体制如果完全按商业化、市场化运作,难以实现医疗保障的公平,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印度医疗保障制度始终坚持“两手抓”:既扶持政府医院稳定运转,又鼓励私立医院健康发展。政府医院不以营利为优先目的,条件相对较差;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很自然地“分流”到条件更好的私立医院。政府设立的医院条件虽然相对较差,但这种差别是相对的,不是一些国民臆测的简陋得无法保障国民对于医疗保障的需求。距离全印医学院几公里远的私立阿波罗医院看上去就好像一座五星级宾馆,院子里绿草如茵,病房宽敞明亮,各种先进医疗设备一应俱全。私立医院拥有高水平的医务人员,很多医生持有英国皇家医学院等著名医学院校颁发的高级资质证书。在高水准的私立医院就诊,当然比公立医院费用高,但按照一般国际标准衡量,价格仍然是相对便宜的。因此常有大批西方国家的患者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医。
2008年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同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3.41倍,印度以中国大陆三分一的国土,负担与中国大陆相当的人口,以中国大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同的时间内都能为十多亿人口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哪怕这些福利再不完善,“新中国”还有脸再去找人家的瑕疵么?!然而每当有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到教育与医疗问题时,国人的耳旁就时常响起官员们:全民免费义务教育不符合中国大陆国情,全民免费医疗不符合中国大陆国情。那么究竟中国大陆是什么样的国情?是曾经被殖民的程度不够还是被殖民的时间太短?!
与“新中国”有着太多相近的印度,走出一条全民免费医疗的成功之路,事实告诉人们:财富不是衡量医疗制度的绝对标准,重要的是社会公平和兼顾利益平衡,是执政理念差别。“两条腿走路”的印度医疗保障体系,最终使得印度的富人和穷人患者各有所依、各得其所。难怪,印度的学者会与政府官员、老百姓一样由衷地为自己国家的这种福利制度感到骄傲。
在这一点上,比起那些利益既得却总想以“理性”来封老百姓嘴巴的中国大陆学者们,印度的确值得骄傲!
中国大陆自计划生育以来,教育需求度提高了,负担也随之巨增。中国大陆的教育都快成了即得利益阶层的特权了。而印度的基础教育采取的是10+2的教育体系,其中1到5年级为小学,6到8年级为初中,9到10年级为高中,另外11年级和12年级为“后高中”阶段,但只会在一些重点学校或规模较大的学校里设置,这两年一般被看作是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之前的“预备阶段”。印度在12年教育当中,1年级到8年级为全免费的义务教育,9年级以上会收取相应的象征性学费(而且正在逐年减少),数额根据印度各邦的发展水平及福利状况而各不相同,具体从每年48卢比到360卢比不等(5卢比约合人民币1元)。并且为独生女孩提供直到研究生的免费教育,女性教育直接关系着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基础教育阶段,1年级到8年级,学校不会向学生收取任何学费,教材也是由政府专门拨款购置并向学生免费提供的。除此之外,每位在校的学生每年还可以免费领取冬、夏以及春秋季三套校服。现在全印度1.2亿学生全部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了。许多住宿学校的学生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被褥、牙膏、毛巾之类的一应生活需要都由政府提供。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唯一需要负担的费用是每月12卢比(合2.4元人民币)的“政府福利基金”(仅相当于印度平均工薪三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学生每年只需要缴144卢比,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30元。此项收费一般也不必再上交给政府,而是学校自主在诸如小规模的维修校舍、举办文体活动中使用。
而“新中国”呢?说是普及9年义务教育,但仍有很多地方有名无实,各种名目的从学生和家长身上敲骨吸髓,民众怨声载道;更遑论象印度那样普及12年教育了。至于大学教育,“新中国”名义上每年每生费用也只合人民币3百元左右,但实际上每个大学生都成了被高利盘剥的对象,太多的普通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后,就立即陷入贫困阶级。……
报载,2008年中国大陆的GDP就已经超过三万多亿美元,而同期的印度则不足一万亿美元。中国大陆的国情,完全有能力实行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然而2010-2020年新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却仍然确定教育投入2012年才努力达到GDP的4%,2020年才努力达到GDP的5%。尚不足印度的一半。这就是“崛起”了的“新中国”?!
“崛起”了的“新中国”,崛起的是党政机构和官僚阶层,绝不是老百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财政四大块支出中,排名第一的是行政管理费用,高达22%以上,不仅远远超过欧洲,竟然也在这一比例很高的美国(不到10%)之上。其次是建设费用。而事关民生的教育、医疗、社保、优抚等所有公共投入,竟然才排位第三,仅高于国防开支。1991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5.1%,发展中国大陆家为4.1%。“新中国”1993年发布的《中国大陆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这一比例在2000年才要努力达到4%,可直到2003年只达到2.84%,2004年更降低到2.79%。2007年12月26日第五届中国大陆经济展望论坛邀请到北京大学中国大陆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她在报告中表示教育投入至今仍没有达到GDP的4%,就是说“崛起”了的“新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就提出来要在2000年底把我们财政性的教育投入提高到GDP的4%,可至今为止还低于这样的指标!
据相关部门的数据,仅1993-2003年,“崛起”了的“新中国”全国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欠账就达到9391亿元。除了投入有限,国家优先发展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战略,以政策掠夺方式,造成“东南部像欧洲,西部像非洲”的怪异现象,还演出西部50.6万代课教师20年拿40-80元代课费的惨剧。现在全国取消代课教师了,可贫困落后地区的教师式工薪仍然跟不上通胀的速度,低于月薪2000元仍然是普遍现象。此外,教育经费管理不透明,基层管理部门侵吞严重。如2007年7月25日羊城晚报报道“广东上年享受义务教育的1000.8万名农村学生中,25万多名属于子虚乌有,多获得省财政补助资金1027.9万元”,类似事件中的经费,多被管理部门当福利开销了,根本用不到教育一线。
超低的教育投入,管理漏洞造成的挥霍,使国民的教育负担已经不堪重负了。医疗改革不但没有给国民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反到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新途径。看看被许多国民称为阿三的印度,“崛起”了的“新中国”又该是阿几?!
“崛起”了的“新中国”是世界第三也好,第二也罢,都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有多大关系。在惠及全体民众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唯独“中国特色”于世界潮流之外。但官媒一些无耻的评论,却偏要到印度的犄角旮旯找些垃圾与蚊子、臭虫之类的给国人找点活下去理由,似乎要让“特色”国民无地自容!但经过中印对比,该脸红、无地自容的又是谁?!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时,在印度国内造成的轰动,印度媒体的全方位密集报道,远比奥巴马到中国访问那次还强烈。当然,美印之间没有台湾问题,没有人权问题,没有人民币升值及贸易逆差等摩擦,两个全球最大民主国家,价值观基本一致,所以两国元首见面,如同是一家人。而奥巴马最令印度人兴奋的讲话,还不是用印度语说“非常衷心地感谢”,而是明确表态,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随着印度国际地位的提升,印度的经济也在快速增长,更有跟中国大陆一比高低的劲头。据最新统计,今年印度第二季的经济增长率达8.8%。印度财长说,印度经济已走上正轨,将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最近的封面文章“印度将如何超越中国”中预言:印度正创造令人吃惊的经济奇迹,最晚不超过2013年,其增长速度将超越中国。
美印的经济、政治、还有军事的联手,尤其是印度本身的经济腾飞,都令世人关注。在比较了中国大陆和印度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诸层面之后,人们可以预测:到底哪一个会成为这场全球化赛跑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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