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似乎就是为了何伟的写作而存在的。”——《New York Times》
陈丹青谈到自己当年在赣南插队落户时，说“夜里在空街陋巷到处找，没处睡，结果好像是翻墙进了什么院子，立马躺倒，过了一夜。而且心里狂喜得意，好浪漫，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睡在大时代啊。”大时代是什么？是搞革命闹运动？是南征北战外交风云？是经济飞跃制度改革？对于身处其中的老百姓，没人知道大时代是什么。他们只记得：那一年颠沛流离，那一年妻离子散，那一年饿死人了，那一年庄家荒了，那一年打工见识了大城市，那一年攒了比种两年地还多的钱……
从1979年，小平画个圈开始“变法”至今，中国在经历大时代吗？未来的史册必定会如此定位这个年代。美国人Peter Hessler（何伟）写于2001年至2007年间的《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正是记录了一个旁观者对中国这个正在发生着的“大时代”的观察。我很喜欢Hessler这本书，不是因为它记录了大时代，而是因为它关怀的是大时代中被忽视和遗忘的东西：个体。它抛弃了大而无当的研究分析，避开了被载入史册的大事件大人物，记录的是Hessler眼中细碎的真实，来一个有一个自活生生的中国普通人。从荒无人烟的西北边境线，到繁荣一派的南方，Hessler的记录如显微镜一般划过当代中国粗粝紧绷的皮肤。
2001年至2007年，可以说是中国真正开始加速现代化的几年。如Hessler在书中提到的汽车行业猛速发展，大城市经济向郊县的扩张。2001年，仅北京就新发放了三十多万本驾照，差不多每天有一千人成为司机。以温州为典型的南方中小型工业城市诞生和蔓延就如草莓的营养繁殖一般迅猛。在《Country Driving》中，Hessler分两条线索记录了自己在北部边境和南方一个工业小镇的生活见闻，两段旅途经历之间则花大量笔墨特写了北京郊县一家农户在这些年里的变化。从北方的乡村，到南方的工厂，Hessler的几年观察就好似一个当代中国的象征。有句古话说：“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自古以来，中国都是南富北贫，北方农村干燥粗犷，南方小镇温润细腻。而今，小平“变法”数十年，中国像一名脱贫致富的北方老农，卖了地，经了商，去了南方，办了工厂，进了市场。Hessler就像这名老农的旅伴，从北方的乡村跟随到了南方的工厂，还细腻地为他绘制了一幅特写肖像。
遥远的边疆
2001年，Hessler通过了让他匪夷所思的中国驾照考试，开始了中国之旅。他沿着北部的长城向西，一路见到了修建于不同朝代的古长城和作为旅游开发的赝品长城。路过村庄，穿越荒漠，他不断被这个国度光怪陆离的奇异所吸引，也不断成长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学会用中国方法来应付中国规则。因为是外国记者，Hessler受到村民带着猎奇心理的欢迎，也时常感受到他们无来由的警惕，就连搭便车的老百姓也会问：“你是间谍吗？”。他与多年来靠自学研究古长城的农民谈论历史，也会请职业风水先生帮忙解决车辆抛锚问题，因为该风水先生的名片上还印着：“拖移车辆”这项业务——项目编号是二十二，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
在黄土高原一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Hessler看到明代的城墙上刷着标语：“抓住世行贷款机遇，帮助山区脱贫致富”。跟当地人聊上一阵，却发现那些干活的农民只是在满山坡地挖坑，却步栽树。他们一边义愤填膺地骂政府贪腐，一边在曾经的耕地上挖坑，而报酬是每天五包名叫“清真牛肉面”的袋装方便面——当然，他们没有选择，否则就拿不到救济金。这样一个项目下来，政府换来的是世界银行千万的贷款和“保水固土”的政绩。Hessler很好奇世界银行为何会向中国投资无数这种项目，也很好奇为什么贫困地区的村干部都爱黑色桑塔纳。即使熟悉很多中国社会规则的中国通，他还是觉得一个县乡级政府能够在世界银行和老百姓直接运筹帷幄是难以理解的。
途经内蒙古成吉思汗墓，Hessler遇到了一位蒙古族女导游。在Hessler与喝醉了酒的女导游交谈之中，我没有丝毫感觉到“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的民族大团结，却因女导游的醉话而情绪不稳定。这个24岁的蒙古女孩告诉Hessler，内蒙古成吉思汗墓是个假的，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葬在哪里。在她的眼里，成吉思汗是最伟大的民族领袖，像希特勒，像本拉登，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当他（本拉登）袭击了美国，我为他与阿富汗欢呼。这不是反对美国，而是因为塔利班民族太弱小了，他们想引起关注。”她在拉登和塔利班身上看到了蒙古族的影子。她觉得成吉思汗曾经带领蒙古族辉煌过，而今却衰落了，“我们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我们和中国人不一样，完全是两个种族。蒙古人喜欢自由，但自由对中国人无所谓。”而作为中国一个自治区的内蒙古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方式的摧毁下，正在经受一场生态浩劫（ecological disaster）。“这就是为什么北京每年春天都有沙尘暴。”
数十年来，绝大部分中国人，在历史文本和媒体报道中，见到的都是和谐的各民族繁荣。但在新闻联播和春晚年年都有的民族大团结戏份之后，我们从来没办法知道一个蒙古女孩的真实体验是什么。大大小小众多民族，他们对这个国度的体验和自己身份认同究竟是什么？你永远不可能从一则简讯和一台晚会上感受到。但事实上，Hessler所了解到的并非负面新闻一样的“国家机密”，而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关键在于，这种日常生活是被彻底边缘化的，以至我们渐渐失去了想了解真实的欲望，觉得镜头前的笑脸是发自内心的。
注：Hessler与蒙古女导游交谈的一段内容在上海译文出版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中被删减。文中引用内容是从Harper版的《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翻译而来。
北方的村庄
2002年，Hessler在北京怀柔一个叫三岔的村庄住了下来。在三岔村的几年时间，他与房东魏子琦（音译）一家共同生活，几乎成为家庭的一员。那几年，正是北京重点建设区县经济的时间，Hessler见证了魏子琦如何从老实巴交的农民转变成一个颇有心计的商人。也见证了魏家每个人在逐渐富裕的过程中如何转变。从最刚到村庄被警察盘问驱逐，到几年后离开村庄，Hessler在三岔村结识了各种性格的村民，认识了中国农村的各种“行为规范”：如何与村民交流，如何与干部打交道，如何织罗关系圈子，以及如何入党参政。
如果三岔村算是改革潮流中的农村转型样本，魏子琦一家就是典型的个体样本。随着汽车工业飞速发展，北京对周边区县加大了以旅游为主的商业投资，旅游成了京郊农民进入市场经济的最佳途径。魏子琦便是其中一个。他本就头脑灵活，有与人交流和发现机遇的天赋。乡镇府不给傻子亲戚发补贴，他就很聪明地将傻子丢在乡镇府大院，等着政府出钱了事。京郊游刚开始热起来，他就做起了餐馆，成了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等到大家都纷纷经商开馆子，他已经成了村里第一个有汽车的人。当自己在村里影响力越来越大，魏子琦就想到了入党从政，不是热心政治，而是因为他清楚，在“关系”最大的中国，有了权，什么事儿都好办。
看着家里越来越有钱，男人的风头越出越大，妻子曹春梅却愈加心事重重。她为生意操心睡不好吃不好，又心存“男人有钱就变坏”的隐忧，但却永远只有一句话：“我不管。”在她看来，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男人自己的事，她是女人，不该管。无法承担内心压力之时，她便求助自己也不理解的佛教小册子，因为那使她觉得“平静”。在家庭“现代化”中，魏子琦的儿子魏佳（音译）最开心。Hessler刚进村的时候，魏佳是一个腼腆体弱的小男孩。后来则爱上了各种速食和有线电视，变成了像城市男孩一样的小胖子。
魏子琦一家的变化，其实也正是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农民传统社会的缩影。当代中国的许多地方正如Hessler用来形容魏子琦一家的一句话：有时候，他们好像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最糟糕的部分：最坏的现代化习惯，和最坏的传统价值观。（Sometimes they seemed to grasp instinctively at the worst of both worlds: the worst morden habits, the worst traditional beliefs.）
南方的工厂
在南方工业小城丽水，Hessler在路边认识了一个创业的小老板高林峰（音译）。他带着一个亲戚几个技工，来到小镇开工厂，生产胸罩里的钢圈（bra ring）。第三部分《工厂》的叙述跟着高老板和他的工厂展开，从租厂房找工人，到拆厂房换地方，Hessler见证了一个中国南方小老板的创业历程，也从中窥见了中国改革浪潮中人民从土地走向工厂的简史。这段历史不是杂志封面大标题，更不是一路飙升的数据曲线，而是老板和打工仔各自的酸甜苦辣，五味陈杂。
从Hessler几年的观察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工业城镇的诞生史：炸山开路——建房招商——老板入住——工人入住——工厂出现——小商店小生意出现——工厂林立——工人增加——大商店大生意出现——走穴歌舞团和洗头房出现——雏形城市诞生，整个过程就像一场迷你的畸形资本主义的分娩。在政府的力量驱动下，村镇夷为开发区，农民走进车间。但这条城市化道路看似良好却先天不足，法制欠缺规则不明，人人都缺乏经验，凭着一股铤而走险的劲头开工，用聪明的头脑去创造各种“土法高科技”。作为老板，一台来历不明的机器和一个脑瓜灵活的技工，配上一个车间便可以开始招工。作为工人，扔下锄头，揣上假冒身份证，跟着老乡进厂就能做起手工业。当工业城市初具规模，老板和工人都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却也遇上了生活的迷惘。年近中年的老板们的心思在赚更多钱的念头里纠缠不休，正值青春的工人则在宿舍的床头贴上了洛克菲勒和毛泽东的“名人名言”。
Hessler在这段叙述中写到了一个忽悠了三个老板的传奇技工，名叫刘宏伟（音译）。他没上过什么学，依仗自己天资聪明，在一家工厂仿造了一台欧洲机器，并画了图纸。之后，他便将这张图纸“独家”卖给一个又一个老板，冒着被南方老板买凶杀掉的风险，靠交易“商业机密”发了家。这个混合着黑道与商战的欺诈故事，却普及了生产Bra Ring的机器，改变了这一行业的垄断现象。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传奇，才有了高老板工厂的诞生和倒掉。传奇故事和中国老板工人的生活让Hessler充满好奇，如同在体验一场荒诞闹剧。但却正是千万场同样的闹剧改变着千万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国家社会的形态。这是一场有着山寨手机范儿的工业现代化进程，高速庞大，功能繁复，豪华外壳底下交织的是各种来历不明的零件，声如洪钟的喇叭彻夜唱着“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
国家在漂移，人民在呕吐
在跟着Hessler从北发到南方“寻路中国”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中国遍地诡异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人民在这场现代化中感觉到究竟是福是祸？Hessler在书中说，在中国的时间越长，就越担心中国人如何应对国家的飞速变化。他没有否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但出现在人民身上的问题绝不仅仅因为现代化。在他看来，与国家现代化相比，“这个民族更大的困扰在于个人和内在（personal and internal）”。这个已经敢于叫板世界的现代化国家就是一列高速行驶的高铁，不但拥有优美的子弹头弧形车体，还时不时玩起弯道漂移。而车厢里人民，却常常吐得一片狼藉，不知道如何应对这华丽的转弯。
近日在读远流版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唐师这样描述社会转型：“一个衰势文明，在一个入侵的强势文明挑战之下，双反交流激荡的结果，往往是守卫者的母文化但余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则多属污染。其中最糟的就变成非牛非马的”殖民地文化（或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文化）了。” 以这一观点来看，现代化转型，或曰西化转型仍在阵痛期的90年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也是这么一个”四不像“国度。这不正是 Hessler 在魏子琦一家人身上看到的吗？
唐德刚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传统国家政治的组织形式是“国家强于社会”。他认为，在这种形式中以传统家族为基础，中国是“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以此观之，“小平变法”算是以行政力量调整了“士农工商”的传统序列，将中国社会阶层变成了“士商工农”。这是现代化转型的必然，但却依然还在路上疼痛着。因为时至今日，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是“国家强于社会”，国家在华丽漂移，人民在痛苦呕吐。
从Hessler开始寻路中国的2001年算起，短短十年间，“中国崛起”成了国际热点议题，而世界第一速度的轮番意外也正在发生，无需我在此赘述。上周《南方周末》一篇题为《“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要命’》的文章中有段论述很到位：“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会酿成社会灾难？根本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政治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缺乏人本价值、公共理性和责任体制。”
《出版商周刊》评价Hessler的另一著作《甲骨文》时说：西方世界的每一位读者都应该拜读此作。我想说的则是：每一位中国读者更应该读一读《寻路中国》，读一读Hessler的“中国三部曲”。因为，人民已经不只是吐得一片狼藉，而是跌的头破血流死无全尸。
来源：祖伊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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