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 张耀杰 革命与暗杀：壮志未酬宋教仁

作者：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革命与暗杀, 宋教仁, 张耀杰

（删节版）

文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是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成果。国民党名符其实的组织者和缔造者，并不是其理事长孙文，而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借用孙文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的议会政党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程家树组织同盟会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叙述中，孙文等同于同盟会，同盟会等同于孙文几乎成为不容置疑的常识定论。而在事实上，中国同盟会的第一组织者和第一推动力并不是孙文，而是已经被公众淡忘的程家柽。

1913年1月，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介绍说，程家柽，字韵荪，又写作润生，别署下斋，斋名轰天隐，安徽休宁人。1899年9月，由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选送为湖北省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后考入帝国大学农科。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不过200人，他们中间只有谈维新的而没有谈革命的。程家柽透过裁缝师、三合会会员郑可平辗转见到隐居横滨的孙文，听了孙文讲解“民族、民权、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程家柽当场表示要“树党全国，以传播之”。孙文当时的愿望却是联系20名东京留学生，其中学习陆军的10人，专门利用广东广西的三合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创建军队；学习法政的10个人，主要在占据城池后处理地方上的行政事务，并且与外国人进行国际交涉。程家柽觉得这样做远远不够，主动帮助孙文与留学生进行联络，这样才有了1905年8月20日正式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1904年底，因为起义计划夭折而先后逃亡日本的华兴会成员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打算联合田桐、白逾桓、但焘等人重新建立革命组织，被程家柽出面阻止。他的理由是：“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弗惟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

孙文是1903年10月从日本横滨出发前往美属檀香山的。他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并且在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的劝说下，通过伪造出生证明加入美国国籍。1904年4月，孙文前往美国旧金山，然后在黄三德陪同下游历美国、加拿大的华人聚集区以宣传革命。1904年底，孙文应中国留学生邀请前往英国，并且游历了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国。1905年6月11日，他从法国马赛启程，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7月25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至程润生寓，润生告余言孙逸仙已至东京，君可与晤面云。余允之。”

关于同盟会的成立，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回忆说，程家柽在自己居住的北辰寓庐召集陈天华、黄克强、宋教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旸谷与孙文聚会商议，孙文“所斤斤者，仍以二十人为事”。为了让孙文振作起来充当革命党名义上的党魁，程家柽专门联络宋教仁等人，于8月13日在富士见楼组织了一场3000多人的欢迎大会。程家柽在会上“痛言革命之理，鼓掌之声，上震屋瓦，孙文大悦”。

与宋教仁的叙述相印证，张继在为《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一文题写的跋语中介绍说：“余常有言：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强实行革命者也，韵荪组织革命者也。向使学界而无韵荪，则中国同盟会必不能以成，北京而无韵荪，则吾同志死者必不可胜数。完全终始，一手维持，韵荪大矣，然而韵荪不言矣。”

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应邀来到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时，同盟会的第一次集会已经开始。他在当天日记中为同盟会的成立留下了最为原始也最为准确的文字记录：“到者七十余人。孙逸仙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讫，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云。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告此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书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八人，讫，乃闭会。”

同盟会在黄兴（庆午）的倡议之下，没有经过正式的选举程序就推举孙文（逸仙）为总理，是8月20日第二次会议上的事情。据宋教仁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与会人士仿照欧美各国三权分立的宪政原理，当场选举司法部职员8名，评议部议员20名；然后没有经过选举和评议程序，就由孙文当场任命执行部职员8名。但是，随着包括程家树在内的任事诸人先后离职，负责“司法”的司法部一年之后便无形取消；负责“立法”的评议部，也因为各议员先后回国，一年之后便形同虚设。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最终依然落实为总理孙文的一人专权，以及同盟会内部一次又一次的无序斗争。

1907年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发生在孙文与黄兴之间的激烈冲突：“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过了一段时间，黄兴与孙文言归于好。宋教仁与“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孙文之间，却一直保持着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

宋教仁的“英而不雄”

在同盟会内部，比宋教仁年长22岁的湖南同乡谭人凤，是年龄最大、阅历最深的一个人，也是与宋教仁最为投缘的一个人。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年龄最长的谭人凤被推举为交通部干事，陈其美为庶务部干事，宋教仁为文事部干事，潘祖彝为财务部干事，杨谱笙为会计部干事。8月2日，谭人凤被选举为总务会议长。

撇开孙文以及同盟会东京本部独立运作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致力于长江流域和内地省份的革命活动，先后组建了由范鸿仙、郑赞丞等人负责的江苏、安徽分会；由居正等人负责的湖北分会；由焦达峰、曾杰等人负责的湖南分会；由张懋隆、吴玉章等人负责的四川分会；由井勿幕等人负责的陕西分会。但是，直接发动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的，却是孙武、刘公、居正、张振武、邓玉麟等人组织的以湖北人居多的共进会，和蒋翊武、刘复基、胡瑛、蔡大辅等人组织的以湖南人居多的文学社。

等到宋教仁遇难之后的1913年4月2日，谭人凤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哀宋教仁辞》，其中介绍说，几年前在日本东京，他与专门看风水、算命相的阴阳家给宋教仁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辅”的好命相。没有想到“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遭受袁世凯政府的悬赏通缉，于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经承认“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的谭人凤，依然结合着《易经》八卦的推演，写下了他所见证的革命传奇。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叙”中，谭人凤介绍说，1911年8月，彭寿松来信告知湖北情形。9月中旬，湖北方面的同志来电催促同盟会中部总会前往主持。由于谭人凤生病，宋教仁（钝初）在9月20日的会议上答应，将于10月11日前往湖北。9月25日，杨玉如、居正到上海通报情况，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文学社领导人胡瑛也派人来索要炸弹。宋教仁询问各方面情况，结果却是茫无所知，便决定滞留上海等待从香港赶来的黄兴。谭人凤判断湖北方面情况紧急，于10月3日召开会议催促宋教仁前往。宋教仁答应中秋节也就是10月6日过后一定前往。等到中秋节，他又以于右任不在民立报馆自己无法脱身为借口不愿动身。谭人凤大为愤怒，带药出院后于10月8日再次开会，会后立即赶往南京，邀约相关同志准备响应。10月10日，谭人凤与居正一起乘船赶往武汉，船到九江时，“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评论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宋教仁组织国民党

1912年2月13日上午10时，孙文依照自己就职时宣读的誓词，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推荐袁世凯为继任总统。3月10日，53岁的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着临时政府与参议院的北迁，已经由主要从事地下活动的传统秘密会党初步转型为议会政党的同盟会本部，于4月25日迁往北京。由于总理孙文、协理黄兴以及总务部主任干事汪精卫，对于议会政党和政党议会都没有足够的经营兴趣和操作能力，同盟会本部只好由代理总务部主任干事魏宸组勉强维持，同盟会的政党建设一度陷入停顿状态。

8月11日，在宋教仁的极力推动和组织下，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代表，在北京安庆会馆召开国民党筹备大会，会议决定设立筹备事务所具体负责相关各党的合并办法，同时推举同盟会的宋教仁、统一共和党的张耀曾、国民公党的张南生，负责起草《国民党宣言》。宋教仁因此成为作为现代议会政党的国民党第一位的组织者和缔造者。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公推张继为临时主席。应袁世凯邀请来到北京的孙文，中途到会发表演说，重点阐述他自己一直提倡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孙文的演说大概持续两个小时，他在演说结束后休息几分钟便离开会场。与会人士当场推举九名理事：孙文、黄兴、王人文、王芝祥、宋教仁、张凤翙、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9月3日，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贡桑诺尔布七名理事共同推举孙文为理事长，孙文请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

与孙文、黄兴缺乏现代议会政党的经营操作能力不同，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党经营得有声有色。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暗杀。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执行暗杀任务的，是与国民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的宣传造势，直接导致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像落花流水一般归于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党魁崇拜加党魁专权的中华革命党。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

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英而不雄”的宋教仁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反对孙文“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向孙文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文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组织缔造国民党的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文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或者说是“太平宰辅”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根源于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文在宋教仁遇刺之后所写的挽联中，意味深长地认定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谭人凤之所以在《石叟牌词》中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把由“雄而不英”的黄兴充当新政权中的第一号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当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当成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种。由于孙文在黄兴准备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适时回国，从而为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带来新的变数和新的局面。宋教仁想通过拥戴黄兴出任大元帅及大总统而由他自己出任内阁总理的政治梦想，也随之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方面尤其是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对于他的排挤与仇恨，直至凶手武士英对于他的夺命刺杀。随着“英而不雄”的宋教仁过早去世，不仅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制度归于失败，谭人凤所设计的由湖南人主导全国政权的政治理想，只能等到1949年由另一湖南人毛泽东来加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