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的韩松，一边忙于新华社的新闻工作，讲述大国崛起的种种；一边却在写着科幻小说，幻想世界末日的宿命。他觉得，现实太科幻了，小说写不过它
韩松（姜晓明）
这篇文章初稿写于2009年10月，自那以后的两年内，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似乎不再是趋势，而是已成现实。这期间，国内迎来科幻热，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受到热捧，韩松出版了《地铁》，销量不俗，他的旧作《火星照耀美国》（又名《2066之西行漫记》）也将重新出版（10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卖了大约一百册，韩松不久前才拿到稿费3000元），“这本书探讨的是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后，会是怎样一个世界。”
韩松写《火星照耀美国》时，恰逢1999年“炸馆”事件，他在小说里预言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炸毁、西方经济危机需要中国“拯救”——如你所知，这些现在都成了现实。他是无神论者，但有强烈的宿命感，“这个世界是按照周期来的，命运的轮回，你挡都挡不住。”
2066年的中国是高度发达的盛世，“每个人一出生，国家就分配给你一 件事去做。”美国则哀鸿遍野，宛若两百多年前的晚清，可是有这么一位100岁的老人，1980年代初留学潮时从中国来到美国，并未入籍，但无论美国多么衰 落、多么排华，他就是不回国，“我没有给出解释，但隐隐约约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人。”韩松说。
这一年来韩松的博客表达越发直白，“可能是焦虑感更强了，或者现实太科幻，你再用陌生化的手法去表达，有索然无味的挫折感——你写不过它了。”他解释说。
他的办公室比两年前更乱，视线所及之处，能看到《加缪全集》、《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管理》、《GQ》（刚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2012》）、 《中国共产党党史》。这位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对外部副主任最头疼的事情还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退休惟一的问题是，你在这里好多东西还没有 看到……其实新华社记者和基层接触非常深，有些人虽然稿子写得不好，但知道的东西特别多，除了基层，还有高层，好几个世界在这里交叉……好多事情你还没看 透、还没想清楚。”
白天忙新闻，夜里写科幻
2009年9月6日，国庆阅兵第二次彩排，次日凌晨4点58分，韩松写了一篇博客：
彩排又开始了！昨晚我在复兴门地铁站，听见一个男高音在尖叫：“开往四 惠东的地铁没有了！开往四惠东的地铁没有了！！”以前我在《符号世界》中写过地铁都奇怪地消失了，这时我的感觉就是地铁真的蒸发了，科幻中的一幕发生了。 一切都被一种异样感笼罩。地铁站台上都拉了《重案六组》里面那种警戒线，有好多男女警察和戴红箍的“治安志愿者”像神一样站在很高的地方，把人群推来推 去。复兴门成为一线的终点站了。在路面上，还有大批大批的穿各种制服的人和便衣云集，戴红箍人更多了，很多人像是‘黑衣人’。好多路口都封锁了，沿人行道 也都拉了长长的警戒线。在长椿街有个骑车人被一名目光如鹰的警察拦下。“我没有违规呀。”“你走的路错了！错了！”“我走的不是自行车道吗？”“不是自行 车道！我说不是，就不是！！”还有许多的男女胸佩标志，手里提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水和面包一类东西，在马路上成群结队地运动或伫立。难道《我的祖国不做 梦》中的预言成真了？宣武门西大街整个成了停车场，都是一排排巨型昆虫一样的“国庆专用车”，被武警守卫着。这一夜，北京的天空是白色的，就好像《第三类 接触》中在举行迎接外星人降落的仪式。
14年前，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中国第一次科幻大会时，这样描述韩 松，“白天忙于新华社的新闻工作，晚上写着阴郁诡异的故事……”那时候韩松已经是国内最好的科幻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名新华社记者，跑文化口，梦想着天天 出差；那时候他还不是对外部副主任，不必承担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把关的重大责任——伟大领袖早就说过，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主要为海外媒体供稿的对外 部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电脑屏幕上是新华社待编稿库的操作系统，键盘旁边没有烟灰缸，韩松不抽烟，“他们累了抽根烟，我累了，不想工作了，花5分钟写点字，调节一下。”他“啪”地敲打一下某个切换键，屏幕一黑又一亮，随即来到外网。
他的实名博客开了五六年，用“单位网”创办者金玉米的话说，里面“混杂着时政评论、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推理性科幻”。而在豆瓣上，网友为他成立了小组，取名“一本正经的调情”。
“呃，这个，对，好像有点意思。”这个打字飞快的“60后”男人并不擅长说话。他声音低沉，即便语速不快也会结巴，努力想要表达却似乎总是力不从心。他的一位朋友干脆说他“口头表达障碍”，对此他显然心知肚明而且充满歉意，有几次，记者都看到了他额角憋出的汗珠。
世界这么科幻，让我们怎么写科幻呢？
《我的祖国不做梦》是韩松几年前的作品了，在小说里，未来北京的夜空就是白色的，整个东半球入夜后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大放光明。
为了保持经济增速，实现战略目标，全国人民必须加倍工作和消费，甚至放 弃睡眠和做梦的权利，夜夜“被梦游”，于是，在每晚9点的钟声敲响以后，“整座公寓楼的防盗门都咔咔作响起来。不一会儿，小纪便看到邻居们都穿着上班的衣 服，拎着包，两眼直直地纷纷走出了家门”。在办公室，“他仔细观察同事们，可不，手中的活干得勤快，但目光就像服装商店里的塑料模特一样，仿佛一台台自动 机器”。在一家大型超市，“小纪看见，这里也水泄不通，生意火爆，从打折出售的低档商品，到价格昂贵的奢侈物件，无不销得极快。顾客看样子也都是普通市 民，眼睛眨都不眨巴一下，也不讨价还价，便大把大把地付钱了。他们白天可是很计较、很小气的，但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花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是家里孩子上 学、自己生病住院、买商品房的辛苦积蓄中的一部分”。
梦游者通常能表现出少有的力量和技巧，完成非常困难的动作，有些梦游者 从二楼甚至三楼一跃而下，竟然毫发无伤，“这种神奇的力量和技巧一旦用在了工作上，便会产生极高的效率”。所以，为了打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未来的科学 家有必要发明一些东西，让人民有目的地梦游，在梦游里工作、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谁说科技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中国是一个非常科幻的国度。”韩松说。
他必看的媒体包括BBC、《XX周末》和《XX日报》，这三个好像存在 于不同宇宙的媒体是他重要的信息，当然也是科幻素材的来源。“我读《XX日报》最突出的感受，好多世界大事包括科技上的大事发生时，它只字不提，比如欧洲 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强子对撞机，好像这件事没发生过，又好像中国在世界之外。这就很科幻。”他开始试想如果未来《XX日报》到了太空，比如，在火星上发行会 怎样？如果继续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又会怎么样呢？“那就危险大了……”他用川普自言自语，听起来，“危险大了”的后面好像是一些诡秘而危险的黑洞。
电视继续播放专题报道，红光满面的主持人用喜庆的语调反复告诉观众，某 某方阵创造了零误差的纪录！“你看，每个时间点都搞得很准，中国人做到了只有机器才能做到的事情，”韩松说，“他们就这么走过来，好像头脑里被注入了芯 片，那就是阿西莫夫写的机器人啊，非常像，像得一塌糊涂。”
科幻的事情太多了。“火车也是这样的，明明是相撞，铁道部门提供的文字，硬叫做‘侧面冲突’，就像有一个地方，锅炉爆炸，记者报道了，官员们硬说失实，因为那叫‘粉碎性解体’。”韩松在自己的博客里抱怨，“世界这么科幻，让我们怎么写科幻呢？”
杨利伟和“太空党支部”
韩松1991年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这一年，他的作品《宇宙墓 碑》拿下“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大奖”特等奖，他自己则进入新华社，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当时新华社的大楼刚修好，来学校的人介绍说有最先进的‘大平面’什 么的，就参加了他们的考试，结果就考上了。”
他从这里开始一种新的写作。直到今天，你在Google输入他的名字和某一重大新闻话题，都有可能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比如“韩松青藏铁路”：
搜索结果第六条——“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代表说，青藏铁路的兴建尽管面临各种地质灾害、冻土和高寒缺氧的困难，但我们在技术上有把握，在投资上有保障，完全有能力把青藏铁路建成一流铁路。”——这是新华社电头的新闻稿，记者韩松。
搜索结果第一条——“在物理学中，方向性是一个不解之谜。但这个问题，似乎已经由媒体解决了：‘把温暖送到西藏’，‘为藏族人民修一条神路’，总之，具有很明晰的方向性。因此，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这是“诡异的边缘”，博客韩松。
“游走在新闻管制和恣意科幻两端，我也奇怪为什么他还没精神分裂，哈哈。”新华社一位朋友在短信里说。
“也未必分裂啊，”韩松解释说，“世界很科幻，写的东西也很科幻，这是一个；另一个，好多科幻素材也可以转换到工作中来……从更大的范畴来看，现在在国内做新闻越来越需要想象力了。”
他指导记者写新闻，会让他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到了宇宙中，应该怎么办？对外部的记者去采访杨利伟，韩松提醒：当初是杨利伟一个人上天，未来如果是3个或3个以上的中国人上天，那就有了党的问题，根据党章的规定，3名以上的党员可以成立临时党支部……
于是有了杨利伟的回答：
“如果我们在太空成立一个党支部，那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的党支部……中国的航天员信仰共产主义……我们这个共同的信仰会成为集体的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在太空这样一个没有国界，也没有地球上的一些规范的环境中，使我们更为团结，也成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有力保证。”
“我们的英文稿就是以‘Chinese taikonauts may build CPC branch in space（中国宇航员可能在太空成立党支部）’为标题发出去的，外电很关注。”他又“啪”了一下，系统回到待编稿库。
“体制内的活鱼”
长久以来，中国人被一种叫“体制”的东西区分出两种身份：“体制内”与“体制外”。传媒界亦不例外，多数时候“体制内”与“体制外”难以对话，即便有了对话的机会，也是鸡同鸭讲，乃至互相鄙夷。
“体制给我带来了视野，剥夺的主要是整块的时间。”韩松说，现在这个工作可以让他知道很多“新鲜的诡秘的传闻”。事实上，在这样的新闻单位内部，有心人每日都穿行在不同的信息流中，而这，当然可以深化他的写作。
“体制毕竟还是中国的核心，你和它生活在一块呼吸在一块，能感受到体制 本身的变化，这一点很重要……有时有的东西能培养出更好的感受力，好像K来到城堡脚下时感受力更强了。不少同事的感受力比我还强，只是没有机会在作品中表 现出来吧。信息决定高度。当接触到更多信息时，一般来讲，感受力很难被什么东西侵蚀。当然比较危险的是体制在释放出大量信息时也会吞噬掉一些信息。被体制 同化也是存在的，那就是有的人‘石化’掉了，说的话做的事都莫名其妙，他觉得体制应该是某某样的，他在这里面是很了不起的，跟克拉姆似的。这是他给本刊记 者的电邮回复，显然，文字是他表达自我更舒服和精准的方式。
“那么，你算是体制的漏网之鱼吗？”
他迅速地否认了。“我倒觉得，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太多，也许不一定（照自 己的想法）做，但想得明白的人很多，包括很多比较高级的干部吧。当然，有的也很糟糕。体制内外的差别会小下去，体制内正允许你保留越来越多的体制外的东 西，（所以）不能再用体制内外来区分，我想，下一个新闻点就是关注体制内外界限的变化。”
标签通常是简单粗暴的，但他还是好心地为我们想出了一个替代的表达，“应该是‘体制内的活鱼’吧，它（体制）就是一个养鱼的池塘，能养各种鱼，让每条鱼都从中间找到价值和愉快。”
领导和同事都看他的博客，或许得益于这个新闻机构（自战争年代就形成）的包容传统，又或许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我这种人不但不被看成怪物，可能（他们）还觉得挺好”。
这个巨大的机构就像一片珊瑚礁，在它或大或小的隙缝里栖息着可能完全不 同的生命体。是啊，这里既然什么人都有，“有不思进取的，有非常上进的，还有称病不上班的……它能包容这些人，自然也能包容我”，而且，“一个人写的东 西、说的话，如果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感受，那我想，他是应该获得支持的吧”。
“成年人身上总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
这是北京二环以内的最高建筑，从韩松15层办公室的走廊往外看，依据当日空气质量由好及坏，你分别可以眺望到通州、国贸三期、天安门、《巨蛋》以及楼下的云南菜馆，很多日子，视线到达天安门后就消失在雾气里了。
他是过敏体质，每天早上起来，有没有空气污染，立刻就会有反应。可是， 怎么会没有污染呢，每天晚上，有1600万人在这个城市睡下，不停地向它散发出气味，“充满了从人类的毛孔中燃放来的蛋白质、酒精、香烟、欲望、仇恨、报 复心、功名心、积聚着的毒素、排泄物……日复一日地罩在北京上空，怎么就能驱逐掉呢？”
对于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他有另外一种划分，为了帮助记者理解，他一口气 说出了3组对比：“主要活在现实中的人”和“主要活在非现实中的人”，“一生只拥有一个世界的人”和“同时拥有多个世界的人”，还有“感知不到他世界存在 的人”和“能够感知到他世界存在的人”。我们一致同意，前者是“成年人”，后者更像是“未成年人”。
问他，在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这个认 为自己的世界观宇宙观在小学五年级就定型了的人想了会儿，回答说，从来没有。“喜欢胡思乱想，思考一些对改变生活毫无帮助的东西，可实际上你的生存压力也 很大。”——他希望拥有比现在的80平米更大的住房，不然，书没地方放了。
“要找个人办个事，我觉得是天大的事情，包括要上进啊，要进步啊，都很 麻烦……” 在会议上，他惊讶于一些人滔滔不绝的能力，在饭桌上，他也不知道敬酒时该说些什么，这真是件让人头疼的事儿——他讨厌开会，却又不得不召集开会，他想要更 多整块的时间写作，却仍然要不停地“策划”与“总结”，搞“战役性”的报道。
有一次他写道，“平时吃饭聊天也很让人不安，特别是经常吃饭聊天，还聊 工作。很荒诞。领导们吃饭聊天都喜欢聊工作，而他们工作的时候却谈创意。不是领导人，他们聊的那些其实也是工作，但他们自己还觉得不是，以为这就是生活， 还是很有趣的生活。其实也不是。但不聊天我们做什么呢？登月吗？到阿富汗去打击塔利班吗？还是阻止全球气候变暖呢？都是办不到的事情……有一段时间里整天 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少聊天、不聊天。国家其实不希望我们聊这么多的，还不如做做广播体操呢。”
“大多数人不能理解他的行文方式，因为他的本意往往被他自己藏得很深。 真实的新闻事件也往往被他赋予或奇异或深刻的角度——他总是站在不同的地方，看着我们这个世界。在他眼中，上班时间的拥挤地铁会带你去未知的世界，畸变和 自食将会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你；圆头圆脑的福娃会变成狰狞的野兽，半夜在废墟上挖尸体出来吃；宁静的蓝色大海会染满血腥和红色藻类，钻进你的大脑，侵蚀你的 意志。” 他的同事小姬在《宇宙观察者韩松》里写道，“记者这个职业给了他观察这个世界的机会，而科幻给了他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能力。不管现实多么繁复和冗 闷，他都要时常去往另一个世界。”
在另一个世界，应该没有太多的“成年人”，“‘成年人’身上总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是从肺和思想深处发出来的，都成熟得烂了。”仍然是来自电邮的表达。
书包里什么都有，好像随时都是世界末日
韩松的父亲以前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80年代初韩松上中学，父亲经常从单位带书给他看。当时很多杂志也刊载科幻题材的作品，要等到1983年，科幻才会被作为“精神污染”的一部分遭到清除。
中学时，他参加过一次全国科幻征文，“他们觉得我写得很怪，别人都写中 国科学家怎样改造自然呀，我就写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陨石坑边上发呆，还写中国的中学生的某个发明搭载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单单写航天飞机从发射到返回那一 天的惶惶不安。后来他们让我改，我就勉强写了一个正面的，写大熊猫坐飞船去月球，但是觉得很别扭。”
韩松1983年考入武汉大学英语系，大二时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第一句 话》，戏仿了说出“一小步一大步”名言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如果我们的飞船去了月球，第一句话会是推销商品，推销Made in China的吧。那是1980年代中期，现在看也挺有意思的。”
那是变革的年代，人人都等着走向未来，渴望变化，渴望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他却无法摆脱一种不安感，“这种不安感也许小时候就有了。但在1980年代，可能会加深。更感到未来的不可测，不如期望的那么好，应该有的那些伟大的变化不一定能到来。”
他害怕坐飞机，但他的很多小说都与交通工具有关，比如那些永远开不到目 的地的、灾难重重的火车，比如和地球自转保持一致、永远在黑暗中飞行的飞机，“人始终是在一个交通工具里面，你上去了之后就不再能决定自己，只有司机才能 决定你的命运。你坐在后排，你想站起来接近司机、走到司机旁边，这就非常不容易，你还要跟他说上话，拉上关系，让他开往你想去的目的地，那你得付出多大的 努力啊，这不是每个乘客都能做到的，大多数人就这么默默地被拉到某一个地方去。上车前你好像有自己的目的地，但这个过程却不由你做主，车子在中间被烧掉了 也有可能……”
“（韩松）喜欢穿运动衣和带破洞的牛仔裤，戴一个运动帽，还喜欢背着他 的大书包，里面放着电脑。”小姬写道，“据与他年龄相仿的同事透露，奥运期间他天天被人在街上拦住，要安检他。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同事说他的书包里面什 么都有：电脑、手电筒、压缩饼干和水。好像随时都是世界末日。”
有时候，他会对自己发表在博客上的文字有一些隐隐的担忧，“文革还会再来吗？也许就在明天，我会被周围的某个人拿着博客上的某句话（去告状）， 就被关起来了。”1990年代中期，大家都在说70后，说新一代人会更好，更加无拘无束，可是“他们的精神压力其实更重”，还动不动就要“说不”，接着人 们的目光投向了80后，但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一套房子压弯了腰，“也许要到2030年以后出生的那一代，才真正没有精神压力，真正国际化吧。”
现在，看起来很现代化了，但一些东西还在骨子里，“很多年轻人容易对很 复杂的东西，比如火炬传递，产生一面倒的简单的看法。”1996年，以李希光为主要作者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出版，此后“妖魔化”进入公共领域，几 乎成为部分国人提及西方媒体时的潜意识，韩松参与了那本书的写作，不过他似乎不太愿意提起那些文字，甚至还略带些害羞地沉默了半晌，“有些外国人确实挺坏 的，但是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复杂的事情……中国仍在世界之外。促成改变的，是觉得真正的妖魔的东西，还在我们的内心里而不是外部世界。”
2009年9月30日，建国60周年的前一天，手上的活儿太多，韩松已 经几天没回家了，身上持续散发出臭鱼的气味。半夜，他穿过马路去同事住处洗澡，看到许多鲸鱼似的车辆默默地穿行，又像丛林中窥伺的怪兽，出现在央视一套画 面上的月亮，比现实中的要圆，好像提前两天就到中秋了。不过那都是属于夜晚的事情，天一亮，在宣武门路口那个雾气未散而蠢蠢欲动的早晨，某个切换键还在等 待着他，新一天的忙碌又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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