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污纳垢之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日前撰文痛斥高校学生会是“社会最阴暗的一角”。他认为,学生会已成为中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它让大学生过早地学到了满口空话套话的官场做派,不仅浪费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还恶化了大学的学术氛围。
陈伟的某些措辞尽管有些偏激,但学生会被官僚化和庸俗化,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普遍现象。将学生会置于现实语境下审视,对其功能的扭曲和异化,人们不必感到惊诧。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学生会的异化也非朝夕之功。无论是从学生会的题中之义,还是从学生会的历史脉络来看,“自治”乃学生会的内核所在,其宗旨是致力于服务广大学生,代表广大学生的共同诉求和利益。此外,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时代担当的精神,也是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会所具有的人文底色。
然而,近百年来,尤其是自1949年以降,中国高校的学生会正一步步被“体制化”,而沦为一个“亚官场”和大学生的“镀金之所”,学生会本应具有的“服务功能”并没有获得多大进步。一个可能是全球所独有的现象是:中国高校里的学生组织也根据权力大小而呈现出塔状结构。学生会无疑是处于塔尖的王牌学生组织,自然而然成为许多学生的首选目标。
没有莫名其妙的爱恨,学生会之所以吸纳逐名贪利之辈,是因为加入这个“组织”能带来诸多“好处”。比如,可以优先获得一些学生组织自产自销的荣誉,以便将来保研时可以加分;可以优先享受参与各项活动及交流的机会,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此外,还可以借机泡MM、享受权力的快感、公款吃喝等等。
学生会沦为“亚官场”,原因是多重的。且不必说整个社会官风流毒遍地,也不必说学生从小到大受到官本位思想的熏染,单就大学这一“亚社会”所存在的种种病症,学生会不被异化也难。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的大学乃“国中之国”,这于当下中国的大学终究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鉴于简单化的数字管理和显著的行政化倾向,中国大学已然“衙门化、黑社会化和帮派化”(张鸣语)。对此,人们如是形容:此前大学的领导“不像当官的”,现今却“越来越像当官的”。
大学衙门化所导致的恶果是,学术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学术,而在于看谁的官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教师的责任心。于是我们看到,大学校园人心浮躁,金钱和官帽成为一些教师追逐的目标,不甘寂寞者为名利计,必然热衷于攀附权力,或如明星般四处走穴。北师大教授董藩就此谆谆告诫学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而云大副教授尹晓冰更大言不惭地声称:“大学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教师如此言传身教,学生又怎能心若止水?
更为重要的是,学生会本应具有的“自治权”已基本丧失,它基本上是一个学生“被治”的组织。如今中国大学的学生会,已完全没了五四时期的学生会之精气神,而沦为“权力部门管理、控制学生的工具,在必要时它还有监控自己同学及老师言论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会俨然权力部门的附庸组织,而具有“维稳”功能。在这种机制下的学生会,自然难有作为。它的许多行为,很多时候并不代表广大学生,而是代表上级领导,实质上是一种假自治和伪民主。进入这个组织,只能服膺于权力意志做个乖顺者。你只有适应这个“体制”,才会获得一些“好处”,否则便被清除出局或根本就没有进局的机会。
对于被异化的学生会,陈伟的建议是期望大学生舒展个体的自由意志,“远离、弃之”。然而,规劝或谴责是无济于事的。在一个官风流毒遍布的世界,面对一只闪闪发光的“笼子”,想要让学生不为之动心是不现实的。只要“笼子”及其沾附的利益还在,社会在选拔人才尤其在企事业招考上还注重于应聘者的学生会干部履历,学生们便会对“笼子”暗送秋波、投怀送抱;而权力对学生会的干预太多,则学生会断难实现真正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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