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
（2011-10-11）
| 早报导读 |
郑永年专栏
近年来，从朝鲜半岛核危机到南中国海问题的种种迹象表明，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问题必须提高到亚洲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什么要讨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区域内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体系。缺少这样一个体系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经常导致这个区域的不安全的状态。在亚洲区域内，已经有各种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例如东盟（亚细安）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对话、东盟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东北亚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对话。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也是一种准安全机制。当然，最主要的是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美韩安全同盟。
不过，所有这些次区域安全机制并不构成亚洲安全体系。相反，这些次区域机制往往在制造着不安全。概括地说，这些次区域机制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些机制并不涵盖整个亚洲（甚至东亚），是很不全面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涵盖所有国家的安全机制，更不用说是体系了。很显然，在亚洲，任何一个不能把美国和中国包括在内的安全机制都不能算是安全体系。或者说，任何一个排除美国或者中国的安全体系，其最终的结果不会是安全，而是不安全。
第二，这些机制大多是消极反应性的，例如六方会谈，就是为了回应北朝鲜核危机而产生的，就是说它是对付“不安全”的产物。因为其原初动机的制约，这类机制很难在积极意义上获得区域安全。或者说，它是为了避免“不安全”状况，而不是为了安全。
第三，一些貌似涉及到安全的机制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力，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例如，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
第四，次区域安全机制具有针对性目标，就是说一个安全机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这种自身的安全是意在通过遏制另一个特定国家的挑战而达成的。这尤其表现在美国所确立的诸多安全机制上，如美日安全同盟。它们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这些安全机制以制约中国为目标而得到强化。很显然，这类机制所导致的是更多的不安全，而非安全。
缺少机制使得“安全困境”恶化
亚洲的这种局面已经恶化了国际关系文献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全困境”，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私安全行为，导致了另一个国家的更大的不安全。具体地说，这个安全困境表现在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可相对区分开来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即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安全利益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小国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面对中美两大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小国存有深度的不安全感。本栏聚焦于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问题。第二层面的问题另文讨论。
任何两个大国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处理，但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好相处。很简单，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而另一个是明显相对衰落中的大国。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中国自己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对亚洲安全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这是西方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上的观点，也是人们坚信不疑的观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对其现在所处的国际地位不满，必然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现存霸权，从而会最终导致不安全、冲突乃至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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