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参考》专栏）
2010年某日，我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四川的电邮，写信人姓李，家住宜宾，年龄和我相仿。他说在一篇文章里知道我姓李，是湖南新邵人。他们家族是清代由湘迁四川， 繁衍数万人，现在合族想找到湖南的“根”。我问他可有文字资料。他说，“文革”时族谱损毁殆尽，改革开放后族内长老凭记忆写下了始迁祖的一些信息。始迁祖 于康熙十六年由湖广省宝庆府邵阳县某某都第五甲迁到四川铜梁。
我对他说，清康熙年间至今三个世纪了，行政区划多有变化。以邵阳县为例，1947年析分出隆回县，1952年在析分为邵阳、邵东两县，另有一部分乡镇和新化一部分乡镇组成新邵县。若按当时的“官名”，查询起来难度太大。
这位先生说，老人还说迁徙地又名：邵阳北路石马江严村冲，还有族人居住在新屋基。谢天谢地，三百多年前那些湖南农民迁徙到四川时，还牢牢记住了故土的“俗名”，这些俗名至今没变。石马江严村冲离我家8华里左右，新屋基是我家族宗祠所在地。这些地方都在1952年行政区划调整时划归新邵县了。这位先生是我的宗亲无疑，远在四川那群李姓人的根，算是找着了。
这件网络时代的趣事，引发我对生长的那块故土的地名之历史变迁做了一番琢磨，发现很有趣味，可以作为中国大历史之变迁的小小标本。这种变化的基本规律是：一地俗名相对固定，官方命名则容易变化。
以前文所言的那件趣事为例，“北路”是指邵阳城北门外的乡野之地，范围很广。邵阳城在南宋改为宝庆府，因宋理宗在此龙潜数年，登基后以年号命名其发祥之地。而邵阳县是附廓县，即县城、府城在同一座城池内，宝庆府在明清是大府，辖武冈州及邵阳、新化、城步、新宁四县（辖境约为今邵阳市区、武冈市及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新宁、新化等县与城步苗族自治县）。邵阳县的乡村将城池围绕，故有东、西、南、北四路。数百年来政权鼎革，人事变迁，行政区划变来变去，而东路、南路，某某铺、某某冲、某某塘之类的俗名却相当的稳定。
我所在的新邵县，1952年建县后，属于邵阳地区，1977年划归涟源地区，后涟源地区改称娄底地区，1983年又回到邵阳市。我读小学、中学时，属于言栗乡（公社），后撤区并乡合并到小塘乡。言栗乡（公社）之来历，乃是因乡（公社）政府所在地跨言耳边、栗江两村（生产大队），如安徽省取安庆、徽州，甘肃省取甘州、肃州两府首字命名一个道理。可到了“文革”的“极左”时代，到处盛行改地名之风，一些沾染“封资修”元素的地名纷纷改为“革命化”十足，言耳边大队改为英雄大队，栗江大队改为东风大队，而“言栗公社”的名称继续沿用，外人就很难知其来由。但当地老辈人说话，决不说新改易的“革命化”名字，一定会说去“言耳边”或“栗江”走亲戚。上世纪80年代中叶，人民公社解体，“英雄”“东风”又改回原来的名称，这两个村的90后青年，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村子曾有过那么“时髦”的名称。
我老家现在所属的小塘乡，在民国时期的“官名”是“刚劲乡”，1952年邵阳县所辖与刚劲乡一起划归新邵县的乡还有：集云、仁义、靖生、敦仁、敦安、三民、安义、长安、长泰等乡。望文生义，就知道这些“官名”充分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既有执政者坚守的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礼、义、仁、智、信，又有国民党自家所宗的“三民主义”。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这些带有浓厚“封资”色彩的地名被扫进垃圾堆，实属必然。现在两岸交往频繁，台湾旅游已对大陆客开放，一个大陆人去台湾，若有心的话，就会发现至今在台湾，许多乡镇的名字仍带有此类色彩。
不论“官名”如何变易，行政区划如何折腾，只要民间自然命之的“俗名”或曰“乳名”不变，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之根，我以为还能依稀可寻。一个人发达了，无论将名字改得多么文雅，回乡后，父老叫他一声“狗剩”之类的乳名，就一下子说出了他的根本。但麻烦当然有。古代喜欢用一个牛人籍贯所在的邑名代称其本人，如韩昌黎、张南皮、袁项城，可这些古人的家乡行政区划或地名一旦变易，往往让人觉得莫名奇妙。比如，曾国藩被称为“曾湘乡”，陈寅恪先生说自己“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张之洞）之间”，而曾氏故里现属于上世纪50年代从湘乡县分出来的双峰县。吾乡先贤魏源，人称魏邵阳，他的故里现属于隆回县。—-读史书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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