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变革 中日韩联手弥合历史伤痕 ．乔志健、柴子文
（在中日韩首脑北京东亚峰会期间，日外相冈田克也提议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与日本「重返亚洲」新外交相呼应。同时，史丹福大学一项名为「割裂的记忆」、对东亚四地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正筹备在中日举办研讨会。历史教科书成为政治领袖、学者的共同聚焦。该项研究发现，中日韩历史教科书背后都有各自的受害者情结。彼此交叉验证、重新审视争议，是最终和解的基础。）
历史有没有真相？新一代会记住什么？忘掉什么？另一个国家的他们呢？美国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申起旭深深明白「国家记忆」的可塑造性，生长在韩国的他，有感于东亚国家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死结，发起一项针对东亚四地和美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长期课题：「割裂的记忆」。
这项课题始于二零零六年九月，对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以及美国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研究范围从一九三一年引发中日冲突的「九一八事件」，到标志着亚太地区二战正式结束的一九五一年《旧金山和约》为止的二十年历史。各地学者共同组成的庞大项目，目标在于，探讨东亚各国的历史记忆如何形成？如何彼此错位？哪里才是进一步和解的途径？
零九年十月，就在课题组正筹备在日本和中国大陆的研讨会之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期间，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中，提出建议：由中、日、韩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冈田表示，尽管「战争受害者的感情不会轻易化解」，但「日中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是解决历史纠葛的最理想办法」。这是日本官方迄今作出的最积极表态。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韩国政府的积极回应。韩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技术事宜。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也认为这一倡议具有积极意义。东京亦将在十一月承办学术交流会议时讨论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问题。
但这个建议也引起日本右翼势力反扑，右翼军事评论家佐藤守说冈田「真是疯了」，大批日本右翼分子在东京和名古屋等地聚会，大骂冈田是「卖国贼」。而中国网民及韩国民意也对此持有存疑态度。
二零零八年，法国德国合编的历史教科书已经进入两国的中小学教室。法德可以，为何中日韩不可以？
和解，未必需要认识的完全一致，但足够的耐心和诚意必不可少。事实上，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书早有先例。二零零二年，为了批驳日本扶桑社二零零一年编纂的右翼教科书，三国学者设立了一个「共同编写委员会」，历时三年共同完成《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日文版名《开创未来的历史》），二零零五年以中文、日语和韩语三种语言出版。但由于当时日本知名的大出版社不敢接手，最后由仅有六名员工的「高文研」负责出版，发行后在日本国内少人问津，影响甚微。
历史过去大半个世纪，为何死结仍然无法解开，现实仍然被历史绑架，历史仍然伤痕累累？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合编历史教科书对东亚三国仍然是个艰巨的难题，但历史从没像现在这样充满变革的机会。
「东亚各国、各地之间被割裂的历史记忆，是历史争议的根源。」「割裂的记忆」课题发起人、史丹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申起旭说。因此，他认为，作为历史认识形成的关键因素，历史教科书是研究东亚各地人们的历史记忆如何形成、促进不同地区的人们互相了解各自不同历史认识的关键，是解开东亚关于历史问题死结的捷径。
「我们并不需要大家就共同的历史达成一致。」在史丹福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割裂的记忆」项目负责人施耐德心目中，一个在广州上学的学生，应该可以了解到韩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是怎样写历史的，关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各自的述是多么不同。「这不是很有趣吗？我希望，这能够引向真正的和解。」
事实上，这个项目的成果之一就是编辑这样一个补充阅读材料。这套阅读材料会被推荐为补充教材进入美国的中学课堂，美国高中生将首先受惠，但施耐德最希望的，还是教材也可以被翻译成中文、日文和韩文在当地使用。因为「在这个教材中，同样的历史事件，从五个不同视角来看，得到的描述是那么不同。然后，你可以理解很多问题」。这将确实有助相互理解和最终和解。
在项目初始阶段，课题组收集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及美国使用最广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包括本国史和世界史教科书、各地区必修基础教科书和选修教科书。接着是确定八个用作比较研究的历史事件，包括：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占领区的强制劳工与慰安妇问题、日本统治下的经济发展、珍珠港事件、日本核弹轰炸、朝鲜战争的起源，以及日本战犯审判。
研究需要有可供比较的文本。亚太研究中心请来母语是汉语、韩语和日语的史丹福大学研究生，将各国教科书中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五一年的内容全部翻译成英文。然后再从中摘录八个事件的所有相关述，包括图片说明，编辑成一个以事件为核心的比较性文本。随后，东亚各地和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教科书编写者被请到史丹福校园，以这个文本为基础，一起探讨三个问题：教科书所呈现的历史与学术界有定论的历史是否一致；教科书的编写和修订过程如何；教科书呈现的不同记忆如何影响东亚之间、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国际关系。
比较的力量是巨大的，发现是丰富而充满惊奇的。这种惊奇首先来自文本的落差。关于这些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事件，四地教科书的表述如此的不同，这种不同又如此的意味深长。
以南京大屠杀为例。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的描述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比如在零二年版和零四年版的教科书都一致用「惨绝人寰」、「滔天的罪行」来形容南京大屠杀，也突出强调遇难者超过三十万，且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或已经投降的士兵。而零四年版中，又将此事件定义为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行为。
台湾方面，则只有三民书局的旧版中国文化史谈到该事件，将其定义为血腥的大屠杀，而遇难人数也是沿用三十万的数字。
日本方面，占高中历史教科书市场百分之六十的山川出版社教科书中，只在世界史部分谈到南京大屠杀，描述是这样的：「在占据南京时，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南京大屠杀），为世界舆论所批评。」在日本史一册中，则在注释中写道：「南京城陷落时，在城内外不断发生的掠夺和强暴事件以外，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孩子）以及囚犯（南京事件）。在事件发生的早期，通过外务省，南京的情况就已经被报告给了陆军军部。」使用率仅次于山川版的东京书籍版则这样写道：「十二月，日军占领了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据报告，二十万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军人、囚犯和平民。并且，据称，同时也发生了无数抢劫、纵火及强暴的事件（南京大屠杀）。」
而在韩国，每个高中学生都必须学习的韩国史课本中完全没有对南京大屠杀的述，只在供文科学生选用的世界史教科书中，才写道：「在（全面侵华）过程中，日军在南京杀害了十万平民（南京大屠杀）。」
美国主流的世界史教科书都会提到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军队残酷性的例证：比如说，Pearson Prentice Hall 出版的世界史一书里，南京大屠杀是这样被描述的：「在南京投降以后，日本人杀害了数十万（中国）军民，伤害的人则更多。这一事件因其残酷性与破坏性而被全世界称为The Rape of Nanjing（南京大屠杀）」。
事实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各地教科书的文本都没有否认，并且都认为是日本战争罪行的一部分，包括日本教科书。但描写的矛盾之处很明显的存在于中日之间：中国教科书认定遇难者为三十万人以上，日本教科书则对于遇难者人数含糊其辞，韩国教科书说十万、美国教科书说数十万；中国的新教科书认定屠杀行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日本教科书则闪烁其词，不做定性；作为大屠杀的直接受害者，中国教科书的描述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日本教科书则暧昧不明。
另一种文本之外的发现，则呈现更加深层的问题。
日本学者、玉川大学的等松春夫教授负责比较各教科书观点的开放性与客观程度。他认为，美国教科书观点最为开放，而日本教科书能比较客观地展示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但也很暧昧，不传达准确的观点，中国大陆和韩国的教科书则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自我「正义化」，将敌人「魔鬼化」。他认为这与中国、韩国的儒家传统「以史为鉴」的观念有关。
施耐德也注意到，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明显加重了民族主义成分，国共内战不再那么重要，重点转到全国性抗日战争上。他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大陆的变化，「中国人开始变得更愿意用更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近代历史」。有趣的对比是，台湾教科书近来也在进行着类似变革，不过是从过去强调国共斗争到突出台湾本土历史，最后连抗日战争的历史也被削弱，历史教育有意识地以培育本土认同为目标。
虽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记忆有很大差异，但申起旭教授在研究后也发现，东亚各地教科书中都反映出受害者心态，这种心态不单单存在于中国、韩国等受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也存在于日本的教科书中。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在教科书中都大力刻画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而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韩国教科书中：他们几乎不提南京大屠杀，也不提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而只是不厌其烦地描绘韩国人在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中的遭遇。
受害者心态妨碍和解
身为韩国人的申起旭教授认为，历史教科书所反映出的这种受害者心态，也是东亚地区历史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症结之一。对于中国人和韩国人而言，始终不理解日本保守派观念中那种深刻的受害者情结，与日本的历史争议就无法解决，而东亚地区要达到最终的和解，大家都必须共同重新审视狭隘的受害者心态，从地区整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东亚各地的历史教科书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往往都只是对历史进行权威性的述，而不愿意呈现对于历史的不同解读。施耐德将原因归结为东亚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而严苛的大学入学考试也倾向于让学生用唯一正确的答案回答复杂的历史问题。所以，教科书本身揭示的问题，还必须与教科书之外的各国历史教育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历史教科书只是问题的切入口，绝非问题的全部。
除了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以外，其实，三年前开始的这项研究计划的全名是「割裂的记忆与和解」：先寻找各自的历史记忆，才能从不同层面、运用不同方法寻找达成和解的钥匙。历史教科书之后，项目将目光投向东亚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中日韩等地二战题材影片中具有代表性的《鬼子进村》、《青燕》及《硫磺岛家书》等影片做比较研究，探索为大众文化形塑的不同历史记忆。目前，项目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东亚精英阶层及民意领袖访谈与调研，分析中日韩社会精英，如何看待历史记忆的差异与争端。
今年九月，日本迎来半个世纪来政党政治最大变局，新首相鸠山由纪夫推动内政革新，推行「重返亚洲」新外交，释出善意要积极解决历史问题，为东亚共同体扫清障碍。是否尊重历史记忆的不同，显然是首先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正如施耐德说的：「对真相或真理的认识，取决于每个人的出发点。用比较的眼光看待历史，能鼓励人们将历史作为理解过去的桥梁，而不仅仅是记忆某些具体的史实。」(乔志健是史丹福大学历史系博士)■
（亚洲週刊200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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