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海外舆论如何看待广东与重庆？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旧金山华人社区大陆人刘小姐是红歌迷，并且能将唱红歌上升到时代意义。她说：“红歌代表了一定的历史时代，它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它是号召力和凝聚力的象征。不管怎么说红色是代表暴力，但这个时代的历史是不能抹杀的。”

但是在旧金山华人中，大多数人对唱红歌的感觉，却和刘小姐完全不一样，包括华人中的台湾人。旧金山台湾人知名人士罗财信对于中国大陆红潮泛滥，感到恐惧和不安。在谈到对唱红歌的观感时说道：“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在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残害了几千万人的生命，甚至连人类与生俱来的善良心灵都被扭曲到可以对自己的亲人毫不留情加以迫害，这种现象，对于中国人真是当头棒喝。”台湾人曾先生则表示：“红歌的历史伴随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反华势力苏联，把好端端的中国分成了两个中国。”

那么唱红歌真的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吗？王先生刚刚从中国辽宁省到美国，他说：“唱红歌是对人的一种洗脑。它没有把事实告诉人们，而是通过唱红歌这种方式对人民进行催眠，进行麻醉。”中国人被驱使着大唱红歌，使人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担忧：“国内的矛盾非常激烈，所以用红歌、红的东西来突出专制的厉害。中华民族如果用这种东西来循环的话，这个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如果用这种东西来维持的话，危险！”

还有一位洪先生指出：红歌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不是人类的优秀文化。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文化传承。中国古代文化是儒家文化加上佛教、道教，49年之后把这些全部打断。红色文化在历史上不能作为文化存在，它不可能对中华民族文化起传承作用。同时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面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但是红色文化是排他的。”

德国华人学者谢盛友说，我们这代人，都是在听“红歌”和唱“红歌”中长大的，《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在我们还会唱。我们看的电影，除了《地道战》和《地雷战》以外，就是8个样板戏。唱“红歌”和看样板戏时，我想不明白，现在我想通了，这些“红色”作品是根据需要编写而成的。哪怕是到了高考恢复后，我们大学里，每天中午高音喇叭播放“全国十首优秀歌曲”，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十亿人，只唱“十首歌曲”。如今“红歌”提倡者说，“红歌”是中国文化特别宝贵的文化代表，就像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化的代表一样。这个比喻不但“荒腔走板”，而且“独一无二”、“天下无双”。

战后，德国出现政党政治以后，根据德国的国旗颜色，人们习惯用颜色来划分主要的政党，比如保守的基督教联盟是黑色，激进的社会民主党是红色，自由民主党是黄色，它们构成了德国政治的主色调。后来，绿党出现，现在还有超左的紫红色左翼党。在政党政治里，“红”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道德，而是按照某一政党的要求，来思想和规范人的行为。

目前，中国“红歌”提倡者提倡的“红”，一般理解为像“文革”一样，要求所有人的思想一致。按照某种“正确”的政治思想来编写的“红歌”，目的是要传达这种“正确”的思想。用歌曲或音乐来宣传政治理念，并非中国独创。希特勒曾叫人在拜罗伊特，为他专门演出瓦格纳的作品，当时希特勒听着听着，感动得流泪，恨不得立刻上台，与这位天才音乐家执手亲谈。瓦格纳青年时期，其思想主要倾向于“德意志”，他受到费尔巴哈和巴枯宁的影响，写过许多狂热激进的文章，甚至参加过德累斯顿的革命。

唱“红歌”未必就是爱国，至少不是爱整体中国，因为中国并非从来就是“红色”的。“红色中国”是西方人给的概念，以区别对岸的“蓝色中国”。如果说，海南人喜欢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多少是爱家爱乡的情感流露，但都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这跟爱国爱家就没什么关系，让人不做公民，而是做“革命的螺丝钉”。

谢盛友说，我们这代人，很多在听“敌台”中长大。我读中小学的时候，堂哥有一部收音机，是他的外公在泰国，回来探亲时送给他们家的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们村子里最好的娱乐。大人白天和晚上听，我跟堂哥深夜听。我们深夜听对台广播节目，当然也听台湾的“敌台”。听“敌台”是会被判刑的，哪怕到了1986年，我在湖北铜禄山工作时，还看到高墙上写着“严禁偷听敌台，人人监督举报！”的标语，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冷战期间，“蓝色中国”为了执行“反攻大陆”的政策，开展最多的就是对大陆的广播与空飘作业。广播是国民党对大陆宣传的重要工具，主要电台有金门前线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广播公司的“自由中国之声”。早年金门前线广播本质上为“对敌喊话”，播报员均为由大陆去台的专业播音员，发音字正腔圆，乍听之下几乎分不出是台湾电台或是大陆电台。大陆所称的“收听敌台广播”，指的多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其播音员亦模仿大陆电台的腔调，据说是为了方便大陆听众偷听。至于广播的内容，则包罗万象，从时事讲评、宣读国民党的文告、到社会新闻等等均有。比如，1966年，蒋介石因为“文革”爆发，在广播里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大家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港台的流行文化旋即席卷神州，使得国民党对大陆广播又有了新的内容，即大量播放流行音乐。这时候，我偷听“敌台”，往往是邓丽君的歌曲，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什么《甜蜜蜜》，均是“敌台”播送的。“敌台”的操作，是对岸实实在在存在一个“敌人”，通过广播心理战，希望打倒对方。但是，“敌我”是人为的概念和划分，并非永恒的定义。中央广播电台的民雄分台台长黄吉祥说，以前他们是“反共电台”，现在要做两岸沟通的桥梁。“红歌”的操作者，是否内心存在一个“假想敌”？自己设立一个对手，不懈努力而花费大量的心理和金钱，来同这个对手作战？！

如果在一个有颜色党派划分的政治社会里，想要在一个国家保持长久的优势，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将其他政党当成一个永久的假想敌，不停地打击对方，直至超越对方。

近来，重庆与广东交锋，理所当然地引起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重庆这几年与其他地方的发展思路：“先做大蛋糕再分”有所不同，重庆是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广东提出，要做大蛋糕，仍然是要以所谓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海外舆论认为，两种“蛋糕论”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这个蛋糕是一直在做，问题是那个蛋糕做得对不对，更主要的问题是，蛋糕应该怎么分，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即使是蛋糕做大了，因为分得不合理，一个人拿的很多，一个人拿得很少，甚至拿不到，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蛋糕论”，是2010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温家宝当时说：“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但目前中国做蛋糕很大问题都出现问题，比如搞地产业，乱拆人家的房子，把农民从土地上逼走，这样的蛋糕做出来，是牺牲了很多人的身家性命做出来的，这样的蛋糕是血腥蛋糕。目前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却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贫富差距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而“先分蛋糕，再做大”，是要将蛋糕重新分配，似乎要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公的问题。这好像又回到毛泽东时代了，其实，即使毛泽东时代，官员一样拥有许多许多特权，只是因为是国家机密，老百姓都不知道。实际上那时贫富差距也很严重，老百姓生活非常贫困，但领导人按照级别都有限特供，生活得非常优越。

其实，广东与重庆一次著名的短兵相接，就是广东公开表示，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唱红歌颂辉煌”更重要。与此同时，重庆“千人红歌团”进北京演唱，并发表长篇“打黑除恶”讲话。海外舆论认为，要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还是要政治改革，要人民当家作主。蛋糕应该这么做，应该怎么分配，应该由全体人民来作主，而不是由官方来自说自话。

检视大陆政治，会发现其经历了一种变化：毛泽东的独裁政治――邓小平的有限政治威――围绕第X代核心形成的中央集体领导。目前这种围绕核心的集体领导体制正受到挑战，广东挑战是言论方面，也未打算将言论付诸实施；但重庆却是有计划且大张旗鼓地推行“重庆模式”，从意识形态到行动都对中央权威形成严重挑战。广东的挑战有限。回顾中共历史，从来只有领袖享有创设理论之权威，其他人即使理论上比领袖高明，其思想理论也得奉献给领袖让其笑纳为“伟大思想”的一部份。中共元老、理论家当中，从张闻天到陈伯达；从范文澜到艾思奇，谁也没少做这种事情。毛泽东在世时，奉献者没人敢对此吭半声，但到毛死后，不少人就要求认领思想权与著作权。面对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葛，中共中央只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平息来自党内人士的知识产权要求。回顾这段历史，是说明中共的理论传统曾经是只允许一个大脑、一种思维。其他人的思想理论即使被采纳也得挂在领袖名下。温相提到“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尽管未能实施这些主张，但这种姿态在毛时代不可能出现。当年朱镕基也因为在外放言“地雷阵、万丈深渊”之类的话，回国后被迫在国务院内所属的党小组民主生活会上做检讨。温相比朱走得远，但从其锲而不舍地重复这个话题，可见“老大”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并未对他施加巨大的压力。而重庆以地方诸侯之身，想重塑意识形态并构建新模式，更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事。尽管中央热衷于参拜西柏坡回延安之类，方向似乎与唱红歌一致，但始终对“重庆模式”不置一词。从中央大员到地方诸侯，再到学界一班趋炎附势者，为政治保险起见，于是以物美价廉的唱红歌作秀以预结欢心，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预留退步，于是唱红歌蔚然成风。等到对外视野最广的外交界与被目为最“出世”的宗教界这两大“行业”的人热情加入唱红歌行列，北京、重庆、成都三地学者们共聚一堂一本正经地为“重庆模式”理论加冕之时，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就值得探讨了。

什么是“重庆模式”？对这个模式的通俗形容是“唱红打黑”。由于“打黑”备受批评，这面旗帜已被悄悄卷起，大力张扬的是“唱红”。重庆所以高举毛泽东，一是因其理论资源匮乏，二是现今的政权继承的是毛的政治合法性，毛的政治遗产和经过谎言包装的形象可以用来作为政治权争的武器。抛开“重庆模式”唱红歌这一表征不谈，这个模式在经济上、政治上到底有什么特点？

且看学界追随者是怎样为重庆模式赋予意义的。学者崔之元曾为重庆模式苦心总结出四条经验：一是经济上的国民共进；二是通过土地储备制度和地票交易，实现了“涨价归公”；三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四是通过“三进三同”重建党群关系。但崔的这一理论总结不具备理论推广的战略高度，大概只当作“重要参考”，还得继续找寻智囊将“重庆模式”总结成“放之中国而皆准”的理论。

来自北京、重庆与成都三地的一些学者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了“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会，据与会学者概括，“华盛顿共识”已经破产，在此际推出重庆模式具有以下重大意义：第一，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第二，重庆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第三，重庆模式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军号角。从理论上讲，在十七大推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构建了一个框框，但并不完善。这些学者们的意思是说，加进了重庆模式，中共就能够形成与毛泽东思想并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重庆主张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什么呢？这些智囊准智囊搜索枯肠，总算是发现：一是在生产时要问姓社姓资，才能保证食品安全，公开批评“不择手段去发展”，认为如果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生产，决不会允许假冒伪造，所以不问姓资姓社，无论是针对食品安全还是其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之举。二是和改革相结合的民生动力论，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来分析，认为消费这匹马不够大，所以要做大。三是干部考核不能只看GDP，干部的考核、选拔机制“今后还要进一步充实、完善考核指标，将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不能只看GDP。”学术界讨论怎样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将“社会正气”纳入考核范围，“好得很，抓到了点子上”。比如重庆干部的“精气神”就是一例，上班“5+1”，将星期六都投进去了。四是开展“唱读讲传”红色文化活动，再加上打造城市名片，比如重庆现有五大城市名片：楹联文化、滨江文化、古镇文化、名人文化、爱情文化。

上述“重庆模式”，很有一点“拿来主义”气概。第一点，从历史上看，毛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未生产出什么优质产品，都是工艺落后制作粗糙毫无竞争力之物。1970年代末打开国门之后连人家生产的折叠伞都成了当时中国人艳羡之物。从现实看，世界上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地正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堡垒，而不是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时问姓社姓资”又如何能够解决质量问题，恐怕只有重庆才能自圆其说。第二点，民生动力论这个名词勉强可以算创新，但内容却是标准地“拿来”。近十余年来，学界一直在检讨由于分配不公导致内需不足，使得三驾马车中的一驾国内消费萎缩，现在标上“重庆模式”而已。第三点，干部考核指标中要加上社会正气，这如同当年毛泽东时代考核干部提倡讲社会主义新风一样，也是效颦之作。“5+1”只不过是“社会主义义务劳动”的变种罢了。只有第四点算创新，但于解决当下社会矛盾似乎无补。在没有毛泽东这尊活神的情况下寄望于唱红歌加强思想控制，总体效果未必比意识形态淡出的“面包契约”好到哪里去。

自毛泽东发动祸国殃民的“文革”开始，当政者就陷入了意识形态与执政行为完全分裂的状态。所谓“革命理念”更成了政权合法性的装饰物，自我服务的自利行为成了各级政府的日常行为模式，权谋和权术成了基本运行方式。“重庆模式”，只是权威衰退下的一个政治怪胎。从这个模式中找不出任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迹象，只看到政治权威可肆意干预经济、锻造“民意”，更加寡廉鲜耻。

三年前，重庆“唱红打黑”吸引了不少眼球。唱红是标榜自己是红色接班人，以赢得党心；而打黑则是为了清除异己，树立权威，骗取民心。红与黑也就成了重庆的代表色，红是光环、宣传、表面；而黑则是野心、本质、手段。唱红也好，打黑也罢，其实都是权术表演。

唱红，虽然符合了党的利益，得到了官方的提倡，但在民间确是反对声一片；打黑则不同了，在民间赢得了不少喝彩。当今中国社会，贪腐成风、官匪一家、黑白通吃、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社会矛盾空前尖锐。重庆利用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对贪官污吏的憎恨以及仇富心理，打着为民做主的旗号，祭出了打黑这一招，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赢得了不少支持。杀了文强，群众是拍手称快，放鞭炮庆祝。不管文强是否该杀、程序合不合法，只要杀了官，百姓就高兴。这一方面反映了老百姓对腐败的憎恨，也表现出来他们的天真：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包拯式的青天大老爷身上，不知道真正的民主和公正的法制才是公民权益的根本保障。

就在重庆打黑如日中天，媒体大声喝彩、百姓拍手称快之时，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运动式的打黑本身就是目无法纪、滥用职权、践踏法制的行为，这种打黑不是打黑，而是黑打。利用舆论定罪、舆论杀人，没有什么公正性可言，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只能是冤狱遍地。许多人认为，打黑应该打，但是要重证据、合程序、守法律；打黑不能搞运动，不是一阵风，那只是公安机关的基本职责和日常工作，应该常抓不懈，公安机关就应该保一方平安，不应该把打黑当作政治炒作的题材。这种运动式的打黑对法制的破坏性很大，其副作用远远大于它的正面意义。

李庄案使重庆打黑露出了马脚，也使重庆打黑成为笑柄。李庄是北京律师，他受被告人龚刚模家属的委托，替被告人龚刚模辩护，称重庆警方有刑讯逼供行为。结果委托人龚刚模突然反口，称重庆警方没有刑讯逼供行为，李庄是做伪证，勒索钱财，演出了荒唐滑稽的一幕。结果李庄因伪证罪被法院强判入狱，服刑一年半，引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就在李庄服刑将满之时，重庆检察院又称李庄有余罪，要求法院加刑，激起了全国的义愤。在舆论的压力下，重庆检察院最终撤诉，李庄顺利出狱。人们希望李庄说出真相，但李庄至今仍缄口不言。而李俊曝光了重庆打黑的真相，使外界真切的看到了重庆公检法是怎样的执法枉法；也使人看到了一个身价亿万的社会成功人士怎样在一夜之间就变成阶下囚和穷光蛋。

李俊案生动的说明，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平民百姓，哪怕你是高官，今天居庙堂，明天也可能是阶下囚。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县官、村官都可以狂妄的声称“我就是法”，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欺压民众？为什么无数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饱受大小官吏欺凌？不就是因为民主、人权与法治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