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者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友人发来一副幻灯片，其中有许多喊向执政者的谔谔之言。笔者不揣冒昧地将其辑录下来，但愿那些赫赫然、骄骄然却昏昏然、盲盲然的官员们能够阅览，能够警醒，能够三而思之。
茅于轼：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这使我想起托马斯.潘恩曾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吴祚来：现在国家最大的问题，不是没钱，不是民怨，而是整个中国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想象力!邓小平时代无论怎样，是有想象力的。白猫是想象力，黑猫也是想象力，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想象力，深圳与一国两制是思想，也是想象力。现在呢，只剩下维稳力和无限敏感力。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谁是下家?
马英九：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马英九：搞经济是国民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只能通过政策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方利益，而不是赤膊上阵去搞经济。否则的话，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能不腐败吗?
雷日科夫(苏联原总理)在反思苏共执政期间的实际状况时说：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我们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梁文道：我真是太佩服北京的领导人了，全国各地发生暴乱、爆炸，他们依然是每天笑得“合不拢嘴”地接见外国所谓的贵宾。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唱的唱，该玩的照玩不误。请问，世界上有那国领导人有如此坐怀不乱的境界?
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
左拉：个人正义维护着国家正义，个人尊严组成国家尊严，国家惟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就是它对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作出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尊严和荣誉可言?
林肯：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茅于轼：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但是，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苏格拉底：在罪恶登峰造极的国度里，欺骗和暴力掠夺就是法律。
茅于轼：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
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
把国家利益看的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我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过来。
托马斯.杰斐逊：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马丁.路德.金：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系无可逃遁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对一处的直接影响，对他处便是间接影响。
鲁道夫：在20世纪前的90年里，大约有1.7亿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所杀害。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权力不受制衡的政府，而非罪犯、企业或恐怖分子，对人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本国政府。
索尔仁尼琴：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掩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陈独秀：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普列汉诺夫：没有自由和民主，吃得再好，穿得再好，无异于一群饲养得精美的牲口。
米奇尼克：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梅德韦杰夫：绝不应该为(斯大林)屠杀自己人民的做法辩护。至今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为这些屠杀的辩解，称这种屠杀是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我要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发展和强盛都不能建立在民众的苦难之上，没有什么能够比人的生命更可贵的了。
艾因.兰德：流氓政府的性质在于，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是依凭法律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而是由官僚机构任意决断和侵占。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做事必须经过政府的同意和批准。由此种流氓政府统治的国家，只能处于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梁启超：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普列汉诺夫：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
克雷洛夫：要是我们看到了丑恶，却不用愤怒的手指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离丑恶就不远了。
崔永元：怎样爱国家呢?我们过去的公民教育是：不要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拣好的说就是爱这个国家，家丑不可外扬。错了，真正的公民是有责任的，不光是说这个国家好叫爱国，指出这个国家和政府运作过程中的毛病也是爱国，一定程度上讲是更爱国。我们应该想办法容纳这种声音，让这种声音出来。
白岩松：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依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的。
希特勒：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希特勒的这个治国之道，不禁使人想到我国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
奥巴马：上帝赋予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压制不同意见等手段巩固权势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撒切尔：你们根本不用担心那个“大国”，因为它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英拉：像中国那样，以牺牲底层群体利益来发展证券市场的事情，绝不会在泰国发生!
白岩松：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党报党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政府官员不能;在美国，谁的财产都可以保密，但政府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开;在美国，谁的隐私权都不能侵犯，但是政府官员的隐私不受保护。
蒋经国：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马英九：我们愿意支持一个最终的一个中国统一的理想，但必须在自由、民主、均富下。什么时候条件达到，我们才觉得统一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最好维持现状。
戈尔巴乔夫：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马丁.内莫勒：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帮我说话了。
布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胡适：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
艾森豪威尔：自由活在人们的心灵、行动及精神中，因此必须天天去争取、去充实。否则自由就像花朵被剪掉了生命之根一样，会凋零和死亡。
昂山素季：我们这代人必须为儿孙们结束“被代表”的耻辱时代!否则我们将有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胡耀邦：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接受检验。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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