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八）

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看待谣言

中国的网民现有三亿之众，互联网已成为空前重要和普及的信息传播途径。此种情况下，谣言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广，这是中国互联网无法回避的一种未来趋势，也是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体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对于政府来说，谣言作为一种非官方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稳定的潜在的威胁，又是观察民众态度和心理的有用的窗口。所以，面对谣言，执政者难免存在一种爱恨交织的心情，这也反映了政府的某种内在困境：一方面，它对允许公民就公共事务公开发表未经审查的意见十分警觉；另一方面，它极其渴望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国家投入可观的资源监控自己的国民的心态和舆论，固然，这种监控有助于当局发现特定个人的不轨企图、不满表达和不法动作，但它更是为了从全体民众的信息汇聚中衡量民众的态度，并依此作出更好的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不仅把任何与官方对现实的建构相悖的信息和评论都命名为“谣言”而实施强力打压，同时也大量提供信息试图重塑民众的态度和价值观，以期他们与官方保持一致。

对于官方大众媒体而言，必须意识到，发生于网络时代的群体性事件，官权的封锁无法完全奏效，所以，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总是最先现身于网络。如果官方媒体没有对这些事件作跟进式报道，当民间传言甚嚣尘上的时候，引发的不仅是人们对官方媒体的公信力的质疑，还有舆论对政府如何解决问题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政府逐渐意识到，官方媒体还是要尽可能地起一个主要媒体渠道的作用，让人们能够了解到更多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在瓮安事件之后，新华社几乎是立即对骚乱进行了报道，这与以往在类似事件发生数日后才予以披露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瓮安当地官员在骚乱发生不到两天后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此事给出他们的解释。

在网络时代，人人可以用手机拍下新闻的时代，官方大众媒体承受的挑战是空前的。首先是大众媒体介入事件的时机不容滞后，在非典时期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之间的“时间差”（广州长达40余天，北京长达近30天）已不可重演；其次，大众媒体介入的姿态也无法一味保持高压、扭曲、遮蔽等方式，而是应该抛弃由官方独家掌控信息的意识和行为，学会让多双眼睛观察，让多种声音说话，让民众在多种信息中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而处于弱势或体制外的反抗群体，也在一次次的新媒体事件中，懂得他们可以借助谣言在民间的传播速?和影响?，为己方营造有?的舆论环境，强化群体的抗争诉求。2007年年底，已经沉寂近半年的厦门PX项目突然出现转机，经过听证，最终确定迁址。最值得关注的不仅是项目的迁址，还有政府话语的变化。从春夏之交，厦门当地媒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文革”式的语句，到新年将近，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朱子鹭说出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抗议者品尝到利用信息的巨大力量。短信，博客，BBS，QQ群……厦门人的一场网络总动员，让信息封锁完全失效。

上述这一切都表明，虽然谣言保持为人类体验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持久不变的特征，社会各方都意识到，这一古老现象正在发生某些新的变化。就中国现实来看，有三个变化是极其值得注意的：

第一，信息证实的危机越来越明显。网络发布的信息难以找到当事人或公正的第三方来加以证实，即便出现证实，证实的效果也取决于所证实之事的意涵，证实过程对模糊性的策略建构，以及信息接受者诠释这种证实的特定意愿。互联网舆论场成为各方利益必争之地，在中国，不仅商业利益对新闻和舆论的操控和冒充行为，多到让人熟视无睹，政治力量也学会了越来越娴熟地有意传达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近年来各地大力建设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就是具体表现之一。瓮安2008年6月28日出事，6月29日，当地政府的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下设8个工作组，其中就有一个“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组长为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晓云。宣传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人员上网跟帖，“以贵州的媒体影响全国的舆论”。

可以说，中国互联网已经步入“丛林时代”，商业力量、政治力量、甚至草根网民自己的力量，都在这个平台上博弈，“哈尔滨六警察打死人”命案后的网络暗战就是最好的注脚。现实世界的扭曲,一度被认为在网络中可以得到有力的纠正，人们通过互联网发现真相。实际上，互联网正在变成一种舆论工具，被怀有各种目的的群体操纵和摆弄。

第二，当不同的消息源散发彼此矛盾的谣言时，整个社会的焦虑和恐惧会加深。谣言不是别的，是我们自身的回响，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欲望、恐惧和痴迷。卡普费雷说：“到处弥漫的焦虑，或者失望，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受到抑制、疏导和给予合法地位的仅仅是其表达之方式。它们首先体现在窃窃私语之中，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就会变成谣言。……谣言反复出现是城市、社会群体和国家持久混乱的标志。”（卡普费雷，1991：125）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民意表达机制，以及各种利益的博弈机制，就不仅仅是一种向善治的推进，也是在推动整个社会的健康与福祉。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设立“出口”，特别是灾难性地缺少信息安全阀，那么，民众的焦虑与不稳心态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安定都会构成重大威胁。以此观之，谣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极端反复出现也有其积极意义，它意味着国家由于这样那样的因素放松了惯常的管制、阻遏和疏导，使潜伏的东西不再受到抑制，得以表达出来。透过谣言的遭遇，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一个健康社会跳动的脉搏。

第三，在一个高度媒介化和网络化的社会中，媒体呈现一种崭新的“融合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中的谣言成为了“信息炸弹”。在互联网上产生的信息能够影响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媒介内容生产；新媒体技术及其背后的商业价值都强调速度第一，核实信息的时间大大缩减，进入信息传播网络的人数以倍数激增；新闻的娱乐化，政治的营销化，公众对八卦新闻的追求，都帮助创造着戴扬和卡茨意义上的“新”媒体事件。毋需进行多少受众研究就可以知道，这种“信息炸弹”的影响是惊人的。在中国，当门户网站用可观的篇幅报道谣言，当知名论坛对某一谣言的评论盖起了宏伟的“高楼”，当源于网络的谣言登上“旧媒体”的大雅之堂，当某个政界或商界要人被迫花费时间和精力修复被损害的形象和人格，当丑闻把一些人从高高的位置上掀翻下马，我们就可以懂得民众赋予这些谣言以多大的重要性。

正是为此，本文希望指出，谣言研究十分有必要超越传统的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对谣言的旧认识，研究网络谣言提出的许多新命题，并以此探讨有关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新思维。这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新转折与之前相比，要复杂得多，危险得多，也激动人心得多。

结语

从一开始，有关谣言的研究就被两股力量所撕扯：一种观点认定谣言是信息衰减的机械产物，另一种观点坚持用心理分析的角度看待谣言。涩谷保的看法为谣言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把谣言看成一个群体对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的解释，谣言这一建构是社会的集体信念的反映，所以，像从前那样讨论谣言的失真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谣言就是真实的。

卡普费雷在涩谷保的看法的基础上，强调谣言的“非官方”性质：“谣言并不一定是‘虚假’的：相反，它必定是非官方的。它怀疑官方的事实，于是旁敲侧击，而且有时就从反面提出其他事实。这就是大众媒介未能消除谣言的原因。”（1991：274）他进一步提出，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必定常常是反抗性的，因为它不承认官方的真实。追随他们的见解，本文认为，谣言常常作为一种社会抗议而出现。

在中国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倾向于否定谣言中的真实性，从而将谣言定性为“虚构”、“捏造”、“毁谤”，其中甚至不乏动机判断。很显然，对谣言内涵的演变以及谣言在现实中发生的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传播学者提示官方文本、主流思维之外的另类谣言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造谣、传谣的群体心态和社会氛围，描绘出更加多维度、多层次的历史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