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卡扎菲是被“专制制度”所杀

方绍伟：卡扎菲是被“专制制度”所杀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24 10: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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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亚执政当局10月20日晚公布了卡扎菲的尸检报告，申明卡扎菲死于头部中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外22日认为，卡扎菲受伤被杀有违《日内瓦公约》，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卡扎菲到底是怎么死的？

　　储成仿先生在“卡扎菲的死纯属自杀”一文中别出心裁地认为：“卡扎菲自杀自己开枪打中自己腿部的第一枪是1996年6月29日的阿布·萨利姆监狱大屠杀。……卡扎菲自己开枪打中自己胸部的第二枪是2011年2月19日向示威者发射迫击炮弹并用机枪进行疯狂扫射。……卡扎菲实施自杀开枪打中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颗致命子弹是拒绝接受利比亚反对派8月30日发出的最后通牒……事实表明：是卡扎菲选择了要民众死、要反对派死，但事实结果却是他自己选择了死、落到了死！”

　　《日内瓦公约》当然无法改变“以暴制暴”的历史逻辑。但卡扎菲真的是死于这种“以暴制暴”意义上的“自杀”吗？在确立“独裁自杀论”时，储成仿先生顺带批判了另外一种观点：

　　“当突尼斯、埃及独裁者面对民意、放下屠刀之时，有的学者却发出了无尽叹息：这些独裁者也太不中用、太不专业了！他们竟然全不明白’专制是因统治能力而存’的至真之理！这位学者运用他的万灵神通般的、去’规范冲动’的、无价值取向的、非愿望型学术的、只谈认识不谈主张的’冷酷实证’方法，认为，独裁者们只要真正做到心狠手硬，真正做到最大限度的强而有力的专制独裁，独裁者就不会垮台，专制就不会被民主所取代，其独裁统治就会延续不辍、江山就会安然稳坐！然而可惜的是，卡扎菲倒台的案例却彻底粉碎了这位学者的’冷酷实证’及其推论判断！”

　　分析卡扎菲死因，就此变成了一场学术批评。学术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如果没有“同情的理解”，批评者就丧失了“批评的尊严”。如果“独裁自杀论”所批判的“统治能力论”真的是在叹息独裁者“太不专业”，那么这个“统治能力论”就不仅有立场问题，而且还有逻辑问题。

　　不幸的是，“独裁自杀论”对“统治能力论”缺乏必要的理解，更谈不上“同情的理解”；可也正因为如此，“独裁自杀论”就丧失了“批评的尊严”：这是一种没有自尊自重的批评，是一种为了自己的逻辑而剪裁他人观点的批评。

　　如果仔细阅读《统治商数论：政治存亡的逻辑》这个系列文集（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aa9ead0100un59.html），任何人都无法得出“叹息独裁者太不专业”的结论。“统治商数论”的观点很明确：专制是因统治能力而存，但统治能力却是因为“基因悲剧”而亡；所以，专制是因为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制度性失控”而亡，根本就不是因为独裁者“太不专业”而亡，制度规定了独裁者根本不可能做到“专业”。

　　就是说，“统治商数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制度主义”观点。“独裁自杀论”把基础建立在独裁者个人身上，自己以为“多行不义必自毙”，就因此认为别人说的是独裁者“心狠手辣就能不垮台”。可“统治商数论”要推翻的恰恰就是：独裁者个人的政治道德和政治手腕完全不是问题的根本，多行不义和心狠手辣既可能加强、也可能毁灭专制，“多行不义必自毙”是一种常识主义的天真愿望（因为多行不义可能一时得逞），“心狠手毒就能不垮台”同样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春秋美梦（因为人算不如天算）。

　　问题的根本在于：专制本身包含了一种“终身独裁”和“独断接班”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以“统治利益”压倒了“统治能力”，以至于专制本身必然出现“政治遗传学”意义上的“基因悲剧”，即落入了统治能力无法应对统治成本的“夜长梦多效应”。

　　“夜长梦多效应”的基础，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阿克顿定律”和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阿克顿第二定律”。“阿克顿定律”说的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条说的是像卡扎菲这样的独裁者极容易胡作非为、自以为是。“阿克顿第二定律”说的是，绝对的权力通过排斥人才去维护自己的安全，人才只有经过收编整合及忠诚整合而被绝对的权力所利用。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包含着“收编-吸納-同化”的 “精英逆淘汰现象”。

　　“夜长梦多效应”说的就是，聪明的独裁者会更长远地对待统治能力，但长期眼光并不能保证聪明的独裁者就一定能够克服自己的“人性弱点”；只要“人性的弱点”得到制度的鼓励，即便聪明的独裁者也难保不会因自己的重要位置而放大自己那怕是最小的失误，这种失误要么存在于“终身独裁”中，要么存在于“独断接班”中。

　　所以，独裁者死定了，就不是因为独裁者自掘坟墓，而是“亲族继承终身制”制度性地规定了独裁者必然自掘坟墓，是换了谁谁都会选择自掘坟墓的制度必然性。因为，任何事后看来是自掘坟墓的行为，处在独裁者的位置上都是理所当然的自我维护行为。本文题目中带引号的“专制制度”一词，指的不是一般所说的“专制”，而是特指“专制制度”下的“亲族继承终身制”（为简化题目起见）。

　　卡扎菲表面上是死于四面树敌，西方、基地组织、俄罗斯、中国都不在他眼里，一个独裁者能丧心病狂地四面树敌到如此空前绝后的地步，我们不能不说是“夜长梦多效应”的一个典型例证。说卡扎菲是被“专制制度”所杀，就卡扎菲这个个人特例而言是一种偶然性，但就“亲族继承终身制”而言则是一种必然性。专制就象海洛因，上瘾是身不由己的，上瘾之后都有一种自己就是上帝的“上帝幻觉”，独裁最狠的人完全可以是骂专制最来劲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换了谁谁就能是个东西。这就是“统治商数论”要把重点放在制度和制度文化的全部原因。

　　把这样一种“统治能力论”解读成“叹息独裁者太不专业”，如果“规范冲动”不到达了相当高的层次，那是绝对做不到的。这反过来给“冷酷实证”的必要性增加了理由，“冷酷实证”不是为了“摆酷”，也不是为了“炫智”，而是它确实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多一个“规范冲动者”不多，而少一个“冷酷实证者”，事实证明已经少了一点。

　　但是，许良先生对此却大不以为然。在“中国人丧失良知了吗？”或“中国人已经禽兽不如了吗？”一文的留言中，许良先生指出：

　　“道德机会主义”、“囚徒困境”、“双轨道德”等，都是中国社会的普遍存在现象，这种现象“被认识”却又“被决定”也是实事，但原因是什么？把现实存在说出来，这是方先生的长项，但他在用所谓“实证”法所叙述现象的过程中却暗藏着错误的，带有蓄意的片面的结论：这是中国的现实存在，所以必须“心死”，一切政治与经济改革都是徒劳。还是让这个社会自生自灭吧。但这结论的后果对什么人有利？对什么人有害？不言而喻，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不是社会的基础－－弱势的民众，而是得势的既得利益的权贵。如此分析，方先生每篇所谓客观性的“冷酷实证”就昭然若揭了！“大哀莫过于心死”，劝人“心死”，来支持“现实存在”，并永远存在下去，这就是方绍伟的在中国一切热心文章的总“阳谋”。

　　许良先生似乎言之有理，方绍伟在搞“阳谋”。因为，说“专制是因统治能力而存”，就等于是在“叹息独裁者太不专业”；那么，说“这是中国的现实存在”，当然就等于是在“支持中国的现实存在”。储成仿先生“故意”漏掉了我的后半句话，即统治能力却是因为“基因悲剧”而亡，那么，许良先生又是“故意”漏掉了我的什么话呢？一个“规范冲动者”还有可能在“同情的理解”中追求“批评的尊严”吗？

　　先回到卡扎菲的死因这个主题上来。其实，讨论卡扎菲的死因，大家想说的无非是中国的出路问题，而我分析中国人的道德堕落，把一切归之于中国“双轨社会”的制度文化，想说的难道真是“要劝人心死”吗？

　　这里涉及到“冷酷实证”方法论的两个要点：第一，“冷酷实证”根本不劝导或劝阻任何人“死心”；但更加关键的是，第二，“冷酷实证”在讲述“现实的存在性”时，决不可能导致现实中的人们都纷纷“死心”；相反，人类的“自由意志”决不会因为任何“冷酷实证”而突然选择“死心”，自由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可阻挡的。

　　所以，“冷酷实证”既不可能劝导人们“死心”，也不可能阻挡“自由意志”，它的全部目的必然不在于“现实的合理性”，它的全部目的必然在于“现实的存在性”，它的全部目的必然在于主义之争背后的“人性规律”。也只有不服从于任何主义，“冷酷实证”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人格，也才能得到不被各种主义所污染的认识。“中国应该怎么走”毫无理论价值，“中国实际上怎么走和会怎么走”才充满玄机。还是那句话：多一个“规范冲动者”不多，而少一个“冷酷实证者”，事实证明已经少了一点。

　　人们是否“死心”，决定的因素是人们自己的费用结构，不是“冷酷实证”对“现实的存在性”的揭示。“冷酷实证”之所以不从“存在性”多迈一步到“合理性”，那仅仅是因为，任何“合理性”命题都包含着一种“主体主义的陷阱”。与“纯粹的认识”相比，“主义的污染”和“党派的偏见”都是“奴化的思维”。把我看成“专制的反对者”或“专制的支持者”，既无端地抬高了我，也严重地贬低了我。

　　我显然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用杨晓刚先生在“与方绍伟先生在话语通约下谈民主、宪政及其它”一文中“挖苦”的话说：“方绍伟先生没事对着三家各打大板玩，原来是为了用’冷酷实证’为三家分发相互厮杀的炮弹玩”。可更准确地说，“冷酷实证”就是，为不为各家分发相互厮杀的炮弹，各家都照样有相互厮杀的炮弹玩。是这样，没有超越精神，还奢谈什么学术？

　　卡扎菲被杀了，但卡扎菲是被“专制制度”所杀的道理，决不是“传统智慧”所能很快理解的。“统治能力论”、“统治商数论”和“基因悲剧论”注定要被排斥很长一段时间。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