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成仿：一个民众眼中的十八大

一开始考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以“一个党员眼中的十八大”为题来写。所谓十八大，众所周知，不是什么别的代表大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联想到我也是一个党员，而且曾经是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曾经担任过某所大学二级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而且，我硕士和博士阶段所修专业都是中共党史（党学），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了解和研究我不能说我有何高深造诣，但如果说我对之一无所知，这也说不过去。党开十八大了，好像和我有些联系，但仔细一寻思，我忽然发现十八大和我这个党员什么直接联系都没有。当一个党的大会与一个党员什么直接关系都没有时，这个党员还以“一个党员眼中的十八大”为题写文章，读者肯定说这个党员作者在自作多情，而我是不愿自作多情的，因此，我就放弃了这个标题。

接着，我又为我的这篇文章拟了一个标题：“一个公民眼中的十八大”，这次我以为这个标题还算不错，我还偷偷欣赏我的这个标题所包含的现代性（因为我使用了“公民”这个时髦字眼），但不知为何我的心里总感到不踏实，当我追根究底、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一个公民时，我犹豫了，因为尽管我所修专业是党学，但我对我国的宪法还是做过一些肤浅的研读的，对照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我觉得我还不是一个公民，因为检验一个自然人是不是一个公民其标志是看其是否享有一个公民理当享有的这些权利，实话实说，很不好意思，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享有这些权利，这样，我就不敢打肿脸充胖子、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公民了，故，对于这个标题我又不得不忍痛割爱、舍之不用了。

然而，想要写一篇文章是不能没有标题的，孤陋寡闻如我者还没有见到过人世间竟然存在一篇没有标题的文章（可能有，只是我没有见过）。就在我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之时，我不禁想起了我的一篇题为《执着宪政，屡仆屡起——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随想》的拙作，在这篇拙作中，我把我的社会角色定位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具有公民意识但尚未充分享有公民资格和权利的国民”。是的，没错，我是一个国民，我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据此，那我就把我这篇文章的标题拟定为“一个国民眼中的十八大”吧！

然而且慢，这篇文章的标题真的可以就这么定下来吗？由于受到此上两次择提流产的影响，我一改以往粗枝大叶、马马虎虎的习性而一下子变得狐疑不定、犹豫不决起来。此时，我故伎重演、如法炮制，自己问自己：我是一个国民吗？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什么是国民？据查，法国政论家约瑟夫·塞亚斯曾将一个国民界定为“生活在同一宪法下作为立法代议机构主权代表的人们共同体”中的一员！啊呀！这下可糟了！按照这个界定，国民的政治法律身份和地位不亚于公民！既然我连一个公民都不是，难道我还是一个国民吗？这下，“一个国民眼中的十八大”的标题又胎死腹中了！

啊呀！此时的我感到的是多么的困惑无助啊：为啥别人立题作文口吐莲花、易如反掌，到了我这儿咋就那么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呢？正当我抱怨老天不公之时，我的耳边似乎隐约飘来一个走街过巷朗读者的微弱声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哦，有了，这下有了，这下真的有了，古代的匹夫不就是现代的民众吗？对了，我就是一个匹夫，我就是一个民众，民众就是我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真正且真实的地位和身份！至此，我心里一下子感到踏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是谁了。由此，我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就无心插柳、迎刃而解了，它就是“一个民众眼中的十八大”！

是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匹夫，则我有责！冷眼纷纷攘攘的当今中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驱使我这个匹夫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以言履责的原动力！我是民众，我是“匹夫”， 匹夫有责，我尽我责！下面就让我这个匹夫民众以“一个民众眼中的十八大”为题来谈谈十八大。

一

十八大前，海内外、国上下大家共同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十八大上对政治制度作出实质性的改革部署，以遏制愈演愈烈的权力腐败和控制日甚一日的社会不公。然而，十八大一结束，人们对之感到的却是失望。

中国的事情往往令人感到迷茫奇特、不可思议！本来中国共产党是现存制度的制定者、实行者、维护者和获利者，然而，许多人却在那里天天等待着十八大上中国共产党能够壮士断腕、自我革命！

翻开古今中外任何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政治进步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划时代的、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都是由哪那些处于利益受损且力量弱小的社会群体持续性的哪怕是鸡蛋碰石头式的抗争的结果。但在我们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有那么一些人尽管利益受损、胸怀正义，但他们面对强权却表现出只有中国人才有的精明和机灵：他们不敢抗争、不愿抗争、甚至反对抗争，他们却梦想着有朝一日统治者在某一天早晨醒来忽生怜悯、忽发慈悲、忽降恩典，就轻而易举地清除了特权腐败，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社会正义。他们梦想中国有那么一天也会出现华盛顿和蒋经国！

由此，当前中国就自然而然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党一如既往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部分民众一日既往地在那里天天抱怨党以及现存制度导致的愈演愈烈的腐败和日甚一日的不公，另一部分人则一如既往地随波逐流、觅食度日、苟且偷生。

十八大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结构里自然有着不同凡响的功能和意义，但在我看来，十八大，顾名思义，仅只是一个政党的代表大会。十八大在中国这样一个特色国度其地位无与伦比，但如果在一个多党民主国家里，一个政党的代表大会，是完全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也没有任何权力和资格来决定和制定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的。而在中国，由于实行的是一党制，党通过其核心群体不仅垄断了整个党的权力系统，而且垄断和支配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这种一统天下的党垄断一切权力的政治现象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在这样一个特色国度里发生任何一件事都不足为怪！

二

21012年11月15日中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人数以及产生方式的揭晓，同样引起了海内为、国上下的热评和热议。

人们不仅评论和评价具体的常委人选的德性、能力和功过，更重要的是评论或批评这种产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方式和程序。

当然，也不乏对中国这样产生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方式和程序大家赞扬和辩护的。如：张维为先生在他的《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一文中就指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本月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不仅如此，他还说：“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儒家渊源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产生并维持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以公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的制度。中国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将其贯彻到整个体制中，尽管这种努力并非总是成功的。官员晋升的考核标准，涵盖了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最近越来越受重视的环境保护等。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与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是分不开的。尽管有不少耸人听闻的腐败丑闻和社会问题，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如其经济一样，保持了弹性和活力”。

张维伟先生越说越来劲、越说越邪火：“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尽管中国政府还存有许多不足，但它确实保证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长期增长并大大改善了绝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民调，在2012年受访的中国民众中，高达82%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表示乐观，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

我不知道这种五千多年来在中国屡试屡败的所谓的“选贤任能制”为什么在张维伟先生嘴里变得如此的现代和先进？！张维伟先生真可谓是口吐莲花、梦笔生花！但也有人说他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为什么他要闭着眼睛说瞎话呢？有的人说，这是皇帝的新装，是人人心知肚明、无须说破的！

另一位名叫胡鞍钢的先生在他的《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一文中鼓噪唇舌：中国之所以成功，从政治发展的特点和条件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成为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9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这一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二字：是“集体成员”，而不是“个人”；是“多个机构”，而不是“一个机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它的实际运行体现在五大机制：集体交班、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

从决策理论和实践看，“集体总统制”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同一个大考，即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是最佳的，而且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危机前的4倍缩小至2011年的2.2倍，此外中国对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作用最大，实际贡献最显著。

对于胡鞍钢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已在我的《“中国成功”与“集体总统制”》这篇拙文中对之作了批评性的评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查阅这篇文字，在此我就不再作评论了。

还有一位在中国谋食的名叫贝淡宁的洋人先生真是文功了得！他不仅文功了得，人看样子又很机灵。他瞅准十八大召开时机抛出了他的雄文大作《为中国政治模式辩护》（这篇文章的第二作者是一个名叫李世默的先生）。他在文中说：

“应如何选举中央领导人？理想的方案是，这个过程应该是择优的：其机制应当明确旨在产生具有卓越能力和品德的领导人。过去30来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逐渐把自己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精英管理组织。如今，大学是新党员的主要招募地。学生需要在全国考试中获得高分，才能被培育未来领导人的顶尖大学录取。接着，他们会通过激烈的竞争获准入党。只有表现优秀、并经过全面人格测试的学生才能获准入党。那些希望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学生通常需要通过政府考核，数千名申请人争夺一个职位。一旦他们成为这个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要向更高的领导岗位晋升，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他们必须在政府基层表现优秀，并通过人格测试。接着，还有更多专门针对职位的考试，用来测试具体的技能”。

更有甚者，他还说：“中国式的精英管理有着明显的优势。党员干部需要经历严格的人才选拔过程，只有那些表现优秀的人才能升入最高层。领导人可以不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争夺选票上，而是可以寻求增长知识和提高绩效”。

看得出来这个洋教头不仅“忠心耿耿”（请注意是带引号的忠心耿耿），而且还是一个急性子！看到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受到如此多、如此大的批评和质疑，他已是急不可耐、赤膊上阵了！他真的不把自己当外人，他要瞅准时机跳出来“为中国政治模式辩护”（有的人说他是被收买的，当然，没有真凭实据我们是不能胡乱猜测的）！实际上，这种表演（也可以说是丑剧、闹剧）在中国并不新鲜，曾经有一位美利坚籍的名叫古德诺的先生于上个世纪的1913年到我们燕京北平任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并于1915年发表大作《共和与君主论》，他在他的这部大作中坚称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君主制是中国唯一的且最好的选择，从而为袁世凯称帝提供学理依据和制造舆论。可结果如何呢？众所周知，结果是君主制在中国彻底寿终正寝了，袁书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了！到了21世纪今天的2012年，有一位加籍名叫贝淡宁的先生效法古德诺嚷嚷着要“为中国政治模式辩护”！无独有偶，没有什么奇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看着贝先生的表演，在感觉其有些滑稽、有些拙劣、有些大言不惭（脸皮有点厚）之余，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加国洋人不远万里（如同当年的白求恩）来到这样一个特定、特色体制下的国度谋食，

不仅要看主人的脸色还要主动讨好献媚主人才能混个肚皮圆，这可真难为了这位洋教头！这不能不使人们对他顿生怜悯！

对于一个洋人为了在此谋食而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做法，我们还是可以对他作出同情性的理解，但对国人中的有些人以及外籍华人的有些人也在那里闭着眼睛说瞎话，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了！然而，转念一想，对于这两类人也不难同样作出同情性的理解：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那么一类人，他们见利忘义，他们生性贪婪！就这两类人而言，他们不仅要吃学界这份饭，而且还要吃官家这份饭；他们不仅要吃外国的一份饭，而且还要吃中国的一份饭。一般人都只吃一份饭，而他们偏偏要吃双份饭、甚至三分饭四份饭！你说这种人贪婪不贪婪！这种人何止是贪婪，说他们贪得无厌也不为过！

三

十八大召开过后，引起热议、热评的另一个焦点是十八大政治报告中的一些内容。2012年11月8日上午胡锦涛先生所作的政治报告洋洋2万8千余字，报告一问世，报告第二部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中的“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句话就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国上下的特别关注，随后引发了海内外、国上下的热议和热评。

是的，未来中国社会走什么路，这确实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可惜，我们这个号称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在官民朝野之间还没有达成共识，尽管统治者言之凿凿宣称此事已决，但事实上这个问题还没有在制度层面上和法律层面上得到官民朝野意志大体一致的协约式的而非强制式（用枪杆子）的解决，由此可以断言，不仅在今日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将无法休止。

君不见：对于未来中国社会走什么路或不走什么路、举什么旗或不举什么旗的问题，近年来，不同的中国社会主体对之给出的答案却大不相同。

有的中国社会主体提出未来中国要走民主宪政的路，有的中国社会主体提出要走“文革”的路，有的中国社会主体提出要走新民主主义的路，有的中国社会主体提出要走明君贤臣的开明君主的路，党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

对于中国未来走什么路的问题，我将另写专文加以论述，在此就不多作发挥了。

行文至此，此篇文字也就到了它的末端。本来只打算三言两语谈谈十八大，想不到话题一展开就打不住，一口气就说了这么多。但无论如何，我总算把《一个民众眼中的十八大》这篇心得作了一个交代，用“文革”中常讲的一句话：我总算向党交了心！针对十八大召开前以及十八大召开后海内外、国上下对十八大作出的希望诉求和失望反应，在我们对之作出同情性的理解的同时，我总觉得，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十八大的召开只是这一制度格局下的一个平常的历史事件。在这一政治格局下，它不可能在政治制度的变革上有何本质性的突破和跨越。人们对之倾注过多希望或施加过分解读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于这一点，我在我的拙作《写在十八大召开前：这里“换届”静悄悄》一文中已经做了初步的论述。总而言之，在我这样一个民众眼中，十八大的召开不可能是当代中国政治演化长河中的一个惊涛骇浪，它只能是也不过是这条正在流淌着的河流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或水滴。

2012-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