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又开始成为各界的热门话题。应该说，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为未来的改革寻找新的共识和突破口，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模式，学界支持和反对的力量一直都很强大，长期以来互相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这种“思想僵局”持续的关键是双方都没有找对切入点，即不是从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作为切入点，而只是简单的拷贝“华盛顿共识”或者否定的逻辑，这样非此即彼的思路只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笔者一直认为，考察“中国模式”的最佳切入点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元素——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兴衰变迁。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公司不断获得生存空间，与政府争夺权力边界，在市场经济的废墟上爆发力量和惊人生命力的历史。从人类整个经济史的长河看，公司、市场、金融交易所和互联网的确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四大发明，他们的共同特质是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决定了全球经济权力版图的更替。通过考察公司兴衰的逻辑解释中国30多年的经济崛起和制度变迁，并对所谓的中国模式方方面面进行探讨，一些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改革未来的争论有望找到结合点和共识。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社会组织的地位而言，并没有独立的企业，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政策的附庸而存在，是另一种形式存在的政府，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功能。从中国改革的路径看，农村改革以承包制作为切入点，解决吃饭问题，而城市改革将国有企业作为切入点，解决一个社会的活力和经济的主导权问题，而城市改革的主体无疑是企业角色在社会中的转型。在1978年，中国企业的数量不过几十万家，而到今天，中国企业的总数量已经超过了1千多万，1978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进入全球500强，而到今天，中国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已经有61家，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特别是以乡镇企业为起始点的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更是成为中国改革最意想不到的突破。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看，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收缩，释放了经济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动力。在国有企业改革障碍重重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事实上也抑制了政府在微观领域的干预力量。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部不断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和限制政府干预的历史，一方面，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构筑了新型的政企之间的权力边界，培育了一个能够和政府抗衡的市场主体。

　　站在中国改革的视角，扩大国企的自主权，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在强大的政府之外，培育一个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的经济体，代替政府的全能的职能，这个路径，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共识之一。在两个世纪之前，美国费城的制宪代表们已经真切地意识到，最初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经济体系，对国家强大和民主政治体制的保护是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历史学家阿瑟.斯莱辛格也认为，没有私人财产，民主是不可能的，而拥有大量强大的私人部门的国家，一般都趋向于向国民提供更大范围的经济和个人自由。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国家的让利，使得民营企业摆脱了发展的桎梏，创造了人类经济转型史上的奇迹。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尽管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明显，但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高达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主要力量。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谓无处不在，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运行未必仅仅是一个自然资源、继承的财富、文化或地理上的问题。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特别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而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在讨论了种种的变革措施之后，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谈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据科尔奈的看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没有可能。怎样才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呢，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他声明不喜欢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民主，而是喜欢建立在人民共识基础上的民主政府。

　　倡导“中国模式”者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大和集权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内耗，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这样的逻辑根本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垄断一切，国有成为垄断了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没并没给中国带来繁荣，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左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与政府的强大是两个概念。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言，国有部门可谓占有了绝大多数的政策和金融资源，但就国有企业的效率而言，一直却面临不能资源其所的悖论。在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在微观领域亏损累累，依靠财政的巨额补助才能生存，成为财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财政救助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告别了微观领域的亏损，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利润高达近2万亿，但如果分析国企利润的来源，就会发现，国企的大部分利润要么是靠资源，要么是靠垄断，2010年中央企业的利润70%是靠前10家垄断企业，如果没有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微观上仍然是亏损和不赚钱的。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从经济总体而言，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缩水。因为，占有30%资源不到的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只有30%不到，其2万亿的利润，真正上交财政的只有可怜的400多亿。假定这二者占有资源的比例互换，可以想象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有多大。

　　基于此，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新国企”带来的，而是民间投资不断壮大和国家在经济方面功能逐渐收缩的带来的。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可以浓缩成一部企业争取经济民主和自由，打破垄断的历史的话，那么按照吴晓波的说法，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则一直存在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鼓励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保育钧先生曾经一语中的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因此，重新定位国有企业的未来，并大幅度收缩国家的经济功能，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领域，为中国的民企松绑，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是选择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还是选择按照政策、关系和权力来配置资源的重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的过度强大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短板，而不是知道炫耀的比较优势，各种腐败和寻租，无不和政府占有过多的经济和政策资源息息相关。因此，周其仁才深刻认为，来自政府的种种威胁，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总结中国30多年财富创造的原因时，切不可以政府之强大视为中国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将其视为中国财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侧重点。中国的繁荣来自私人公司的强大，来自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