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 告别英雄时代

　　告别英雄时代
 
 　　文/朱学东
 
 　　今年某月，北京，南都周刊创刊5周年出版座谈会。
 　　我举目四望，顿觉颓然。
 　　我不无沮丧地跟几位年轻我许多的朋友说，似我这般年纪，顶着斑驳的脑袋，混迹于小弟弟小妹妹中间，实在有些不堪。
 　　这是一种真实的心态，是一种感受到巨大压力的心理变化。
 　　这种沮丧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平面媒体年轻一代领军者的成长。
 　　偶像的黄昏。
 　　在平面媒体领域，老兵们正在凋零。
 　　1，
 　　作为一个平面媒体的观察者和实践者，近二十年来，我目睹了不同代际传媒英雄的成长，以及凋零。
 　　基于个人立场，我向来把黎元江席文举范以锦张富汉吴泓刘江赵济青胡舒立钱钢刘东华瞿优远朱伟胡勋壁程益中朱德付封新城秦朔沈灏等这些不同世代的媒体人叱咤传媒江湖的岁月，统称为传媒业的英雄时代。
 　　自中国媒体开始承认自己的商品属性，逐步由喉舌而商品的过程中，报刊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鼓吹者，自身也是市场化的先驱，一度是传媒业的标杆。
 　　自那时起，传媒业就开始进入了一个英雄时代。
 　　在市场化初始阶段，媒体开始从单纯的宣传工具回归或开始具备基本的媒体特征，并要在市场上获得一定成功的时候，理念、制度一切皆在摸索中。
 　　这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
 　　这个时代需要的，不仅是捕捉市场机会的眼光，更是敢于突破旧制的勇气和策略。
 　　在这一过程中，媒体领导者或灵魂人物的个性特征被张扬的淋漓尽致。这种个性特征充分体现在媒体领导人的洞察力和领导力上。
 　　领导者的个人洞察力，包括对于时代主题（或趋势）的把握和媒体价值观的把握。
 　　我一向认为媒体的成功是在特定时代的某种价值观的成功。领导者必须能够洞察到这两个方面。
 　　而领导力，一方面是在运作媒体时体现出强大的资源协调组织能力，人才、资金、政府关系、客户关系、其他周边关系、渠道等要素；另一方面是作为灵魂人物所必须具备的人格特征，意志力、影响力等。
 　　放在历史时段中考察，英雄时代的早期英雄，黎元江们，他们最主要的努力，是要把自己负责的媒体，从单纯的喉舌变成市场主体，他们的努力，更在于突破传统宣传体制对媒体生产力的约束，而勇敢地投身于市场大潮，从而为被迫困守于传统体制的媒体打开了一条新生之路。
 　　一个可以观察的标杆性事件，是从94年起关于成立报业集团的探讨，基本以省报为主。当时，党委机关报才是主流报纸。但到97年7月1日，广州日报在香港回归之际，突破管制，出了97个版，从此，市场化媒体的生产力得到高度释放，在中国狂飙突进，开启了自己的新时代。
 　　毫无疑问，这些带领媒体突破旧制，寻求自身解放的领军者，个个都是时代的英雄。
 　　当市场化媒体汹涌而来时，新一代媒体领军者们，需要勇气和策略去突破的，最主要的已经不是媒体自身的改革和突破旧制，而是媒体采访中遇到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他们利用旧制度维系自己的利益问题，是媒体自身利益与政治和商业博弈的问题。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开启夹缝中求生存的时代。
 　　这一过程中，像南方周末、南风窗、南方都市报、财经等，逐渐成为新的标杆。
 　　这个时代，媒体的英雄不仅出现在领导层，而且，还出现在了普通的采编体系。不仅考验领导者的胆识魄力和策略，也考验普通从业者的良知勇气和担当。
 　　这一阶段，传统媒体的那些著名记者，在普通读者的眼中，个个都是英雄，大义凛然，正气逼人，是良知正义的化身。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英雄时代，英雄们，无论是媒体领导者还是名编名记，他们都是革命家，改革家，宣传家。他们表征着时代潮流，是正义良知的代言者。
 　　正因为这样，英雄时代的英雄们，对抗旧体制的行为，更涂抹了一种悲壮的色彩。这种悲壮，也转化为一代代中国传媒人的悲情。
 　　就这样，传媒业一直保持着英雄膜拜的传统。
 　　英雄时代，就这样通过英雄膜拜和悲情延续着。
 　　2，
 　　英雄时代，是开疆拓土，建立个人功勋声望的时代。
 　　英雄时代，注重的是个体的突破能力和具体的业务能力。它强调对趋势的把握，对民众需求的满足。
 　　英雄时代，同样强调个人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成为英雄被人尊崇膜拜的必需品。
 　　不过，时过境迁，当我们跳出庐山，摘下膜拜的眼镜，重新去审视英雄时代，我们会发现与当年诸多不同的认识。
 　　翻检过去许多成名的报道，我们会发现，按照现在的业务标准看，也有不少值得检讨的地方。
 　　业务能力导致的采访突破并非是成功的唯一标准。
 　　在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道德感召力更高于对业务能力的要求，技术得让位于人们认为的正义。为了英雄心中神圣的目的，专业要求和程序正义是可以牺牲的。
 　　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报道，这样的英雄，其实并不少见。
 　　在《偶像的黄昏》里，尼采这样说：“这些历代最智慧的人，人们应当开始就近观察他们，也许他们全都不再站得稳。”
 　　

果然。

这样说，并非对英雄时代的不敬。
 　　时代发生了变化。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果见识还是和前人一般，那是何等的失败。
 　　有这种认识，就是因为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精神开始在新一代媒体人身上成长了。
 　　英雄时代的英雄们，与旧体制的抗争，为后来的媒体人撑开了一片天空。新一代媒体人，享用着前辈搏杀的余荫，主要战场，已经从与体制的抗争上，转到了市场同质化媒体间的竞争。
 　　与英雄时代的前辈相比，如今的媒体人，更多精力，已经可以专注于市场要素和提高业务能力的研究了。
 　　那些年轻一代，王跃春周智琛杨瑞春林楚方唐建光何刚伊险峰等等，已经茁壮成长。他们不像前辈们那样享有盛名，低调，却来势汹汹。
 　　其实挽歌早已飘响，只是许多人并未在意，甚至装着没有听见。
 　　传媒业的英雄时代，从此一去不返了。
 　　从此，江湖上只留下传奇。
 　　3，
 　　没有了英雄的时代，传媒业并不寂寞。
 　　少了英雄，却增加了更多更专业更现代的媒体。
 　　这是一个新变化。
 　　告别英雄主义的过程，也是专业主义和职业精神获得青睐开始。
 　　年轻一代的领军者，他们的媒体基因，与他们前辈英雄基本出于体制内改良的2.0版相比，已经相距甚远。
 　　经过市场化的熏陶，资本力量的不断浸淫，以及专业主义精神的逐渐觉醒，他们不再是传统的改革家、革命家式的媒体领导者，而化身为专业的、职业的媒体领导人，职业经理人式的媒体领导人开始出现。
 　　与前辈相比，他们不再把自己服务的媒体视为禁脔，同若儿女，不再因为失去权柄，如丧考妣。他们只是把服务的媒体，看做人生历练过程中一个平台。
 　　他们对媒体的特性，市场的特性，从业者的要求的把握，比前辈更专业职业。他们更倚重技术手段和制度，而非人格魅力来实现对媒体的领导。
 　　年轻一代的名记们，对通过采访活动，把自己变为事件主角，而获得声望开始抱有警惕；道义是必需的基础，但也不是唯一的。他们开始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平等的视角；理性精神开始超越激情，专业主义和职业操守的要求，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
 　　或许，年轻一代媒体人，比前辈少了些突破的勇气，多了些自利的思考；他们比前辈少的，还有就是职业声望和夸大战果的热情。
 　　不管怎样，告别了英雄时代，媒体的成长，不再仰赖某个英雄领袖，不再仰赖某个或某几个名记的铁肩道义。
 　　媒体的成长，更仰赖在职业团队的情怀基础上，每一个成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的提升，团队精神和团队进步，是媒体成长的基础。
 　　告别了英雄时代，渴望扮演英雄的人或媒体，如同刻舟求剑，结局大致会是悲剧。他们生存的空间，也会更加逼仄。
 　　缺少了英雄的时代，传媒业也会乏味许多，但却在回归生活的常态。
 　　没有了英雄，媒体将逐渐回到媒体自身，回到它作为有立场的信息中介的本我，一个负责任的信息发布者，科学理性的知识传播者，维护善良风俗的娱乐提供者，普世价值的坚定追随者；不狂热，不势利，不浮躁，不放纵，不恐惧；有良知，有理性，有担当，守边界，能自律。
 
 
 　　（感谢南方传媒研究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