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装睡的人,怎样的呐喊都是沉寂,对于不愿迈出的双脚,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区。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弃?

  81岁了,资先生依然那样睿智与优雅,翻开刚刚出版的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于迷惘处,聆听资先生的教诲,堪称平生幸事,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100年后的孩子们,必然会翻开今天的细节,他们会看到的,至少还有痛苦是真诚的,至少我们没有沉沦。(摘编自《北京晨报》,陈辉采写)

  1.迷信这样被破除

  北京晨报: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过程,您当年是如何觉醒的呢?

  资中筠:这分三个阶段,我们当初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着“五四”精神,东西方内容都有,当时并没觉得冲突,也没有西化不西化之说。解放后,随着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让人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是全人类的潮流。这本身并无大错。只是这种理想为掌权者所歪曲利用,实施包括思想领域的全面专政,加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所谓迷信,就是强迫加自愿,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有人觉悟早一点,“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点,改革开放后才转过弯来。至于我个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2.为什么集体缄默

  北京晨报: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

  资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特别是开始,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旧观念。当时没有用“启蒙”这个词,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种新的“主义”的启蒙。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后来,一次次的运动,渐渐挤压着空间。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紧几天松几天,松的时候好过一点,这样一拨一拨,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自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到后来越来越难,“反右”时幸亏我在国外,回来一看吓一跳,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国内,可能就成右派了。几次运动下来,心里甚至都感觉不到恐惧了,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全都牢牢地记住了。“文革”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时最害怕,因为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

  3.我们这样改造自己

  北京晨报: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资中筠:是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养不活自己,真下去了,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对我来说,不怕脏确实是一关,突破起来不容易。

  北京晨报:当时没想过回来?

  资中筠:真不想,因为觉得不可能回来。当时想的是赶快把脑袋中的知识忘掉,刚开始干校在京郊,每两周能回一次家,后来“一号战备”下来,各单位自己去找地方,我们集体迁到河南,在一个空出来的劳改农场办干校,整整两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们非常努力认真,加上科学种田,所以我们麦子的亩产量比当地老乡要多一倍。

  4.过去不应神话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是这样吗?

  资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北京晨报:可那时的人不是很朴素吗?

  资中筠: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5.不愿被介绍为首长翻译

  北京晨报:很多媒体上说,您曾给毛主席做过口译,您似乎不愿意提这件事?

  资中筠:我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的履历”,收在《士人风骨》中。媒体还是喜欢这么提这个,说明我们诵颂圣文化的传统依然深厚。仿佛曾经为大人物服务过你就如何如何,其实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种头衔。个人的水平不因服务对象改变而改变,我翻译过巴尔扎克,媒体怎么就不说了?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无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特别难翻译的话,因为他不参加具体问题的谈判。后来“文革”中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把首长翻译看作“身边人员”,我更加要特别声明我从来不是。这次关于首发式的报道,有人告诉我网上有的报道干脆就把我说成“毛泽东的翻译”,其他都不存在了。实在令我无可奈何,不知那记者是怎么想的。

  北京晨报:您和周总理接触更多,对他的印象如何?

  资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记性非常好,脑子仿佛是一个资料库,见过的人他都记得,所有服务员都能叫出名字,能记住她们的某个特点,他很周到,能让所有人都有亲切感,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识面很广,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意见,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

  6.主动挣脱尘网

  北京晨报: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

  资中筠:在外交系统,最好的工作是所谓“一线”,即在“部里”和大使馆,其次是我当时工作的“对外友协”之类,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里。在“对外友协”,需按口径说话,事务性工作多,那时我快50岁,忽然就想独立了,不想再事事听命。更何况,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资料最丰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

  北京晨报:对这个选择,陈乐民先生同意吗?

  资中筠:听说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惊,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陈乐民生怕我答应,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闭塞且人事关系复杂,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陈乐民更厌恶官场,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的那句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7.斯文就这样消逝

  北京晨报:老一代学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风骨与操守,为什么后一代学人就没能传承下来呢?

  资中筠:我们大学毕业时,因为历史相对简单,可以到外事一线工作,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业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只是暂时被信任。领导说现在还用你们,是因为工农子弟还没成长起来,如果不加紧改造自己,等“我们自己的子弟”进来时,你们就要被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出身大多符合“红五类”标准。我们已经下乡了,我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更多接触,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参差不齐,有的是造反派骨干,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乡,甚至进监狱。其中高干子弟的命运和他们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有些人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尝到了民间的疾苦,也就想通了: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报:今天读书人的修养确实有很大的滑坡。

  资中筠:修养需要几代人慢慢熏陶出来,今天启蒙说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贬义词,这也没办法,启蒙关键是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我在小学时有公民教育课,一开始就教孩子们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讲礼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级有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原则,一个人讲公德,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学校公民课没有了,改成“修身”课,学四书五经,讲忠孝节义,这是件有趣的事。从历史上看,异族统治者往往尊孔,这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需要。

  8.权力与道德的博弈

  北京晨报:我们从小老师也教导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可为什么没起到良好的效果呢?

  资中筠:解放后,宣传个人道德,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个人完全“无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没做好榜样。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搞“阶级斗争为纲”,常识中的道德标准服从政治,一个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说了错话,那么什么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个人政治正确,哪怕他男盗女娼,也没人管他。许多劳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范,可后来说成是保守派、修正主义,是“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一样挨整。总之,只要跟对人、站对队,就可以无所不为。当年的乡绅,做了那么多慈善事业,反而成了他们的罪名,说明他们虚伪、麻醉人民的斗志,好事干得越多,罪过也就越大,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德环境自然会受到伤害。“文革”结束后,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又使我们的道德基础进一步滑坡。

  9.我们输出什么文化

  北京晨报:在今天,输出文化成了热词,但在自身问题没解决好的前提下,这是否会带来负面问题?

  资中筠:有可能,输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输出腐败文化。在有些国家,确实有不少中国企业家把国内的做法搬到了国外,贿赂当地官员,搞权钱结合,造成了不良影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出现过类似如何处理与某些新独立国家做生意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多,贿赂成风。美国面临要不要“入乡随俗”的问题。最终经国会讨论,达成共识:如果听任这种行为泛滥,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将崩溃,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书面承诺,不行贿,并接受调查。这时与中国还没有关系。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受《海外反腐败法》约束,但是中国生意大,如果因为反腐败而在竞争中失利,损失太大。他们又经过讨论,还是坚持反腐败法的原则,但稍有放松,比如为了催一个批件,请客吃饭不算是腐败,外企中很多是中国本土员工,他们会想一些办法。总部虽然年年照例查,但对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几年有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被自己国家查出,金额达200万,可我们只承认2万,也许是双方标准不同,也许是我们不愿深究。凡此种种。我们输出什么文化呢?抬出孔夫子来救不了我们。

  10.不要讳疾忌医

  北京晨报:面对这样的情况,启蒙是不是解决之道?

  资中筠: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启蒙也白搭。许多人比喻这种心态是“皇帝的新衣”,我认为这个比喻不太准确,我看更像是一个长了疮疤的人,穿了件华美的衣服,他以为这就可以掩盖问题,可对于医生来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谁说他有病,他就搞掉谁,越是胃痛,越不让人提“胃”痛,其实医生说出来,不是为了出他丑,而是告诉他:赶快去医院吧。但他不愿意听。

  北京晨报:今天不少年轻人都有困惑,我们该何去何从?

  资中筠:不要问“我们”该怎么办,要问“我”该怎么办,这可能更实际一些,每个人都有底线,在任何环境中,一个人凭着诚实的劳动,总可以生活下去,不一定非要走邪门歪道不可。不过需要有一定的理念和韧性。就看每个人的修养了。

  北京晨报:可坚守底线,并不那么容易。

  资中筠:坚持底线,不同流合污,确实不容易,因为环境的诱惑相当大,所以我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奶粉厂工作,你又明知老板在往里面加三聚氰胺,你如何办呢?假如你的房子要还贷,需要这份工作,如果你拒绝就会失业(至少是暂时);如果举报,风险更大;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帮凶,如何面对那些受害的娃娃?你会如何呢?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走过去了,就是海阔天空。每个人守住底线,社会才会好。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才能、机遇不一样。

  11.启蒙应润物细无声

  北京晨报:今天的网上,一些网友戾气很重,这该怎么办?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戾气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识到的人,才可能去改变,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即回归理性思考,而非情绪宣泄。

  北京晨报:换言之,解决这个问题,依然需要启蒙运动?

  资中筠:启蒙就可以了,不要运动,启蒙是照亮自己的心灵,它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社会的戾气,可能更取决于执政者,而非普通老百姓,所谓戾气,大多是在出现不平时,而又没有正常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集聚起来,对此应认真思考。在社会转型期,大家都希望平稳过渡而不要暴力动荡,但是纵观历史,走哪条路的决定性因素在上,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民反”都是官逼出来的。

  北京晨报:先生一直在为启蒙而奔走呼号,是不是您这一代人对此更有紧张感?

  资中筠:80多岁的人中,关心时事的也不太多,你看那些在公园跳舞唱歌的老人,他们绝大多数并不大关心,只有做过一些事的人才会关心这些。当然,80多岁的人更敢说话,因为负担少一点,得失少一点,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经历了这么多事,自以为看透了。其实,今天年轻人也有看得很清楚的,总之,童言无忌,老言也无忌。

  12.占领华尔街很正常

  北京晨报:“占领华尔街”的活动影响巨大,您怎么看?

  资中筠:很正常,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依然在制度框架之内。美国代议制民主框架分几层,当体制内层面的调整机制不够时,群众运动便会起来加以补充,这是自发的。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老百姓早该上街了。肯尼迪当年曾利用“向华盛顿进军”向国会施压,从而通过了保障黑人的法案,上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左翼风潮,也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改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其实美国人并不太在乎贫富差距,但是他们对失业率更敏感,因为失业率事关尊严,一个下岗白领领救济,这很丢面子。特别是感到竞争规则越来越不公平。美国资产者从全球化中受益很大,却没有惠及老百姓,因为资本可以流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而削弱了本国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再加上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投机,受损失的都是普通平民,大家当然不满意。至于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否会推出必要的改革,还有待观察。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运动,就证明我们制度优越,不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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