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本日南方都市报)

因张溥的《五人墓碑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许多国人对颜佩韦等五位反抗魏忠贤之暴政的苏州义士比较熟悉。在五个人位于苏州阊门外山塘街的墓地旁边,还有一位义士的墓,碑上隶书写着“有吴葛贤之墓”,墓主人乃明万历二十九年领导苏州商民反抗税监孙隆的葛成。这场民变发生在五义士反抗魏忠贤的缇骑之前二十五年。但葛成活到了崇祯三年(1630),死后当地士民遵照其为五义士“守墓”的遗愿,六位义士的尸骨终于能长相厮守。

东南一直是富庶之乡,有明一代,乃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地,苏州尤甚。朱元璋开国之初,据说痛恨苏州等地的吴人支持过和他争夺江山的张士诚,将苏州的田赋定得非常高。到了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苏州的工商业之繁荣,又为海内之冠,尤其是其纺织业。整个城市有机匠达一千多户,而为之打工的机匠保守的估计也有数万,那么纺织业以及其上下游产业所养活的细民则就更多了。

民间的工商业一发达,朝廷自然不愿意放过,万历朝中期,田赋已不敷用,皇帝派出亲信太监充当“财税特派员”,四处采矿、征税,用来充实内廷的小金库。本来,官府对工商业征税也属正常,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培植税源。而这些口含天宪的公公们完全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掠夺来的钱财能入皇帝内库的不到十分之二,大多数中饱私囊。一下子搞得全国各地怨声载道。

苏州这样一个富庶之府,自然是征税的重点地区。文秉撰写的《定陵注略》记载:“时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监管税务,无赖尽入其幕,奉扎委称税官。”——办坏事要用无赖,真是千古不易之理,这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临时工”一旦上岗,更是不管不顾,横征暴敛。苏州六个门都设有税卡,“只鸡束菜,咸不能免,民不聊生。”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发生水灾,田地收成受损,民生尤为艰难。当地民谣曰:“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 为河,杀麦杀禾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因为水灾影响了其他税源,孙隆等人就把更重的税负转嫁到纺织业上。

当地无赖汤莘、徐成、徐怡春等人成为孙隆的心腹。他们向孙隆献策,提议增加税额和严查漏税。于是孙隆委派“莘等十二人分据水陆孔道”,“乘委查税”,“攫商货”,导致“吴人罢市,行路皆哭”。当市场上交易的人急剧减少,那么征税也就更难了,于是他们想出最后一招,征收“机头税”,要求全城织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纱一匹,税二分。。。。。所织纱缎,悉付玄妙观用印,而后准发卖。”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生产,每张织布机征税三钱银子,而织出来的纱布,先征税才许售卖。一下子,苏州与纺织业相关的商店铺行纷纷关闭,苏州万余织工,纱工,染工陷入失业的境地。

织户和工人们再也不愿坐以待毙,他们决定起来抗税。六月初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聚集两千余人,推举有威望的昆山人葛成为首,散步到玄都观。一路上,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加入,人数一下子达到了一万多人。葛成担心参加抗税的人数太多,无法约束,引起抢掠平民等事件,给朝廷以口实,于是做了周密的部署。出发前,所有人当着玄都观的神像发誓:此行动为公义,私人不取一钱。六月初六,行动开始,群众分为六队,每队一个领头者手持芭蕉扇做指挥,走在队列前头。后面的人穿白衣短衫,手执棍棒,浩浩荡荡从葑门出发。走到灭渡桥,正碰上税官黄建节带领税丁在征税,于是愤怒的群众一顿乱石将其打死,接着又杖毙了税官徐怡春。群众的怒火一旦被煽起来,要控制在理性的轨道是非常难的。葛成深知这一点,于是在初战告捷后,葛成再次对上万群众说:“今日之事,为朝廷除民害也。若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要求跟随他的人必须听其约束,否则就会被踢出队伍,众人发誓应允。于是队伍又浩浩荡荡在苏州城里清算孙隆的爪牙,将一些征税者的房屋烧毁,毁前告诉邻居防范,以免祸及。有一个人跟随队伍从税官家里抢了一口古鼎,被葛成知道后令人将其处死。

吴县人钦叔扬作《税官谣》十三首描写当时盛况:“千人奋挺起,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税官头子孙隆一看大事不妙,慌慌张张跑到杭州去避难了。当地府、县长官手里也没几个衙役,无法弹压暴怒的群众,于是将汤莘、徐成两个作恶太多的税官抓获,派人捆绑到玄妙观前,任暴怒的群众将其乱棍打死。——当时的地方官还是有些政治智慧的,他找两个替罪羊交由群众处置,一下子,众怒得到宣泄,局势也就平息了。朝廷亦下旨,“罢织珰而并撤诸关之税,四郡以宁。”

事后葛成等八位组织者被逮下狱。葛成显示出其工人领袖的风范,欣然就狱,任由官府捆绑鞭笞。并请对知府朱燮元说:“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最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葛成免于一死。万历四十一年(1 613年)在巡按御史房壮丽的请求下,葛成被释放。—–此时,他已经在监狱了呆了十三年。出狱后,吴人敬其若神,尊称葛贤、葛将军。

葛贤领导的抗税行动,朝廷的秋后算账殃及人并不多,固然和其担心民怨反弹有关,更由于葛成等人事先的组织周密,自始至终将万余人的群众行动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只痛惩天怒人怨的税官、税丁,而不殃及无辜者。如此,避免了一场正义行动因失控变成了破坏力极大的骚乱。——四百年前,中国市民就有这种组织能力,真让人感叹。而苏州这次抗税行动,也可窥见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阶级矛盾”远不如“官民矛盾”巨大。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当然是出资者从出力者的劳动获利,此谓马克思主义所言的“剥削”。但变态的税收政策,使机户破产,机工失业,出资者和出力者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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