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张炘炀的采访，有了对李阳那期采访的反思，稍有了调整，稳了些，没那么“水花四溅”，但还是有读者留言说，你看他的时候是有“脸色”的。
看完全片，当可理解我们对这个家庭的诚意。但脸色？我又看了一遍节目，嗯，采访中可能会有瞬间，怔了那么一下，或者一丝愕然，但什么都瞒不过电视机前的人。
所谓愕然，是与自己的经验和预期有差异时的本能反应。觉得这个少年逸出了自己的经验。这时当然应该不动声色，但这不是靠采访时硬绷着脸能做到的，在现实生活里你做不到，在工作中你也不可能靠勉强做到。
在采访本周要播的“自贡拦路救狗事件”时，我发现好恶往往是因为有一个专断的精神，即“我认为应该如此”。我采访过一个与女儿有严重隔阂的母亲，她二十几年后反思说：“不论是谁，都不要对别人说‘应该’这两个字”。
“应该”，是一个人认识生活的模式，一旦形成，很难摆脱，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只是一再加强这个模式。
要想完成客观的采访，就要尽力削除这个“应该”，只陈述，只发问，不评判，唯有如此，才能了解更多事实，知道冲突背后无限的，经纬交织的结构，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样，做完一期节目，也才可以增加人生经验，而不只是印证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所以，前不久接受记者访问时，我说，采访中大部分错误是由于狂妄所至。“在采访卖烤肉串助学的新疆小贩阿里木时，我试图了解他的艰辛。我记得在我看他吃几块钱一碗的凉粉时，他说起家庭的情况，看到我有些吃惊的表情。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搁，停了一下，说：“底层的残酷，你是不会知道的。”我哑口无言。
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的苦难是我未曾经历也不会了解的。我自以为是的那些困苦，只不过是“女学生式的暂时贫穷”而已。所以，面对受访者还是谦虚些吧，别以为自己的那点人生经验能管什么用。在我看来，大部分采访中的错误都是因为狂妄造成的：那些自以为知的提问、替别人所做的总结等等。
每个人的理解力和人生体会都是有限的。你的理解有多深，你的报道就有多深，你的局限就是报道的局限。”
2
上周《看见》,启明专栏里的《奥迪车撞收费员事件》，我刚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片断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了十五块钱的停车费，开奥迪车的居然要闯岗撞人？
看节目才知，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表明那是一个刻意撞人的行为，奥迪车主的车是借来的，为了带妻子去看病，为了省钱，要停在较远的停车场。即便如此，这个停车场的收费，也有市民认为过贵，常有争执。逝去的这位收费员是一位母亲，一个想好好工作养活儿子的妈妈，所以“她干工作比别人都认真”。
节目中有一幕，肇事者的家人登门去道歉，进了门就跪在地下，摄像在这个动作之后，再没有拍全景，只是稳定地卡着他们上身，用中景拍接下来发生的事，没推特写，也不拉开刻意让人看这个场面。 亡者父亲，看到跪在面前的人，他生着气不想理他们，只说“没有用”。
他一直偏着头不看他们，但肇事者的哥哥一直在说道歉的话，亡者父亲缓了一会儿，说：“你是谁？”
“他兄弟。”
“这个呢？”
“这是他老婆”
“这个是谁？”
是车主的唯一儿子，一个患有先天性痴呆的孩子。
亡者的父亲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镜头就这样结束了，没动，只是中景，没退下来，也没推上去。
所以接受采访时我说：“一个人虚弱时才需要大声叫喊，报道也一样。《看见》并不想通过采访去教育或改造谁，我们只想陈述事实。事实本身自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渗入人们的内心。”
4
换过头来说，什么叫事实？
前两天在台湾看《赛德克·巴莱》，讲原住民抗日的电影，根据真实的“雾社事件”改编而成。
历史留下的材料很简单，只知惨烈结局已定。有人质疑编剧，用想象来填补不实的事实，对死者不敬，对历史不实。
编剧就是导演，曾经执导《海角七号》的魏德圣。他说，事件的结局是死亡，那么“事件发生前必然有挣扎，死亡只是挣扎与矛盾的爆发点”
这是一个可以推演的想象，只要这个想象力要尊重逻辑和知识。他说还有一个依据就是”如果我是……”。
拿个细节来说，在电影里，动作组曾经建议，为了片子好看，在情节上安排部落的人怎么设陷阱，怎么扔弯刀掷敌，导演不同意：“如果我是一个蛮族，我根本用不着陷阱，只会诱你进身杀了你，也不会拿刀飞出去扔你，因为那样就没有武器了，不可能的事。”
看完这个电影后，在地铁上，有个台湾大学生跟我说：“这个片子只是猎杀，他想告诉我什么？”
我想了想，说：“他在讲一个故事，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后呢？”他有一点鄙夷的神色。
我想起前一天有朋友带我去艋岬，那里是台北的最早发端地，各路人马争抢码头的地方，械斗痕迹多处仍在，有一家香火最盛的城隍庙，当中有个牌位，说三十三人在江湖拼杀中，抬着这城隍老爷的像逃出来，死了，所以供着他们名字。
乍听大家觉得有点好笑，脸上也有点相似的神色——为了这么个泥胎把三十多人的命都送了？再问，说这塑像是这些湖北人唯一从大陆漂洋过海带出来的东西，我默不作声，多少理解了些。
一个细节可以让人进入想象，进入他人的灵魂当中，置身于他的经验之中，才能理解，一切为什么必然发生，不可避免。“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想起魏导演说：“把你的知识，教育，国际观全拿掉，你只是一个手拿蕃刀的族人，你会怎么样？这是一个真实却又矛盾的位置，我希望所有的观众都能和我一起抵达这个位置。”
就是这句话，一个好电影，一个好报道，都是一种抵达。
四姑娘山失踪事件的采访之后，有观众留言说“采访是一次双方的完成”。
这话好。
5
史景迁说，写历史，写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人，最重要的是“象他一样活一遭”。
文学，历史，绘画，要想达到真正的客观，都需要有这种能力。写人写物，才能得其最完满的本质。
看看托尔斯泰的小说，看看凡高的画，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能够完美观察的人，根本不需要杜撰什么，也用不着非去找一个宝贵的，敏锐的灵魂来作为入口，任何人，农民，醉汉，狗，马，虫子，都可以成为材料。
采访也需要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来自于知识和观察，也来自一种不可秤量的直觉，象伯林说的，要去了解“在现在的世界秩序里，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换言之，要了解生命。
生命是什么?用凡高的话说是“动作”，用托尔斯泰的话说是“流动性”。
这种律动之感，它触动你的内在，对自己体会越深，对他人亦然，反过来，对他人浸泡越深，越对自己有恍然大悟之感。
采访胡文传时，他的故事我事先都知道，但在采访的往来中，才辨识到，他行为背后不是因概念，而是由情感驱动，受“不忍心”三个字的刺动。采访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它只能是一种共同的负担，真相才因此得以承受。
6
2009年，我和老郝在看守所采访孙伟铭。他酒后驾车，撞到对面路上的桑塔纳，四死一重伤。
这个人没有驾驶证，还喝了近一斤白酒，每一百毫升血液中酒精的含量是135.8毫克,严重超过醉酒标准，一审判处他死刑后，引起巨大争议，二审改判无期。
我在街上采访路人的时候，很多人激愤地说：“四死一伤，三个家庭都毁了，这是个魔鬼”。我们在看守所采访孙伟铭，他说：“其实还不如判我死刑呢，无期更残酷，一辈子什么都完了”。
回到他饮酒的那天，那个拉开车门的动作之前，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想要当上白领，出人头地的年青人，从农村到城市，进了公司当了中层管理人员，买了房买了车，他说自己又急又自大，恨不得一买了车就立刻开上路，向客户证明自己，连去考个驾驶证都等不及就上了路。
出事当天,他在家族宴上，以长孙名义，在父母亲朋的大酒席上给各桌敬酒，他代表他家的荣光，那种金光闪闪的气氛里，连想都没想起过他还要开车。等酒劲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不了车辆了。
又说“你知道吗？我天天在里头想，我早晚得出事，不在这个上头出，就会在经济上出事。”
他指的是自己烫热赤红，急于出人头地、不计一切的心。
我采访遇难者的孩子，一个年青小伙子，他坐在家里人的合影下接受访问，这是他出事后第一次坐在这儿。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喝酒开车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说有。
我说你说说看。
他说十八九岁喝完开车，差点撞上人，一脚急刹，大冬天一身汗。
他没等我问，就说：“是，我想过，我也可能就成为孙伟铭。”
王开岭当时在评奖会上谈到这个片子，“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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