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张炘炀的采访,有了对李阳那期采访的反思,稍有了调整,稳了些,没那么“水花四溅”,但还是有读者留言说,你看他的时候是有“脸色”的。

看完全片,当可理解我们对这个家庭的诚意。但脸色?我又看了一遍节目,嗯,采访中可能会有瞬间,怔了那么一下,或者一丝愕然,但什么都瞒不过电视机前的人。

所谓愕然,是与自己的经验和预期有差异时的本能反应。觉得这个少年逸出了自己的经验。这时当然应该不动声色,但这不是靠采访时硬绷着脸能做到的,在现实生活里你做不到,在工作中你也不可能靠勉强做到。

在采访本周要播的“自贡拦路救狗事件”时,我发现好恶往往是因为有一个专断的精神,即“我认为应该如此”。我采访过一个与女儿有严重隔阂的母亲,她二十几年后反思说:“不论是谁,都不要对别人说‘应该’这两个字”。

“应该”,是一个人认识生活的模式,一旦形成,很难摆脱,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只是一再加强这个模式。

要想完成客观的采访,就要尽力削除这个“应该”,只陈述,只发问,不评判,唯有如此,才能了解更多事实,知道冲突背后无限的,经纬交织的结构,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样,做完一期节目,也才可以增加人生经验,而不只是印证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所以,前不久接受记者访问时,我说,采访中大部分错误是由于狂妄所至。“在采访卖烤肉串助学的新疆小贩阿里木时,我试图了解他的艰辛。我记得在我看他吃几块钱一碗的凉粉时,他说起家庭的情况,看到我有些吃惊的表情。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搁,停了一下,说:“底层的残酷,你是不会知道的。”我哑口无言。

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的苦难是我未曾经历也不会了解的。我自以为是的那些困苦,只不过是“女学生式的暂时贫穷”而已。所以,面对受访者还是谦虚些吧,别以为自己的那点人生经验能管什么用。在我看来,大部分采访中的错误都是因为狂妄造成的:那些自以为知的提问、替别人所做的总结等等。

每个人的理解力和人生体会都是有限的。你的理解有多深,你的报道就有多深,你的局限就是报道的局限。”

2

上周《看见》,启明专栏里的《奥迪车撞收费员事件》,我刚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片断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了十五块钱的停车费,开奥迪车的居然要闯岗撞人?

看节目才知,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表明那是一个刻意撞人的行为,奥迪车主的车是借来的,为了带妻子去看病,为了省钱,要停在较远的停车场。即便如此,这个停车场的收费,也有市民认为过贵,常有争执。逝去的这位收费员是一位母亲,一个想好好工作养活儿子的妈妈,所以“她干工作比别人都认真”。

节目中有一幕,肇事者的家人登门去道歉,进了门就跪在地下,摄像在这个动作之后,再没有拍全景,只是稳定地卡着他们上身,用中景拍接下来发生的事,没推特写,也不拉开刻意让人看这个场面。   亡者父亲,看到跪在面前的人,他生着气不想理他们,只说“没有用”。

他一直偏着头不看他们,但肇事者的哥哥一直在说道歉的话,亡者父亲缓了一会儿,说:“你是谁?”

“他兄弟。”

“这个呢?”

“这是他老婆”

“这个是谁?”

是车主的唯一儿子,一个患有先天性痴呆的孩子。

亡者的父亲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镜头就这样结束了,没动,只是中景,没退下来,也没推上去。

所以接受采访时我说:“一个人虚弱时才需要大声叫喊,报道也一样。《看见》并不想通过采访去教育或改造谁,我们只想陈述事实。事实本身自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渗入人们的内心。”

 

4

换过头来说,什么叫事实?

前两天在台湾看《赛德克·巴莱》,讲原住民抗日的电影,根据真实的“雾社事件”改编而成。

历史留下的材料很简单,只知惨烈结局已定。有人质疑编剧,用想象来填补不实的事实,对死者不敬,对历史不实。

编剧就是导演,曾经执导《海角七号》的魏德圣。他说,事件的结局是死亡,那么“事件发生前必然有挣扎,死亡只是挣扎与矛盾的爆发点”

这是一个可以推演的想象,只要这个想象力要尊重逻辑和知识。他说还有一个依据就是”如果我是……”。

拿个细节来说,在电影里,动作组曾经建议,为了片子好看,在情节上安排部落的人怎么设陷阱,怎么扔弯刀掷敌,导演不同意:“如果我是一个蛮族,我根本用不着陷阱,只会诱你进身杀了你,也不会拿刀飞出去扔你,因为那样就没有武器了,不可能的事。”

看完这个电影后,在地铁上,有个台湾大学生跟我说:“这个片子只是猎杀,他想告诉我什么?”

我想了想,说:“他在讲一个故事,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后呢?”他有一点鄙夷的神色。

我想起前一天有朋友带我去艋岬,那里是台北的最早发端地,各路人马争抢码头的地方,械斗痕迹多处仍在,有一家香火最盛的城隍庙,当中有个牌位,说三十三人在江湖拼杀中,抬着这城隍老爷的像逃出来,死了,所以供着他们名字。

乍听大家觉得有点好笑,脸上也有点相似的神色——为了这么个泥胎把三十多人的命都送了?再问,说这塑像是这些湖北人唯一从大陆漂洋过海带出来的东西,我默不作声,多少理解了些。

一个细节可以让人进入想象,进入他人的灵魂当中,置身于他的经验之中,才能理解,一切为什么必然发生,不可避免。“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想起魏导演说:“把你的知识,教育,国际观全拿掉,你只是一个手拿蕃刀的族人,你会怎么样?这是一个真实却又矛盾的位置,我希望所有的观众都能和我一起抵达这个位置。”

就是这句话,一个好电影,一个好报道,都是一种抵达。

四姑娘山失踪事件的采访之后,有观众留言说“采访是一次双方的完成”。

这话好。

5

史景迁说,写历史,写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人,最重要的是“象他一样活一遭”。

文学,历史,绘画,要想达到真正的客观,都需要有这种能力。写人写物,才能得其最完满的本质。

看看托尔斯泰的小说,看看凡高的画,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能够完美观察的人,根本不需要杜撰什么,也用不着非去找一个宝贵的,敏锐的灵魂来作为入口,任何人,农民,醉汉,狗,马,虫子,都可以成为材料。

采访也需要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来自于知识和观察,也来自一种不可秤量的直觉,象伯林说的,要去了解“在现在的世界秩序里,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换言之,要了解生命。

生命是什么?用凡高的话说是“动作”,用托尔斯泰的话说是“流动性”。

这种律动之感,它触动你的内在,对自己体会越深,对他人亦然,反过来,对他人浸泡越深,越对自己有恍然大悟之感。

采访胡文传时,他的故事我事先都知道,但在采访的往来中,才辨识到,他行为背后不是因概念,而是由情感驱动,受“不忍心”三个字的刺动。采访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它只能是一种共同的负担,真相才因此得以承受。

6

2009年,我和老郝在看守所采访孙伟铭。他酒后驾车,撞到对面路上的桑塔纳,四死一重伤。

这个人没有驾驶证,还喝了近一斤白酒,每一百毫升血液中酒精的含量是135.8毫克,严重超过醉酒标准,一审判处他死刑后,引起巨大争议,二审改判无期。

我在街上采访路人的时候,很多人激愤地说:“四死一伤,三个家庭都毁了,这是个魔鬼”。我们在看守所采访孙伟铭,他说:“其实还不如判我死刑呢,无期更残酷,一辈子什么都完了”。

回到他饮酒的那天,那个拉开车门的动作之前,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想要当上白领,出人头地的年青人,从农村到城市,进了公司当了中层管理人员,买了房买了车,他说自己又急又自大,恨不得一买了车就立刻开上路,向客户证明自己,连去考个驾驶证都等不及就上了路。

出事当天,他在家族宴上,以长孙名义,在父母亲朋的大酒席上给各桌敬酒,他代表他家的荣光,那种金光闪闪的气氛里,连想都没想起过他还要开车。等酒劲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不了车辆了。

又说“你知道吗?我天天在里头想,我早晚得出事,不在这个上头出,就会在经济上出事。”

他指的是自己烫热赤红,急于出人头地、不计一切的心。

我采访遇难者的孩子,一个年青小伙子,他坐在家里人的合影下接受访问,这是他出事后第一次坐在这儿。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喝酒开车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说有。

我说你说说看。

他说十八九岁喝完开车,差点撞上人,一脚急刹,大冬天一身汗。

他没等我问,就说:“是,我想过,我也可能就成为孙伟铭。”

王开岭当时在评奖会上谈到这个片子,“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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