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呼吁“重建儒教”为哪般？》的文章（《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28日），对杜吹剑先生在《文化不崛起，政治认同难一致》（《环球时报》2011年10月25日）一文中关于重建儒教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之所以会出现一方呼吁重建、一方质疑重建的观点对立，关键在于双方对于儒教的理解有所不同。
儒教到底算不算宗教？这个问题学术界早在前几年就有过热烈的讨论。邵建先生认为：“儒教不是宗教，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儒家教化。”这里无疑是把西方的基督教作为了宗教的标准来衡量儒教。但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古人便已有儒释道三教之称，可见儒教作为一派宗教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只是今人对宗教形态的狭隘理解。而且即便从时间上看，若以孔子为开端的话，儒教至少也要比基督教早诞生500年，我们又怎么能以后来的标准去否定前在的事物呢？
接着上引的那句话，邵先生又说：“但，无论宗教还是教化，现代国家建构，无不是政教分离，亦即教化的归教化，政治的归政治。”这就奇怪了，既然儒教是教化而非宗教，又为什么要恪守西方政教分离的原则呢？比如今天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也属于教化的范畴，可我们几时听过有人提议将教育和文化职能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
短短两句话暴露出的不仅是邵先生的逻辑混乱，更反映了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如此之多的似是而非的流俗意见。而这一切恰恰源于近代以来西方话语入侵所造成的中文语义混乱和中华文明主体意识的丧失。
现代人一听到“儒教”两个字马上会想到西方的基督教，想到西方语言中关于宗教的标准定义，并以后者格义前者，要么得出儒教不是宗教的结论，要么就把儒教想象成中国的基督教。实际上此教非彼教，儒教与基督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宗教形态。所以要想恢复儒教的真义，我们首须摆脱西方基督教之宗教形态的先入之见，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文本身的语义去理解何为儒教。
在我看来，世间的宗教自古至今可以划分为三大形态。第一类是以民神杂糅、通灵附体为基本特征的巫教，这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中都可以得到印证，现存的萨满教是其典型代表。第二类是以天人相分、一神孤照为基本特征的神教，其典型代表便是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而介乎二者之间、巫教与神教混合杂糅的便是魔教，可谓正教之歧出，如各种神秘主义的通灵派等。第三类是以敬鬼神而远之、修人文以化成为基本特征的文教，儒教正是其最佳典范。
依上面的分类标准，儒教毫无疑问是宗教，但却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与巫教相比，儒教早已绝地天通；与神教相比，儒教人文而不神秘。在政教关系上，巫教追求合一，神教力主分离，文教则主张一体而有所分工。在今天这个时代，政教合一已不可复，但政教分离也不可行。前者以神圣性压倒世俗性，其失也鬼；后者以世俗性压倒神圣性，其失也薄。而儒教的政教一体分工格局则可以调适圣俗、无偏无党、教养兼备。因为政教一体故体用不二、灵肉不分，因为政教分工故权力制衡、预防专制。故儒教与政治既不是合一的同谋关系，也不是分离的对立关系，而是包含的协作关系，即儒教包含政治。这也就是儒教“在朝美政、在乡美俗”的教化传统。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西政的传入，中国的政治彻底走上了舍己从人的西化歧路。但政治制度可以学习模仿，政治文化却无法复制移植。前者好比衣服，通过一纸宪法就可以不断变换；后者却是皮肤，连着血肉筋骨、历史传统，不是说变就可以变的。脱离制度的文化将成为没有身体的游魂，而脱离文化的制度也必然只是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将制度与文化重新合一，这才是今天重建儒教的意义所在。
邵先生担心空洞的道德说教不足以制约政治权力。但儒教绝不仅仅是道德说教，历史上的儒教更体现为以礼乐刑政为核心的制度文明。摆脱了皇权的压制，祛除了现代的阉割，复归一个完整、健康的儒教，这样的重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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