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伦敦红色巴士里的乘客一样，我眼前的这位北京的哥肯定也属于普通百姓阶层。乘坐伦敦红色巴士的选民的意见，向来象征着英国政府应予以关注的民意。现在，中国人抱怨道，自己也是有政治观点的。
把我介绍给这位的哥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中央党校是培养未来领导人的精英学府。明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卸任时，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很可能会接任他的职务。总之，这些人的观点值得一听。
我们热烈地讨论了中国是否会动用自己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援助欧元区。在上周举行的20国集团(G20)戛纳峰会期间，胡锦涛或多或少淡化了此类预期。在雅典方面上演了最新的闹剧之后，有些人想知道的是，这个等待别人前来拯救的欧元区到底还能存续多久。
话说回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请求中国出手相救都算得上一个古怪的建议。欧洲各国政府拥有维持欧元所需的全部资金——但前提是它们真的想维持欧元。问题并不在于缺乏资金，而在于德国和欧洲央行(ECB)不愿向被柏林方面称为“罪人”的国家提供这些资金。
如果欧元区真的解体，罪责很可能会算在希腊头上。但是，更准确的墓志铭应该是类似这样的话：欧洲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为避免道德风险而寿终正寝的。毕竟，如果欧元区不再有未来，那就没人会说罪人们未来又有不端行为是因为现在受到了鼓励。
欧洲人如此急切地跪地乞怜也令人感到奇怪。就在不久之前，巴黎方面和柏林方面还想与北京方面谈谈中国的人权问题。现在，它们却伸手向中国乞讨。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自诩“首席乞讨官”，这真的合适吗？或许胡锦涛明白这种做法只具象征意义，所以才在戛纳峰会上让萨科齐白等了一场。
不过，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那位中央党校的熟人吧。我们是在威尼斯相识的。当时，他和同事们作为意大利阿斯平研究所(Aspen Italia Institute)和美国阿斯平研究所(Aspen Strategy Group)的客人与欧美研究员们在威尼斯聚会。这种独特的聚会每年举行一次。它不会让世界恢复正常，但它的确尝试着阐明中国和西方之间冲突和趋同的原因。或许不久之后，它就会开始为某些问题提供答案。
我有点搞不清楚的是，欧洲的新方针是会令这些北京方面的客人感到尴尬、还是会令他们瞧不起。或许兼而有之吧。他们都客气得有些过头。每个人都强调了解决欧洲的问题同样有利于中国。这个表态是必须的。毕竟，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市场，提供了美国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
人们的共识似乎是：北京方面最终会出面填补特殊目的工具那100亿欧元融资缺口。如果希腊方面没什么意见的话，这个特殊目的工具应该可以拯救欧元。顺便说一句，我曾认为如今各国政府欣然采纳的这种复杂金融工程，正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此处暂且不表。
中国当然不会无条件提供帮助。我被告知，欧洲人得明白，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西方的一个零头，让这样一个国家向那些富裕的外国人伸出援手，它的老百姓可不会乐意。假如要说服北京的哥这样的老百姓，欧洲必须提供某种回报。是不是能承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经济地位呢？天安门事件后持续至今的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也是时候该重新考虑一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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