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发生了“杨武事件”，是谁的耻辱？
绝大多数人都在骂杨武，杨武的母亲也在骂他，他自己也骂自己“没用”，说这是“男人最耻辱”。几乎所有人也都以骂杨武“没用”，来显示自己有用；几乎所有男人都在骂杨武不是男人，以跟杨武做个切割，他们通过指杨武“耻辱”，来遮盖自己的耻处。其实不过是一群阉人骂一个阉人，转移耻辱大方向。要说耻辱，这些骂的人，祖先都被剃发了，成了亡国奴，有血性的早被杀了，断子绝孙，你们的生命就是耻辱的产物，你们觉得耻辱了吗？
如果摊在你们面前，你们会怎样？
我问我自己。挺身而出，把命拼了！我对自己回答。尽管我分明感觉到自己心微弱哆嗦着，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了。因为就在几天前，我骂中国人是猪，一个朋友反问我：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不是这个动物？我回答：把一条腿放在死亡线上，就不受要挟了。我知道自己确实可能豁出去，不是因为我是好汉，而是因为我是赖汉，我对生命并不绝对眷恋。好汉抱着希望牺牲，赖汉只需要绝望，即可把命送出去。
但我把命送出去了，我的家庭呢？同样的，即使是好汉，不负责任，只顾自己死活，是好汉吗？杨武所以不反抗，主要也是要保存家庭。他是父亲，还是儿子，当然他还是被侵犯者的丈夫。当然有人会说，他还有资格当丈夫吗？但是谁又能保证假如他反抗了，激怒了凶手，他的妻子就不会生命不保？他的妻子也没有明确告诉他：你反抗，我的命可以不要！即使她这么说了，她作为母亲（还有妻子）的责任呢？她就这么轻松了结自己吗？
所以从这点上说，杨武恰恰是好汉，他比那些轻松骂他的人都更男人。只是他缺乏光辉的姿态。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痛感中国男子缺乏男人气，于是“呼唤男子汉”。男子汉的范本是高仓健、阿兰•德隆，还有史泰龙。那时我还年轻，还浅薄，模仿着他们向人显摆，一个聪明的女孩点醒我：这些人不过是戏子！那场“呼唤男子汉”，没有呼唤出男人来，相反的，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男人更加窝囊了。就在几天前，我还构思写个《男人们》的小说，问问中国男人怎么了？但是，杨武事件让我改变了想法。其实，中国男人90年代以来，已经真正承担起男人的责任来了。一个个家庭被推下海，在弱肉强食中挣扎，男人只能首当其冲。杨武不也是这样吗？他是家庭生存的顶梁柱。他不是胡里花哨的戏子，而是实实在在的支柱。时代的变故，把男人推到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之下。生存是残酷的，不是摆个姿势亮个相就能解决的。他们虽然油里油气，乃至猥琐，但那是被生存逼的。我们的男人被逼成了百锤不烂的砧板，却又要面子光鲜。我们的男人，既理所当然要当取款机，还理所当然要当护卫神，甚至还理所当然要当性机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男人。
我不否认人有求生本能，但是人也有死亡本能，当生存已不可能，我相信许多人会豁出去。但是糟糕的是不许豁出去。人生最可悲的不是活不成，而是死不能。因为你是丈夫、父亲，所以你不能死；因为你是男人，所以你必须撑着。女人脆弱，可以向男人哭；男人脆弱，向谁哭？老实说，我已经厌倦当男人了，虽然当男人很荣耀，还可以统治女人，但是男人在统治女人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绝境。假如有造物主，我恳求不要再让我下辈子当男人。不是我不愿意当男人，而是这个世界，实在不是男人能搞定的。在一个丛林社会里，再威武的男人也只是一把骨肉；就好像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做再多的慈善也无济于事一样。那么，我们应该问责这个社会，这个丛林社会。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不该把男人逼成武松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不仅不应该鼓励武松，还必须庇护杨武。但是我们看到，杨武根本得不到庇护。凶手曾长期为非作歹，居然没有得制度的制止；假如杨武反击，制度未必会认证他为正当防卫；凶手被逮捕，其家人居然还威胁，凶手坐几年出来，要秋后算帐，是谁给凶手秋后算帐的机会？是制度。对制度，杨武更是无能为力的，他没有任何可以支配制度的筹码。我们难道有吗？面对制度性犯罪，我们都无能为力。有人骂杨武没有血性，确实，我赞成血性从我发起，但是我可以这么来要求自己，我不能这么来要求别人，包括当我肩负着别人的生存重任时，我不能因为成就自己的血性而自私。
“杨武事件”不是杨武之耻，也不是男人之耻，归根结底也不是我们之耻，而是我们这个制度之耻。我们的制度就是庇护凶徒的，从而鼓励人们都成为凶徒。假如制度不能惩恶扬善，那么善良的人们只能把自己变成凶徒，自己保护自己。我们指责杨武，不就是恨他为什么不恶吗？我们甚至宁可杨武是杨佳，拿起刀来滥杀，因为我们内心都恐惧被害，每个人内心都揣着一把刀。
最后，我想说，在丛林社会，没有谁绝对是幸运者。凶手的单位还在竭力撇清，强调凶手是临时工。当“临时工”大量成为制度的执行者时，制度的丧钟也敲起来了。不信，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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