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到香港前，去银行兑换港币，因手续不全等问题，来回跑了几趟。进入香港市区，马上发现在内地换港币纯粹浪费时间。在香港街头，随处都可看到找换店，换港币非常方便。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购物消费也只需有一张银联卡就够了。 不过，手上那点港币迅速就被香港这个“购物天堂”吞噬了。临行前，除了书和太太要的化妆品，本来没想到还需要买什么。一随经验丰富的团友逛街，立刻就招架不住了。如刚到香港那晚，大家逛完海港城后路过一家药房，结果又像抢一样地购买了无比滴、活络油等一大堆药品。药房老板一高兴，竟以比市价高不少的汇率换给我们不少港币。回来后在网上一查，这些药品在淘宝网上价格其实差不多。 到了后来，这种购物瘾几乎无法控制。有次走出地铁，女团友转进一家精油店，男团友在外面一边等候一边闲逛。就这么随便逛逛，女团友每人都买了一两千元精油，而这边一男团友买下了一只高档手表。还有一次，同行女团友说只是跟着出去散散心，结果那天她光鞋子就买了好几双。后来有一晚，几个人约好只看风景不购物，在欣赏维多利亚港美景时却接到团友求援电话（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可打折），几个人赶过去，又抱回了一堆衣服。 在香港购物，许多人都会把目光盯着衣服、化妆品、奢侈品和药品，这不算什么。夸张的是，那天在路上碰到团友手里提着两个购物袋迎面走来，随口问买了什么，对方竟回答在超市买了盐巴等日常用品。才知道，不仅奶粉、盐巴有人买，连酱油都有人带。后来，我也在超市里买了一堆牙膏、牙刷，如今想来自己都不禁感到纳闷。购物上瘾的一个标志就是，会不知不觉地买一堆没必要买的东西。我们这些人，那几天显然都迷失在这个超级购物之都了。 说来也怪不得大家。香港的商品种类、购物环境与物价水平，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在香港购物时，经常听到耳旁有人问：可以刷银联卡吗？一听这话，便知是内地来的游客。有人曾说，内地对香港的贡献没那么大。仅就个人所见，至少在旅游、购物方面，内地对香港的影响绝对是越来越重要。当然，这又是因为在香港购物对内地人来说确实非常划算。 从汇率角度，在香港买东西按人民币计算的话，等于打了8折左右。这样的话，许多商品的售价算起来都要比内地低。每次购物，常听到同伴嘴里念念有词，仔细一听，原来是在计算两地汇率。但这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原因在于，在香港购物基本不用担心买到假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香港绝无售假欺诈现象。特别是，随着内地游客大量涌入，不免会发生一些恶意欺诈游客行为。就在我们抵达前不久，香港刚被曝光两起涉及售假及价格欺诈事件，引起有关方面极大紧张与关注。 但这也说明，敢于出售假货、欺诈游客的毕竟是少数。香港对售卖假货的惩罚力度非常大，严重者可判罚50万元港币及监禁5年。如此严厉的法规，足以令多数心存侥幸者知难而退。值得欣赏的还有政府对维护良好消费环境的重视。这次“假货风波”发生后，香港各有关部门立即着手进行调查，香港消费委员会、香港旅游事务署、香港经济发展及劳工局等多个部门机构纷纷发表声明，提出具体改进措施。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也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强调“不能姑息或容忍任何有损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的行为”。 执法部门严格执法，政府部门积极作为，行业协会决不姑息任何“害群之马”，这是维护香港这个“购物天堂”的法治基础与社会氛围。所以，在香港购物时，我们几乎都想不起来鉴别真伪这回事了。在这么一个消费体验良好的环境下，有几个人不会迷失其中？ 2012年6月24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前一阵，《诗刊》联系到我，说要用我的《无论如何向诗人致敬》。这其实是我几年前的文章，当时写，真的是出于对诗人的崇敬。几乎整个中国都不读诗，而中国诗人们却仍然虔诚地写着。悲剧出英雄。当时我很相信诗人是属于民间的，而小说家则依附于体制，所以面对诗人，我有着道德的自卑感。想想，自己最初也是写诗的，但没能坚持下去，从写诗堕落成了写小说了。几乎所有写小说的都有写诗的情结，就好像几乎所有搞评论的都有搞创作的情结。     但《诗刊》向我要时，我已有另外的感觉，特别是那不久前看了某杂志的“国庆诗歌专辑”。对这种专辑，编辑是很头疼的。不做不行，做了，约稿又难。我自己也曾在某杂志干过，遇到过这种情况。找国内作家，推了，想到海外作家。货来了，合格得让我们瞠目结舌。这些身在海外的作家，竟然比国内作家都感情充沛，什么肉麻的话都敢说。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体制外的人也许比体制内的更没有底线。     回头讲这个“国庆诗歌专辑”，居然大多是“民间诗人”所写。那表现也很不错，我如果是主编，会松一口气。这其中就有我熟悉的这个朋友。他是个诗人，已经很难发表诗歌了。可以理解，毕竟这是发表的机会，那个刊物的级别又高。90年代以来，诗歌几乎被放逐出了体制文坛，不是不想体制，而是体制不得，只能民间。但这只是权宜，至多是“逼上梁山”，一有机会，便赶赶“招安”去。曾经在境外一个会上，我被问到中国民间写作，我回答：很可疑。中国是个世俗社会，体制的好处那么多，又没有宗教的撑持，要坚守，力量是很有限的。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其实他也并非绝对坚守于诗的。诗歌实在难发表，他也曾经转而写小说。记得那次跟他在网上说话，我说小说要具有“诗的精神”，他高兴地说：“所以诗人写小说有优势，语言好！”我不知多少次听诗人谈论语言，即便不是把好语言归结为优美，也是理解得很表层。很少人明白，好语言是具有力量的。我纠正他，我说的是“诗的精神”，他仍然扯别的。那一次，他信心十足地说他也要写小说。小说出来了，让我惊讶的是，诗人写小说，居然往往写得比小说家更像小说。诗情哪里去了？当然他们会指出那些精致的细部。但在整个小说的建筑中，这些只是局部镶。他那小说，给我感觉是在磨磨蹭蹭摸着华丽的裤腰带，亮不出真家伙来。由此我甚至想：写作，归根结底无所谓体裁的区别，只有有才气无才气的区分。有才气的，拿起任何体裁，都会做得精彩；没才气的，才斤斤计较于体裁。     那么什么是才气？才气就是锐气。那么锐气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不驯的精神。诗人，本来是最应该具备这种精神的，在这种精神上重组世界，阐释世界，根本上把握世界，这就是我理解的“诗的精神”。都说当今中国小说界不尽人意，其实诗界也不尽人意。诗多，好的少，看那些诗歌，好像总是顶不到子宫口。当然，诗人们似乎生活态度上很不驯，喝酒、搞女人、打架、脱裤子，但如果没有在终极上不驯，即突破到体制，那么生活态度上再不驯，也只是花技巧。而且还很容易变成另一种驯服，就是流氓、厚黑。     细想想，这些年来，我这诗人朋友除了码长短句外，最热衷的是搞诗歌活动，推销诗歌。当然推销并没错，写作的意义之一就是传播，甚至我认为“炒作”都不应该是贬义词。只是不能因为推销而上了“贼船”。他恰是喜欢上官方的“贼船”。官方有个号召，他就用诗歌给予响应。政府讲“和谐社会”，他就跟政府联合搞个“和谐XX（他所在城市的名字）”，一方面搭政府的船，增强影响，一方面也弄点经费花花。当然我并不是说，用官方的资源就是上“贼船”，政府本来就是要为民所用；政府的钱也不是贼钱，很多人一说到政府的钱，就认为是政府的，谬也！是纳税人的钱。问题在于用来做什么？鲁迅用北洋政府的经费活着，然后骂政府，并不卑劣，反而正当。     但我这诗人朋友，却是觉得是偷来政府的钱，为诗所用。他贼眉贼眼说：“不用白不用。”也因此吧，他对一个关心诗歌的官员的态度竭尽阿谀。这个官员曾经是“诗青”，后来觉得写得没戏，从政去了，但还做诗梦，所以特别照顾诗歌活动，拨款，提供方便。活动他也常来，我这诗人朋友呢，就诚惶诚恐叫他职务名称，让他坐中间，每次不忘让其讲话做指示。     这个官员是“仕而优则诗”，还有“诗而优则仕”的。在中国，只要写诗的大概都知道，有个写诗的当了省级官员，他仍然为诗歌做事，利用其资源，举办全国性诗歌节。他因此很受诗人们感恩。人当然要感恩，但不能感官恩；官无恩可感，倒应该官感恩民众。为什么诗人们会感恩之？无非是吃了、喝了、住了、用了人家。他也是很感恩的，其中当然有私欲的原因，但也确实有崇敬的成份。文学没有标准，诗歌更没有标准，所以诗人间争得更是厉害。我感受到，这官员诗人在他心目中，确实已经是中国最优秀诗人之一了。我提醒他，那是官。他说：“我并没把他当做官，只是把他当是诗人！”     “只是”，“就是”，他喜欢这么说。我发现，我们的很多诗人，虽然能写出婀娜多姿的诗句，发出美妙动人的韵律，但思维却像理科生一样单一。当然，诗人如赤子，也很可爱。但在俗事上，他们的脑子却并不简单。曾经有人发现一个奇怪现象：诗人经商往往比小说家成功，岂止，从政似乎亦然。按理，诗人更不食人间烟火。从这里似乎能得到答案。一个被放逐的族类，是不会拘泥于套路的（我的新长篇《移民》写的就是这种情况，我自己就曾经被放逐，太了解了），反而小说家，体制内小说家更是，套路太单一。家鸡不如野鸡有活力。     言归正传。我认为一个写作者一旦当官，他就自动从写作出局了。写作是有洁癖的。这是没有办法的，鱼和熊掌。“官”“商”不允许集一身，“官”“文”也不允许。在中国的体制下，有些确实优秀的写作者进入了官僚队伍，我很为他惋惜，但那是人家的选择，我只能预祝他在政坛做个优秀的官，那样，也不妨碍我尊敬他。     我们几次争论这问题。争论往往会越争论越纯粹化了，到了纯粹的程度，他也承认，从道理上说，你是对的，但是太理想化，不合时宜。但作为诗人，不谈理想，跟现状那么适合，还是诗人吗？     其实，他也有不合时宜的时候。汶川大地震，当时他参加了某作协组织的一个队伍，去灾区。当时我想劝他不要参加，要去，就像韩寒那样自己去。但我知道他不会听，对官方的事，他是喜欢掺和的，那是抛头露脸的好机会，何况还是以诗人的身份呢？出征仪式上，他还作为代表，朗诵了他的诗。去了，回来，问他感想，只是骂娘。原来人家只是去作秀。但在那种环境中，他不能容忍作秀。但整个行程如此设计，你能得罪人家吗？最终他还是迁就了。     让我写这篇文章的，是关于抄写《讲话》。他并没有被邀请，当然，人家不熟他。但不知怎么传到他耳里了，他有些沮丧，俨然人家没有喊他“阿Q，同去，同去！”那段时间，老听他说哪个诗人哪个诗人怎样怎样，他们的诗歌哪里会好？其中包括他很认可的那个官员诗人。后来才知道，那些人都是被邀请抄的。后来，抄《讲话》这事被大家从政治方面来解读，他也被大家笑。但是他坚持说，这只是关于文艺，无关政治。“只是”，他又用了这句式。     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他认为自己是“酒肉穿肠过”，到了不理政治的境界。但是在政治中国，这无疑是自欺欺人，或者是妥协的借口。上世纪80年代起，很多写作者就声称要超越政治，我也信了好一阵，最后发现，根本不可能。他常举一些西方诗人为例，他们的作品不关政治，但他们仍然很优秀，甚至更优秀。是的，不关政治，当然更优秀；优秀的作品，是从政治的尸体上跨过去的。但是，当政治不死，它妨碍着你，你就只能通过与之战斗来证明优秀。中国不是西方国家，在中国，没有文学，没有学术，没有商业，没有娱乐，没有色情，只有政治。在当今中国，政治是关系到生存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不可能有自由。这是很无奈的，我承认，我也很无奈，尽管我多么热爱艺术。也许我们的写作将一事无成，但是我们绕不过去。借用泰奥多•阿多诺的句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如此操蛋的中国，回避政治的写作是可耻的。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平时开车，没注意人行通道。一日，跟一个作者去一家咖啡屋坐坐，车停在较远的地方，步行过去。到了十字路口，被一根绳子拦住了，原来对面是红灯。既然是红灯，停等绿灯就是，怎么还要拉一根绳子？     那根绳子，一端系在通道一侧的立杆上，一端在交通协管员手上牵着。到绿灯，放下来，躺在地面，行人和电动车从上面过去。红灯了，提起来，拦住，人和电动车就挤在绳的内侧，跃跃欲试。     本来，红灯停绿灯行天经地义，这种规则，应该存在意识里，乃至深入到潜意识，形成条件反射，脑子里自然有一条禁线，怎么还需要一根实实在在的绳子拦着？搞得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恍然想起，自己当年不开车时，在人行道上混迹，那景象乱得，红灯往往拦不住行人及电动车的。瞅着没汽车，就溜过去；甚至明明有车，仍见缝插针。有时汽车、电动车、行人搅在一起了，谁都别想走了。我自己当年象样不了多少，还觉得汽车霸道。到自己开起汽车了，就骂行人和电动车。这种情形在中国比比皆是，比如当年“走后门”，走得了的就走，走不了的就骂；骂过，有机会走了，仍走。又比如，“民”觉得官“恶”，到了自己也当上“官”了，就也“恶”；“官”觉得“民”刁，到有朝一日落到“民”了，就也牢骚不平了。其实，我现在只是因为开车了，车前车后亮着车牌，无可逃避。如果没有这个牌，就难说了。电动车就没有牌，就无忌惮了。去抓，人家一拧电门，跑得比你快，怎么抓得住？曾经在电视上听到一个交警抱怨：“总不能跟人家在街上赛跑吧？”至于行人，那更是没资本了，用当地的粗话说：“把把靠在你肩上！”抓住他，要车没有，要命有一条，总不至于要我的命吧？扣人？也不至于。何况法不责众。     中国人是疏于讲规矩的，喜欢讲的是道德。满口仁义道德，现实却乱七八糟。所以胡适曾经提倡中国人要多讲规矩，少讲道德。但讲道德是容易的，讲规矩却难，因为规矩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像讲道德那样嘴上跑火车。岂止，电动车都跑不了。     对不讲规矩的族类，只能用管。成龙曾说中国人就是要管，遭到很多人抵制，我也很不满。但不满归不满，回头想想，还真无法反驳人家。我多次说过，这世界上最悲惨的是被人歧视了，却无话可说，因为你确实该被歧视！现在叫“无语”，但不是对别人无语，而是对自己无语。     可是管，却是拉一根绳子。这幼儿园老师管小朋友的情形，颇为滑稽。这么一根绳子管用吗？那绳子，一端其实是很潦草地系在杆上的，这边协管员的手也是随意牵着，绳子软绵绵的，中段还下沉，沉到行人的膝盖以下。行人只要稍抬腿，就可以跨过去。但没有人跨过去，虽然蠢蠢欲动，但没有人去突破。不用栅栏，不用铁丝网，更不用柏林墙，就这么一根绳子，还真把中国人给管住了。     由此可见，中国人也并没有坏到什么程度，其实只是坏小孩。可以搞乱世界，但成不了大事。对管制者来说，只消用吓唬孩子的办法，就可以镇住。有传说，中日战争时，曾发生过一个日本浪人就占领中国一个县城的，匪夷所思。有人不信，但从实实在在的眼下所见，一根绳子就把中国人管住了，一个日本人镇住一县城的中国人，也未必就是传说。尽管中国人历来也不驯，甚至很不驯，但耍脾气的居多，赖地板的居多，以头撞地的居多。偶尔出现拼死对抗的，也会看作不合时宜，甚至是傻子，甚至还可能被馒头沾血，中国人只利用其血，自己是万不流血的。所以生存环境再恶劣，也可以顺从；甚至有点小满意，温顺得像小情人，“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一个永远长不大，一个永远不知尊严为何物的民族。     诚然，日本人也不是不驯服的。当年对唐就很驯服；“二战”结束，被美国人占领，日本人也很驯服。只是，日本人之驯服，大多是因为对方强盛，从而心服，期待有朝一日自己也强盛；中国人驯服，大多是因为对方强霸，心不服，瞅机会翻身，轮到我来称霸。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巴曙松先生有一张他给当年班长点烟的照片，配文字云：“给当时的班长王行长点上一支烟。”乍一看，没明白。这班长名叫“行长”？或者现在是“行长”，当年不是“行长”？     几乎谁都有过班长，比如学校里的班长，还有班干部。同学，当年同起步，都是阿猫阿狗，多年下来，有的进步了，于是有职务，就有了职务称呼；有的原地踏步，仍然阿猫阿狗，揪过来就喝酒；有的退步了，甚至潦倒。印象中风行同学聚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不在国内，没有参加。到我回来了，听议论有个同学在同学会上吹牛，说他跟单位同事干架，声称：我的某某同学是组织部的！当时很惊愕，觉得说这话的，怎么不知道什么叫掉价。另一个出了一本书，让一个官同学给作序。在国外，几乎没有拿自己跟某官员是同学或亲戚来吓唬或炫耀的，用一个被说烂的词：中国“官本位”。     我这个人，一直对“官”缺乏敏感，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有反感，但对同学或者朋友熟人，我还真不会去反感，只是不往这方面去想。我承认我是内外有别，使用的是双重标准。因为没把“官”想成“官”，也经常不经意间得罪了人，有时搞得自己也很尴尬。有一次，在某个场合遇到一个大学学兄，当时他是省部级官员了。本来我们挺熟，他的人也不错，而且是知识分子出身。见面了，我很自然直呼其名。我发觉他顿时没有反应了。表情仍然是微笑，甚至仍然是友好的，但目光是陌生的。我再说什么，他都只是友好地微笑着，没应答。有一刻，我怀疑是不是认错人了？过后我确认那应该是我的学兄某某某的，我不至于糊涂到把这么熟的人认错了。那么他为什么不说话呢？不说话，又为什么保持着微笑，乃至友好的表情呢？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人一旦成了领导，其言行就让人捉摸不透了。有时候看似、听似这么回事，但其实并非这么回事。比如领导开会发言，作指示，几乎句句在理，字字珠矶，但似是而非；或者，每次讲话都提到要改革，让我感觉改革就要启动了，每次如此，每年如此，年年月月，原来并不如此。所以就出现了一种以解读“领导讲话”、“文件精神”为专业的人。     那个同学跟我只是学友关系，冒犯了人家，只是我落得尴尬。也罢，我也没什么必须跟官场打交道的事。但是如果是上司，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现在供职的学院，书记也是我大学同学。当年毕业，他留校，我本来也留校，但是被人搞了手脚，不服，闹，又被严厉处理，最后被发配到了农村。当时为什么偏想留校？主要是喜欢大学的氛围。也因此，虽然母校对我不公，我回城里时，仍然常往那里跑。一找曾竭力推荐我留校的孙绍振老师，我敬佩他，他也欣赏我。只是他是老师，在他面前毕竟难以张狂。再就是去找这个留校的老同学，他住在学校。     我们，连同几个青年教师，还有分配到外面的同学，大家一起侃聊。关于文学，关于热点的思潮，那是一个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每次见面，老话题还没尽兴，又有了新的话题。现在我还纳闷，那时代怎么有那么强的问题意识？有时候，聊着，喝点，喝得微醉，我就横在他的床上。那时我女友还在丈母娘的肚子里，水流破布挂。他呢，虽然结婚了，但两地分居，聚少离多。但这并不妨碍他不大的宿舍里仍有着一张双人床，我就不客气地鸠占鹊巢了。若干年后我还跟他妻子开玩笑，说他们的床铺我躺得不比她少。     熟络的关系一直到了90年代。我从国外回来，仍然经常跑到他家聊。那时他已经有比较象样的住处，不是原来只是一间房，是单元房。但是妻子也调来了，孩子也有了，我们就在厅上聊，海内海外。那年代中国，已经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思潮了，他已是政工干部，我为什么仍然能够跟他聊？可能是因为他仍有一颗搞学术的心。这样的心是柔软的，因此能够沟通。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人不错，我一个同事半开玩笑说他：这才是共产党员！当然是从一般人曾经理解的共产党员的角度，也是共产党自己所标榜的。也确实，如果能做到，我们为何要纠缠于拿什么主义当招牌呢？     我的同学或朋友中不乏当官的，那些不是铁杆官棍的，我都能接受他们。当然或者也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憎恶，所以在我面前，拿出另一面来，比如还爱文学，写作着。但我觉得，只要存有这样的心，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挡他跟环境一同堕落。当然其实也应该说，他们官运受阻，他们普遍混得不太好。     再回来说这老同学。从大学时期十几岁起，我就对他直呼其名。虽然当时他是学生干部，并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叫学生干部官职的。后来我读博士，他已经是我所就读的学院的书记，我只是博士生，但我没觉出来他是书记，仍时常想去他办公室侃聊。有时候去了，他位子空着，就问同办公室的（我也不知道这被我问的是副书记）：某某（他的名）呢？对方应：某（他的姓）书记不在。我愣，某书记？某书记是谁？哦，是某某（他的名）啊！     后来，终于条件反射“某书记”就是“某某”了，我也已经毕业，留在这学院执教，成了他的同事了。     遇到，我仍然“某某”“某某”地叫他。他也应，一点没有微笑着不说话的情形出现。于是我就没有感觉不对，继续。有时候见其他同事称他“某书记”，倒有点愣。一想，人家是对的，倒是我不对了。但让我叫他“某书记”，委实叫不出来。即便叫出来了，也不觉得是在叫他。这种情形在我爸身上就曾经有过，曾经，有他单位的人到我们家说要找“某书记”，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爸什么时候成了书记，是什么书记，我都不知道。继而觉得我爸变陌生了，好一段时间才消除这种感觉。     其实，名字就是拿来叫的，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当然，我不能承受我爸被称为“书记”，但我叫他还仍然要称“爸”的。但我弟弟的儿子从北美回来，小家伙称大人，除了爷爷奶奶，基本直呼其名。人家笑他，他还莫名其妙。     直呼其名还是一种亲近的表示，比如有人喜欢称呼陈凯歌为“凯歌”、张艺谋为“艺谋”，熟人们也喜欢叫我“希我”，比叫我“陈老师”（非我学生的场合）舒服多了，更有人称我“陈作家”的，令我毛骨悚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于是继续叫他名字。有一次，我这么叫后，一个关系甚好的同事提醒我，你怎么直呼其名？确实，在大学里，不但学生对教师称呼“老师”，老师间，也互相礼貌地称呼对方“老师”的，所以当我一个学生称一个老师为“小某（姓）”时，我也觉得不顺耳，这是一种修养。何况他比我长十多岁呢，何况看起来，我们间的实际年龄差距还不止这么多。哪怕称人家“老师”也好。但是，他确实是我的同学嘛！     既是老同学，就开诚布公。我问他：人家都叫你书记，我不这么叫，不好吧？他连连摆手：没关系！叫什么都行，就按你原来的叫。     于是我继续叫。但渐渐的，也有了点在意。但是“某书记”是绝对叫不出来的，也不想吓他。那我该怎么称呼他呢？     思维跑马，忽然想起鲁迅的一篇叫《立论》的文章：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 ——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 e！he，he he he he！’”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