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陈希我 | 作家与被打

    作家洪峰被打,我感慨作家不入体制团伙,就只有被打的份。有人认为不关体制的事,我这就来理一理其中的逻辑关系。     我20多岁时,只是一个中学教书匠,除了在学校可以吓唬吓唬学生之外,到了社会上,什么也不是。当时时兴“脑体倒挂”,教师穷得很,穷人有什么话语权?一天晚上,我在我所在的城市看到一群警察在欺负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些警察明显喝醉了,大盖帽歪戴,动作幅度很大。他们围着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又推又搡。有许多人围观,其中包括我。我看不下去,喊:“不许欺负人!”又说:“如果记者在场,看你们还敢不敢!”那群警察就向我拥来,道:“你是记者?”我答:“不是。”“你说你是记者!你是冒牌记者!”他们要抓我,我逃脱,但还是被他们抓到了。他们用报话机叫来军用吉普,把我按进车里,左一个右一个把我夹住,一路狠揍。前面开车的也回过来揍,致使车一度冲到了人行道上。抓进交警三中队时,我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为什么看到洪峰被打的画面那么受不了?就因为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痛了。     他们为什么敢打我?因为我不是记者。如果是记者,就可能不被打,因为记者手上有一定的权力。在中国,一切必须跟权力结合才有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所以特别被中国人追捧,就因为道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逻辑。在崇尚“知识就是力量”那年代,如果没有最高掌权者要利用知识巩固自己的权力,知识分子仍然是“臭老九”。在古代,再饱读诗书,如果不能当官,也就是如果不能成为有权力的人,也只能是废物,所以“读书出仕”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我一般不可能被打了,表面上看,我是成熟了,其实内里是因为我也拥有了一些小小的实力,姑且也可以称为权力吧!其实,也正因为成熟了,才能获得权力。当然我的权力还极其有限,无非就是写了一些文章,主要还因为被出版了,被阅读了,被关注了,获了几个奖。如果我是作协主席,那应该就更不可能被打了。即便长得很一般,被不识泰山的人按着,要打,只要你报上职务,对方就可能撒手,至少网开一面。当然也有“我打的就是你”的,那是有特殊的仇恨了。     也好在我无法报上官职。但即便如此,我也已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成长成知识流氓。现在靠知识掌握权力的“文霸”多的是,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不知道自己是幸,还是不幸。     洪峰是成名作家,应该是掌握有一定的权力的,他还曾经当上了沈阳作协副主席。但为什么还是被打呢?因为他不识好歹地跟体制渐行渐远。体制是权力的集大成,具有最根本的权力。所谓“背后有人”,绝对不如“背后有组织”。“组织”必须是体制的“组织”才成,要不然就是“非法组织”。靠拳头打人的不过是小流氓,拿体制一收拾,就乖乖受拿了;黑社会大流氓,如果不跟体制媾合,也什么都不是。所以即便是曹操,也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子就是体制;所以几乎所有杀人者,都要声明自己杀人的正当性,满口道理,因为道理更是最根本的体制。     当然,也不是无权者就一定会被打,无权者如果老老实实被摆布,也不会被打的。其实洪峰刚到云南会泽,当地人还把他当人物的。至于后来怎么变成这样,被打的来龙去脉,现在有点“罗生门”,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洪峰不把自己当做人物,而是跟村里掌握权力者同流合污,那么是不至于到挨打的地步的。什么租金,还不是掌权者一句话?但是作家往往不是这种人,我指的是那些真正具有作家秉性的人,他们往往不老实,所以就揍你没商量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都是首当其冲的挨打者,以至于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学校一个李姓老师瘦骨伶仃,就想到他是被打瘦的。你只有被打的份,你天生长着欠揍的脸。     我从小就长着一副欠揍的脸,所以没有少挨打。起初是挨大人打,大人一边打,一边道:“你这‘贱骨头’,以后看你‘轻换重’!”到了青春期,越来越嚣张了,欠揍的面目越来越明显了,果然拿自己的“轻”惹来社会之“重”打,整一个惹祸的“贱骨头”,让家人烦透了,让周围人避之不及。现在我世故多了,就像我的脚已经不臭了一样,年轻的时候,我的脚是很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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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人物》系列之:一个学生

    他是我的学生。跟其他学生不同,他是经过两次高考的。是考上了两次。第一次,他考上了一所挺好的大学,因为是理工科,读了两年,觉得不喜欢,他喜欢文学,退学了。我听到他这事迹,颇不可思议,至少为他捏一把汗,要是再考,考不上呢?好在他又考上了,上了我所供职的这所大学文学院,理想与现实终于统一了。     但这些是我后来知道的。上他年级课时,我只知道有个学生,身材高大,课间和课后总是要到我的讲台前。他站在我对面,手臂大张,撑在讲台的那一面。他的头微仰着,眼睛总习惯性地睨视着。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谦卑,俨然不是来讨教的,他喜欢说“聊聊”。确实是聊,古今中外,无所不聊,但都跟文学或人文学科有关,基本没聊生活琐碎、人情世故,不像有些学生,关心俗事甚于关心学业。     他叫我“希我兄”,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这样称呼其他老师。他曾在我面前称呼一个老师,在那老师的姓前加个“小”,虽然我对怎么称呼我无所谓,但听到他称呼别的老师,还是觉得不顺耳,就纠正他。但好像他并没有改过来。     从他聊中,我知道他找过不少老师聊,从老师们那里也证实了这点。课间或课后到讲台上聊,并非只是出现在我眼前的风景。老师中有欣赏他的,也有觉得他太狂的,甚至觉得他可笑,或者烦。他否定许多学术现象,质疑现有的知识,有的十分有见地,远远超出了现在学生的普遍水平。当然有的,即便我这个脑瓜长着“反骨”的人,也未必赞同。我考上博士时,我的导师第一次给我上课,就正告我:从今往后,说话要有根据,不能自说自话,要储备学术资源。当然我到最后也没能做得很好,也因此吧,也比较能接受他的“狂”。至少,他是有思考的,有问题意识。现在有问题意识的学生实在不多,会考试的多,会提问题的少。可能是对所学的本来就没兴趣,读什么,只是出于就业前景,本来就只将读书作为“敲门砖”;也问不出来,因为压根儿没有思考过,脑袋空空。我们这体制就培养这样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只要乖乖的,就能一路顺畅地爬上来。他们的脑袋就像出租屋,随时可以租人,随时可以清空,永远住的不是自己。     我总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太乖了,年轻人本就应该狂,狂妄比未老先衰好多了。但我这么说时也很犹豫,据说他会在课堂上站起来跟老师顶牛,我问自己,如果发生在我的课上,我是否还会欣赏他?我不能肯定。对人性,我的估计是很低的,包括我自己。     即便是他不当众让我难堪,而是私下里跟我交流,我是否就愿意?我是否不会觉得被冒犯?所谓师生平等,教学相长,历来只是理想。     历来,学术都不可能是纯学术。     即便我愿意交流,但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大家都很忙。我甚至还没有别的老师有耐心。所以,所谓期待有问题意识的学生,也许不过是“叶公好龙”。     狂是很伤人的,伤别人更伤自己。我自己当年就很狂,于是一路跌得头破血流。作为长辈,我也真不愿意他遭受我的折磨。所以我也努力向他做世俗的劝戒,像当年孙绍振老师对我的那样。当年,狂飙的孙老师是我的楷模,至于我之狂野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也许孙老师意识到不妙了,开始转换角色,劝戒我。现在想来,当时孙老师真是煞费苦心了,现在也轮到我了。     他曾告诉我,他觉得拜伦《唐•璜》目前通行的查良铮译本,缺陷很多,他想重译。他说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而且很快的,他真的着手重译了。这可是极大的挑战,他的能力怎样?即便他能胜任,查良铮可是名家,那译本,还被同样是名家的王佐良赞为最好的译本。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与真理无关。我曾经也是“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但是后来不得不承认,老虎还是老虎,这就是真理;我曾经信仰“巴尔扎克的手杖”,上面刻着:“我能摧毁任何障碍!”现在我相信“卡夫卡的手杖”,“任何障碍能摧毁我!”也许是从那时候起,我确切预感到他必须经历坎坷了。     大四时,他告诉我要考研。我觉得妥,这是他最好的出路。但是他考研失败了。我们的考试机制,某种程度上是“逆淘汰”机制。有时候我想,可惜硕士招考上导师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能,我就收他,我相信他比许多考上了的学生都适合读研。有时候我也奇怪,说他不适应我们的考试机制,那他当初怎么两次高考俱有斩获?难道是因为后来亲近了文学?     现在,他准备出国读研,读的仍然是文学。我为他写了推荐信,义不容辞。但是我也不禁犹疑:出去后又会怎样?一是语言,虽然他对自己的英语颇有信心,但是读的可是文学,不是理科工科,对语言的要求可不是能用即可;二,读出来了,干什么?也许我俗了,他说不考虑这问题,当然他的家庭背景也可以让他不考虑这些,这是他的幸运。第三,也是我最犹疑的,难道西方人就能够接纳他狂?阳光之下,没有稀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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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政治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从小就知道饭桌不仅是一个吃吃喝喝的地方,更是一个举行仪式、交换人情、或者卸下面具、坦诚相见的地方。人们有感情无法表达,所以发明了节日,人们有语言无处可诉,所以发明了筵席。 在我的老家,饭桌上有一套严格的规矩。例如,女人不上桌。在家里请客,女人不和男人们一起入席,需要另外坐一桌。还有,父子不同席。父亲和儿子不安排在同一桌上坐席,父子一般也不在一起喝酒。以前,如果谁家父子在家里对饮,是要被外人笑话的。我们村王二伯有两个儿子,都爱喝两盅,家里没有酒具,就因陋就简,用烧红的铁丝套在坏电灯泡上,截出几个玻璃量杯一样的酒壶。恰好邻居来串门,在屋外听见父子三人在说话,大儿子说:“爹,你先喝了我这一泡。”二儿子说:“爹,你不能光喝俺哥这泡,也得喝我这一泡。”邻居纳闷,以为所说的“一泡”是尿,推门一看,原来喝的是酒。从此,传为笑谈。 不过要说餐桌礼仪最复杂的,还是在酒店里请客。凡是出差去过山东的外乡人,无不对山东的酒桌印象深刻。其规矩之繁,礼数之多,学问之深,足以录制一套《百家讲坛》。 饭桌政治的精髓在于排座次。宾与主,主与次,在座位安排上有着严格的规矩。山东人正式一点的宴请很少在大厅,都安排在包厢或雅间。 以一间直筒包间为例,正对门口背靠窗户的位置是东道主的,叫主陪。主陪右侧的位置留是给第一客人的,叫主宾。主陪左侧的位置留给第二客人,叫副宾。主陪对面,背对门口的位置,也很重要,是留给第二东道主的,叫副陪。副陪右侧是三宾,左侧是四宾。其余宾主,相间而坐。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宾客里里外外都能照顾到,尽显主人的热情与好客。我到了南方,每到请客或赴宴,最不适应的是座次的安排混乱。经常看到,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位司机,大概南方人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山东人之所以在酒桌上严格排定座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劝酒和劝菜方便。筵席一开始,主陪先敬每个来宾三杯酒,接着副陪再敬三杯,然后是主宾、副宾回敬。接下来,大家以各种名目相互敬酒。一个人的酒量、口才、诡辩能力,在这个时候都会充分派上用场。我曾回老家参加同学的宴请,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同学举杯过来说:“为我们家里的老人家们干一杯,祝他们身体健康。”这样的提议,谁又能拒绝? 不过也有劝酒不当的例子,据说有一年胡锦涛到山东邹平考察,跟大家吃饭,有一个女干部端起杯子说:“总书记,我祝你步步高升。”众人暗笑,他再高升能升到哪里去? 山东还有为客人夹菜的习惯,所以正式一点的宴请,主陪副主陪旁边都有一双备用筷子。除非客人说喝够了,主人不能随便提议停酒上主食,否则就是失礼,而且点什么主食,要征求客人的意见。在我家乡有一个副市长,开会的时候睡着了。轮到他发言,旁边的人轻轻捅了捅他,说:“该你了。”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大声说:“服务员,上饭!”。这就是主宾当得太多带来的副作用。在北方,人们认为一个优秀的东道主,应该是让客人喝醉、自己喝好。家父在这方面曾经战绩辉煌,有一次,他让一个下乡视察的领导喝得跟自己带来的司机握手,“别送了,别送了。”司机咕隆了一声:“我是你司机啊。我不送你,你怎么回去啊?” 我从北方来到南方,最大的解脱是再也不用为饭桌上逃避喝酒而头疼。南方人喝酒不劝,各自随意,让人颇为自在。但是也有一个问题,酒桌上那种热闹团契的气氛也没有了。有时候,跟人吃饭有一种“生意就是生意”的冷冰冰的感觉。此时我倒有些怀念起北方人的酒酣耳热起来。醉酒是为了让我们从另一种迷醉中醒来,从庸常的生活中浮起来透口气。当然,酒只是一种催化剂,只要跟合适的人在一起,有情饮水饱,可乐能喝醉。也许,等我们阅尽人间,回头注视,会发现,青春不过是一场酒宴。而《圣经》上说,天国也有一场筵席。所以,在饭桌上,什么规矩不规矩,政治不政治,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喜悦的人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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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为《南方都市报》专题而作:2011年,我的忏悔录

    2011年,我活得不很文学。首先是忙居家,跟文学毫无关系。有人说,住得安稳了,才能写得安稳,其实未必。写好作品跟拥有好环境没有关系。村上春树在咖啡屋桌子上写作,据说海明威还让自己独脚站立写作。甚至,真写作不会在书房,就好像真读书不会在书房一样,而往往在床头、饭桌上和马桶上。这些年我所有作品都是在学校那间阴暗的陋室里写成的。现在我坐在我新家露台的绿荫下写这文字,感觉就像有岛武郎,印象中他家有绿意浓浓的私家花园,但他说:在这种条件下,我有什么资格写作?他自杀了,而我还活着。     2011年,我活着当父亲,为孩子的大考和升学而忙碌。2011年,我彻底明白了,我必须为孩子的起步攒钱。我第一次想不开了,第一次发现我需要钱了。还有聘职,虽然是跟文学有关之职,然而是聘,跟文学无关了,只是饭碗。虽然我坚信纯粹的文学写作者必须有个与文学写作无关的饭碗,这样才能不被奴役,但为这饭碗折腰,也是很可悲的事。     当然2011年的我,也跟文学有关。参加了许多文学活动,接受了许多采访。从内地,到香港,到国外,都是以作家的身份出现的,说的也都是关于文学的,但我怀疑,这可能会是作家陈希我死亡的开始。常常,一个作家名气大了,作品就差强人意了。尤其是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先例屡见不鲜。我们见到很多作家,当他不文学时,就暴得大名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文学是不合时宜的。或者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因为肢体的活动耗费了作家的脑力,四肢发达了,头脑简单了。当然我自信头脑还是发达的,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许多构思争先恐后,互相打架,要我先把它写出来,只是我辜负了它们。在此忏悔。     好在我之活动,经费不是来源于作协的公款,也就少了点罪恶感。我承认,首先是我拿不到,于是也就断念。其实也想去争取的,但到要争时,打住了,想想还是算了。曾经,还真是去争取了,在我生活十分困顿之时,去争取江苏省作协向全国招聘的“非驻会作家”。如果能得到,我的生活费就解决了,但是被耍了。从此力戒卑微的分赃欲念。这时代的高贵,就是不去分赃。今年做到了,希望年年都能做到,尽管很难。     当然我还是写作的,写了大量的小文章。这一年,我十分理解了后期的鲁迅为什么不可遏制地老去写杂文了。从他早年的小说实践看,他的才华完全可以去当一个既稳妥又技术的文体家。但在中国,作家还没有搞文学的奢侈,鲁迅时代如此,我的时代仍然如此。当然,我仍然竭力不放弃文学。我是个异见写作者,但我是文学的异见写作者。这不是怯弱的托词,跟那些卑怯的写作者所推托的理由不是一回事。2011年,我分清楚了杂文写作跟文学写作的区别。杂文写作要是非分明,要义正词严,它要用正面的价值观引导社会,它的目的是积极的,逻辑是清晰的;而文学写作则不同,它是混沌的,是灰色乃至黑色的,是负面的,它的逻辑甚至是混乱的。虽然它也有思想,但它的思想跟思想家的思想不太一样,他是混乱的、片段的、充满歧义乃至矛盾的。好像米兰•昆德拉在论述小说中的哲学与哲学著作中的哲学时,也说过类似的意思。     2011年,作为文学写作者,我还是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名什么?未定。不是我未定,是未被出版者认定。我许多作品的名字都是我说了不算的,我的作品从名字开始就存在着争议。新完成的长篇也是,这令我欣慰,说明作家陈希我还活着。但仍然希望新小说能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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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为《人物》杂志专栏而作:马丁

    马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一个澳大利亚人,汉语讲得比我还好,字正腔圆,让我怀疑这电话是别人代他打的。作为中国作家,我接触过的“老外”很多会中文,但是普遍带着口音。面对面说话还可以,但打电话,没有了表情和动作的参照,就麻烦了。所以我小说的法文翻译从巴黎给我打电话,就让他的中国学生代打。这是明智的。     马丁是我接触过的“老外”里汉语最好的。不仅说得好,把汉语翻译成英文也翻译得好。我这么说,一定有人撇嘴:你又不懂英文。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王淩告诉我的,那年我在香港外国记者会(FCC)上演讲,马丁当翻译。王淩教的专业就是翻译,应该属于专业评价。        马丁翻译中文作品,从古代的李渔,到当代的慕容雪村。翻译得好,首先因为他认真。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人都认真的,回报少,影响力低,无法苛求人家。这些年中国政府采取了给予补贴的办法,但仍然收益微薄(当然其中还有不喜欢的因素,中国官方推荐的东西,本来人家就没什么兴趣,读者更不会有兴趣)。但是马丁却十分认真。跟他聊,他常会聊起翻译的事,让我想起那些翻译外国作品的中国名译家的故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知道,在翻译上,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属于根本的困境,他也尝试各种解决的办法。当然这也取决于他对两方文化的了解,知道怎样打通。还有对中国现代社会乃至政治的兴趣,几乎所有的当代对汉学有兴趣的外国人,都首先因为对中国当代社会乃至政治有兴趣,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中国与其是文化大国,勿宁只是政治大国。他们跟我不同,他们不是无可奈何陷在其中,他们是自己愿意走近的,因为这里有吸引他们的东西。     当然,在马丁这里,还有更切身的原因。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曾经是共产党,在他的祖国,被秘密警察长期监视。他手上有一些他父母被监控的资料。     热衷于中国文学翻译的马丁,职业却是经商。他有一个公司,他平时要忙于各种公司事务,一旦闲下来,就搞文学。我一直觉得这种状况是最好的,有个稳定的、当然最好收入不错的谋生手段,从而搞文学,这样搞文学才纯粹。倒是那些把搞文学与谋生搅在一起的,最后可能哪边都做不好。搞文学本来就是不能当饭吃的,特别是在西方搞中国文学。我接触过一个耶鲁的汉学家,哪怕是这样的名校,他说,他的学生找工作都很难。我自己也进了高校,所以我很赞同马丁的状态。在我看来,他是在务实和务虚关系上处理比较好的人。一般来说,搞文学的比较散漫,做起事来让人信不过,所以我虽然跟他们同趣味,但是不跟他们一起做事;做事一定要踏踏实实,但是踏实的人又容易无趣。马丁是难得的两者兼得。他走路步伐很快,办事思路严谨,干净利落。但他浪漫起来,又让你不会想到他是管理着一个公司的人。这次去新加坡,他自始至终穿着花花绿绿的奇装异服,还戴着草帽。帽子戴到飞机上,宽大的帽沿老是碰着椅背,他就请求空姐把帽子放在前面的空座位上,并且强调不能扣着,要翻过来放。空姐没明白,我们都笑了。     他常会折腾一些趣事。在我看来,他是个精力极为充沛的人,这对我这样没有多少生活热情的人来说,有时候看着都会觉得累。他热情如火,对人也如此。比如这次到新加坡,拿到作家节的资料,才知道毕飞宇也来了。马丁也想见飞宇,飞宇获得“亚洲文学奖”时,获奖致辞就是马丁翻译的。但我跟飞宇虽然关系甚好,平时几乎不联系。我在福建,他在南京,都不是经常能去的地方。我不习惯于电话聊天,短信还可以,但他没手机,所以几乎不通信息。知道他来了,我问李敬泽有没有联系他的办法,敬泽建议发电子邮件试试。这也是馊主意,我们两个都不带电脑出门,我的手机也不上网。就没办法了。不料晚上马丁给我电话,说联系到毕飞宇了,在某酒店大堂等我。我打车过去,在门口,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影子蹿到我的面前,一看,正是飞宇。他的后面,马丁满足地笑着。     没有马丁,我们可能只能在后来的各自节目现场见了。当然那样,聊天就几乎不可能了。所以马丁千方百计要联系上他。也许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他东西。他本来跟中国文学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联系,于是也没有奢望,既不企图靠之谋生,也不可能靠作协体制捞取职务和待遇,他完全是被自己的兴趣所驱使,他的喜欢,是纯粹的喜欢。     和马丁在一起,若不是看着对方的相貌,金发、碧眼、高鼻梁,我会忘记了他是一个“老外”。我们交流几乎没有障碍,某种意义上说,他很“中国”。跟中国人相处久了,与中国社会接触多了,就“中国”了。几乎所有跟中国相处久了的“老外”都会这样,中国真是容易让人入乡随俗。有一次,马丁到福州来看我,走前,我把他送到乘坐机场大巴的地方。那里停着不少出租车,跟机场大巴抢客源。见一个“老外”来,他们拥了上来。他不理睬,径自走向大巴。大巴售票员问他航班时间,他回答,那些跟上来的出租车司机就说来不及了,小车比大车快。他嗤之以鼻,对我道:“他们懂个屁啊!哼,想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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