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作家洪峰被打，我感慨作家不入体制团伙，就只有被打的份。有人认为不关体制的事，我这就来理一理其中的逻辑关系。     我20多岁时，只是一个中学教书匠，除了在学校可以吓唬吓唬学生之外，到了社会上，什么也不是。当时时兴“脑体倒挂”，教师穷得很，穷人有什么话语权？一天晚上，我在我所在的城市看到一群警察在欺负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些警察明显喝醉了，大盖帽歪戴，动作幅度很大。他们围着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又推又搡。有许多人围观，其中包括我。我看不下去，喊：“不许欺负人！”又说：“如果记者在场，看你们还敢不敢！”那群警察就向我拥来，道：“你是记者？”我答：“不是。”“你说你是记者！你是冒牌记者！”他们要抓我，我逃脱，但还是被他们抓到了。他们用报话机叫来军用吉普，把我按进车里，左一个右一个把我夹住，一路狠揍。前面开车的也回过来揍，致使车一度冲到了人行道上。抓进交警三中队时，我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为什么看到洪峰被打的画面那么受不了？就因为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痛了。     他们为什么敢打我？因为我不是记者。如果是记者，就可能不被打，因为记者手上有一定的权力。在中国，一切必须跟权力结合才有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所以特别被中国人追捧，就因为道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逻辑。在崇尚“知识就是力量”那年代，如果没有最高掌权者要利用知识巩固自己的权力，知识分子仍然是“臭老九”。在古代，再饱读诗书，如果不能当官，也就是如果不能成为有权力的人，也只能是废物，所以“读书出仕”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我一般不可能被打了，表面上看，我是成熟了，其实内里是因为我也拥有了一些小小的实力，姑且也可以称为权力吧！其实，也正因为成熟了，才能获得权力。当然我的权力还极其有限，无非就是写了一些文章，主要还因为被出版了，被阅读了，被关注了，获了几个奖。如果我是作协主席，那应该就更不可能被打了。即便长得很一般，被不识泰山的人按着，要打，只要你报上职务，对方就可能撒手，至少网开一面。当然也有“我打的就是你”的，那是有特殊的仇恨了。     也好在我无法报上官职。但即便如此，我也已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成长成知识流氓。现在靠知识掌握权力的“文霸”多的是，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不知道自己是幸，还是不幸。     洪峰是成名作家，应该是掌握有一定的权力的，他还曾经当上了沈阳作协副主席。但为什么还是被打呢？因为他不识好歹地跟体制渐行渐远。体制是权力的集大成，具有最根本的权力。所谓“背后有人”，绝对不如“背后有组织”。“组织”必须是体制的“组织”才成，要不然就是“非法组织”。靠拳头打人的不过是小流氓，拿体制一收拾，就乖乖受拿了；黑社会大流氓，如果不跟体制媾合，也什么都不是。所以即便是曹操，也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子就是体制；所以几乎所有杀人者，都要声明自己杀人的正当性，满口道理，因为道理更是最根本的体制。     当然，也不是无权者就一定会被打，无权者如果老老实实被摆布，也不会被打的。其实洪峰刚到云南会泽，当地人还把他当人物的。至于后来怎么变成这样，被打的来龙去脉，现在有点“罗生门”，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洪峰不把自己当做人物，而是跟村里掌握权力者同流合污，那么是不至于到挨打的地步的。什么租金，还不是掌权者一句话？但是作家往往不是这种人，我指的是那些真正具有作家秉性的人，他们往往不老实，所以就揍你没商量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都是首当其冲的挨打者，以至于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学校一个李姓老师瘦骨伶仃，就想到他是被打瘦的。你只有被打的份，你天生长着欠揍的脸。     我从小就长着一副欠揍的脸，所以没有少挨打。起初是挨大人打，大人一边打，一边道：“你这‘贱骨头’，以后看你‘轻换重’！”到了青春期，越来越嚣张了，欠揍的面目越来越明显了，果然拿自己的“轻”惹来社会之“重”打，整一个惹祸的“贱骨头”，让家人烦透了，让周围人避之不及。现在我世故多了，就像我的脚已经不臭了一样，年轻的时候，我的脚是很臭的。    

    他是我的学生。跟其他学生不同，他是经过两次高考的。是考上了两次。第一次，他考上了一所挺好的大学，因为是理工科，读了两年，觉得不喜欢，他喜欢文学，退学了。我听到他这事迹，颇不可思议，至少为他捏一把汗，要是再考，考不上呢？好在他又考上了，上了我所供职的这所大学文学院，理想与现实终于统一了。     但这些是我后来知道的。上他年级课时，我只知道有个学生，身材高大，课间和课后总是要到我的讲台前。他站在我对面，手臂大张，撑在讲台的那一面。他的头微仰着，眼睛总习惯性地睨视着。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谦卑，俨然不是来讨教的，他喜欢说“聊聊”。确实是聊，古今中外，无所不聊，但都跟文学或人文学科有关，基本没聊生活琐碎、人情世故，不像有些学生，关心俗事甚于关心学业。     他叫我“希我兄”，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这样称呼其他老师。他曾在我面前称呼一个老师，在那老师的姓前加个“小”，虽然我对怎么称呼我无所谓，但听到他称呼别的老师，还是觉得不顺耳，就纠正他。但好像他并没有改过来。     从他聊中，我知道他找过不少老师聊，从老师们那里也证实了这点。课间或课后到讲台上聊，并非只是出现在我眼前的风景。老师中有欣赏他的，也有觉得他太狂的，甚至觉得他可笑，或者烦。他否定许多学术现象，质疑现有的知识，有的十分有见地，远远超出了现在学生的普遍水平。当然有的，即便我这个脑瓜长着“反骨”的人，也未必赞同。我考上博士时，我的导师第一次给我上课，就正告我：从今往后，说话要有根据，不能自说自话，要储备学术资源。当然我到最后也没能做得很好，也因此吧，也比较能接受他的“狂”。至少，他是有思考的，有问题意识。现在有问题意识的学生实在不多，会考试的多，会提问题的少。可能是对所学的本来就没兴趣，读什么，只是出于就业前景，本来就只将读书作为“敲门砖”；也问不出来，因为压根儿没有思考过，脑袋空空。我们这体制就培养这样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只要乖乖的，就能一路顺畅地爬上来。他们的脑袋就像出租屋，随时可以租人，随时可以清空，永远住的不是自己。     我总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太乖了，年轻人本就应该狂，狂妄比未老先衰好多了。但我这么说时也很犹豫，据说他会在课堂上站起来跟老师顶牛，我问自己，如果发生在我的课上，我是否还会欣赏他？我不能肯定。对人性，我的估计是很低的，包括我自己。     即便是他不当众让我难堪，而是私下里跟我交流，我是否就愿意？我是否不会觉得被冒犯？所谓师生平等，教学相长，历来只是理想。     历来，学术都不可能是纯学术。     即便我愿意交流，但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大家都很忙。我甚至还没有别的老师有耐心。所以，所谓期待有问题意识的学生，也许不过是“叶公好龙”。     狂是很伤人的，伤别人更伤自己。我自己当年就很狂，于是一路跌得头破血流。作为长辈，我也真不愿意他遭受我的折磨。所以我也努力向他做世俗的劝戒，像当年孙绍振老师对我的那样。当年，狂飙的孙老师是我的楷模，至于我之狂野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也许孙老师意识到不妙了，开始转换角色，劝戒我。现在想来，当时孙老师真是煞费苦心了，现在也轮到我了。     他曾告诉我，他觉得拜伦《唐•璜》目前通行的查良铮译本，缺陷很多，他想重译。他说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而且很快的，他真的着手重译了。这可是极大的挑战，他的能力怎样？即便他能胜任，查良铮可是名家，那译本，还被同样是名家的王佐良赞为最好的译本。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与真理无关。我曾经也是“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但是后来不得不承认，老虎还是老虎，这就是真理；我曾经信仰“巴尔扎克的手杖”，上面刻着：“我能摧毁任何障碍！”现在我相信“卡夫卡的手杖”，“任何障碍能摧毁我！”也许是从那时候起，我确切预感到他必须经历坎坷了。     大四时，他告诉我要考研。我觉得妥，这是他最好的出路。但是他考研失败了。我们的考试机制，某种程度上是“逆淘汰”机制。有时候我想，可惜硕士招考上导师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能，我就收他，我相信他比许多考上了的学生都适合读研。有时候我也奇怪，说他不适应我们的考试机制，那他当初怎么两次高考俱有斩获？难道是因为后来亲近了文学？     现在，他准备出国读研，读的仍然是文学。我为他写了推荐信，义不容辞。但是我也不禁犹疑：出去后又会怎样？一是语言，虽然他对自己的英语颇有信心，但是读的可是文学，不是理科工科，对语言的要求可不是能用即可；二，读出来了，干什么？也许我俗了，他说不考虑这问题，当然他的家庭背景也可以让他不考虑这些，这是他的幸运。第三，也是我最犹疑的，难道西方人就能够接纳他狂？阳光之下，没有稀奇事。              

    2011年，我活得不很文学。首先是忙居家，跟文学毫无关系。有人说，住得安稳了，才能写得安稳，其实未必。写好作品跟拥有好环境没有关系。村上春树在咖啡屋桌子上写作，据说海明威还让自己独脚站立写作。甚至，真写作不会在书房，就好像真读书不会在书房一样，而往往在床头、饭桌上和马桶上。这些年我所有作品都是在学校那间阴暗的陋室里写成的。现在我坐在我新家露台的绿荫下写这文字，感觉就像有岛武郎，印象中他家有绿意浓浓的私家花园，但他说：在这种条件下，我有什么资格写作？他自杀了，而我还活着。     2011年，我活着当父亲，为孩子的大考和升学而忙碌。2011年，我彻底明白了，我必须为孩子的起步攒钱。我第一次想不开了，第一次发现我需要钱了。还有聘职，虽然是跟文学有关之职，然而是聘，跟文学无关了，只是饭碗。虽然我坚信纯粹的文学写作者必须有个与文学写作无关的饭碗，这样才能不被奴役，但为这饭碗折腰，也是很可悲的事。     当然2011年的我，也跟文学有关。参加了许多文学活动，接受了许多采访。从内地，到香港，到国外，都是以作家的身份出现的，说的也都是关于文学的，但我怀疑，这可能会是作家陈希我死亡的开始。常常，一个作家名气大了，作品就差强人意了。尤其是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先例屡见不鲜。我们见到很多作家，当他不文学时，就暴得大名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文学是不合时宜的。或者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因为肢体的活动耗费了作家的脑力，四肢发达了，头脑简单了。当然我自信头脑还是发达的，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许多构思争先恐后，互相打架，要我先把它写出来，只是我辜负了它们。在此忏悔。     好在我之活动，经费不是来源于作协的公款，也就少了点罪恶感。我承认，首先是我拿不到，于是也就断念。其实也想去争取的，但到要争时，打住了，想想还是算了。曾经，还真是去争取了，在我生活十分困顿之时，去争取江苏省作协向全国招聘的“非驻会作家”。如果能得到，我的生活费就解决了，但是被耍了。从此力戒卑微的分赃欲念。这时代的高贵，就是不去分赃。今年做到了，希望年年都能做到，尽管很难。     当然我还是写作的，写了大量的小文章。这一年，我十分理解了后期的鲁迅为什么不可遏制地老去写杂文了。从他早年的小说实践看，他的才华完全可以去当一个既稳妥又技术的文体家。但在中国，作家还没有搞文学的奢侈，鲁迅时代如此，我的时代仍然如此。当然，我仍然竭力不放弃文学。我是个异见写作者，但我是文学的异见写作者。这不是怯弱的托词，跟那些卑怯的写作者所推托的理由不是一回事。2011年，我分清楚了杂文写作跟文学写作的区别。杂文写作要是非分明，要义正词严，它要用正面的价值观引导社会，它的目的是积极的，逻辑是清晰的；而文学写作则不同，它是混沌的，是灰色乃至黑色的，是负面的，它的逻辑甚至是混乱的。虽然它也有思想，但它的思想跟思想家的思想不太一样，他是混乱的、片段的、充满歧义乃至矛盾的。好像米兰•昆德拉在论述小说中的哲学与哲学著作中的哲学时，也说过类似的意思。     2011年，作为文学写作者，我还是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名什么？未定。不是我未定，是未被出版者认定。我许多作品的名字都是我说了不算的，我的作品从名字开始就存在着争议。新完成的长篇也是，这令我欣慰，说明作家陈希我还活着。但仍然希望新小说能顺利出版。  

    马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一个澳大利亚人，汉语讲得比我还好，字正腔圆，让我怀疑这电话是别人代他打的。作为中国作家，我接触过的“老外”很多会中文，但是普遍带着口音。面对面说话还可以，但打电话，没有了表情和动作的参照，就麻烦了。所以我小说的法文翻译从巴黎给我打电话，就让他的中国学生代打。这是明智的。     马丁是我接触过的“老外”里汉语最好的。不仅说得好，把汉语翻译成英文也翻译得好。我这么说，一定有人撇嘴：你又不懂英文。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王淩告诉我的，那年我在香港外国记者会（FCC）上演讲，马丁当翻译。王淩教的专业就是翻译，应该属于专业评价。        马丁翻译中文作品，从古代的李渔，到当代的慕容雪村。翻译得好，首先因为他认真。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人都认真的，回报少，影响力低，无法苛求人家。这些年中国政府采取了给予补贴的办法，但仍然收益微薄（当然其中还有不喜欢的因素，中国官方推荐的东西，本来人家就没什么兴趣，读者更不会有兴趣）。但是马丁却十分认真。跟他聊，他常会聊起翻译的事，让我想起那些翻译外国作品的中国名译家的故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知道，在翻译上，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属于根本的困境，他也尝试各种解决的办法。当然这也取决于他对两方文化的了解，知道怎样打通。还有对中国现代社会乃至政治的兴趣，几乎所有的当代对汉学有兴趣的外国人，都首先因为对中国当代社会乃至政治有兴趣，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中国与其是文化大国，勿宁只是政治大国。他们跟我不同，他们不是无可奈何陷在其中，他们是自己愿意走近的，因为这里有吸引他们的东西。     当然，在马丁这里，还有更切身的原因。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曾经是共产党，在他的祖国，被秘密警察长期监视。他手上有一些他父母被监控的资料。     热衷于中国文学翻译的马丁，职业却是经商。他有一个公司，他平时要忙于各种公司事务，一旦闲下来，就搞文学。我一直觉得这种状况是最好的，有个稳定的、当然最好收入不错的谋生手段，从而搞文学，这样搞文学才纯粹。倒是那些把搞文学与谋生搅在一起的，最后可能哪边都做不好。搞文学本来就是不能当饭吃的，特别是在西方搞中国文学。我接触过一个耶鲁的汉学家，哪怕是这样的名校，他说，他的学生找工作都很难。我自己也进了高校，所以我很赞同马丁的状态。在我看来，他是在务实和务虚关系上处理比较好的人。一般来说，搞文学的比较散漫，做起事来让人信不过，所以我虽然跟他们同趣味，但是不跟他们一起做事；做事一定要踏踏实实，但是踏实的人又容易无趣。马丁是难得的两者兼得。他走路步伐很快，办事思路严谨，干净利落。但他浪漫起来，又让你不会想到他是管理着一个公司的人。这次去新加坡，他自始至终穿着花花绿绿的奇装异服，还戴着草帽。帽子戴到飞机上，宽大的帽沿老是碰着椅背，他就请求空姐把帽子放在前面的空座位上，并且强调不能扣着，要翻过来放。空姐没明白，我们都笑了。     他常会折腾一些趣事。在我看来，他是个精力极为充沛的人，这对我这样没有多少生活热情的人来说，有时候看着都会觉得累。他热情如火，对人也如此。比如这次到新加坡，拿到作家节的资料，才知道毕飞宇也来了。马丁也想见飞宇，飞宇获得“亚洲文学奖”时，获奖致辞就是马丁翻译的。但我跟飞宇虽然关系甚好，平时几乎不联系。我在福建，他在南京，都不是经常能去的地方。我不习惯于电话聊天，短信还可以，但他没手机，所以几乎不通信息。知道他来了，我问李敬泽有没有联系他的办法，敬泽建议发电子邮件试试。这也是馊主意，我们两个都不带电脑出门，我的手机也不上网。就没办法了。不料晚上马丁给我电话，说联系到毕飞宇了，在某酒店大堂等我。我打车过去，在门口，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影子蹿到我的面前，一看，正是飞宇。他的后面，马丁满足地笑着。     没有马丁，我们可能只能在后来的各自节目现场见了。当然那样，聊天就几乎不可能了。所以马丁千方百计要联系上他。也许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他东西。他本来跟中国文学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联系，于是也没有奢望，既不企图靠之谋生，也不可能靠作协体制捞取职务和待遇，他完全是被自己的兴趣所驱使，他的喜欢，是纯粹的喜欢。     和马丁在一起，若不是看着对方的相貌，金发、碧眼、高鼻梁，我会忘记了他是一个“老外”。我们交流几乎没有障碍，某种意义上说，他很“中国”。跟中国人相处久了，与中国社会接触多了，就“中国”了。几乎所有跟中国相处久了的“老外”都会这样，中国真是容易让人入乡随俗。有一次，马丁到福州来看我，走前，我把他送到乘坐机场大巴的地方。那里停着不少出租车，跟机场大巴抢客源。见一个“老外”来，他们拥了上来。他不理睬，径自走向大巴。大巴售票员问他航班时间，他回答，那些跟上来的出租车司机就说来不及了，小车比大车快。他嗤之以鼻，对我道：“他们懂个屁啊！哼，想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