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今年3月15日，一些作家又来维权了。他们的作品被侵权，索赔五千万人民币。打作品侵权官司，这些年屡见不鲜，比如之前的针对百度。不同的是，这次针对的是市值超过五千亿美元的苹果公司，而且选在“3•15”维权日。     有媒体用“作家抱团反击”这样的说法，这一“团”中也差点有了我。据说我的作品也被侵权，但是我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不是我心甘情愿被侵害，而是我想到了另外的问题，也许是更重要的问题。     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说此次维权是“咬”苹果，众所周知，这苹果本来就已经被咬了一口。为什么设计成被咬一口？因为乔布斯希望苹果电脑像“禁果”一样诱人。苹果果然不孚重望，成了全球最诱人的交流平台之一。而创作者应该知道，文学乃至艺术创作，也是在切入“禁果”——它让亚当夏娃们去蔽，给人类带来知，让人类感受美。那么，苹果这个平台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最恰当的依托平台了。那么为什么要去“咬”它？     作家“咬”苹果，因为苹果侵权。作家写作是付出辛勤劳动的，作家的劳动理应得到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我坚决反对侵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作家们的劳动成果。这是我的基本态度。但维护劳动成果，未必就是指获取报酬。尽管在当今中国，稿费或版税确实很低，我也跟钱无仇，但是作家把挣钱的希望寄托在写作上，本身就走入了误区。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不可能挣钱的，当初选择了写作，就应当明白这一点。如果要挣钱，许多职业都比写作强。把挣钱的希望押在写作上，最终可能导致不仅挣不了钱，也写不好作品。一个明智的作家应该有别的稳定的收入，然后写作，像卡夫卡那样。真正的写作者应该心平气和地把写作还原于纯粹的精神需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写作收益就可以随便被剥夺。只是作家写作，应该有更高的需求。我以为这需求一是写作者精神寄托，二是传播。精神寄托，写作者可以自我完成；那么传播呢？看看当今中国阅读现状，有多少人在阅读文学？不读文学也可以，阅读其他也是阅读。但走进书店，摆在显要位置的基本都是垃圾读物。这就是当今民众的阅读趣味。20年前，人们还以阅读高雅为荣，尽管有的是附庸风雅，但是附庸风雅总比拿风雅当狗屎的好。现在，就连文学作家们碰在一起，都不敢理直气壮地谈文学了。其实，所谓一部作品拿了多少版税，很多时候也不过是出版商和作者的合谋宣传。一些叫喊着作品被侵权损失了多少的人，其实那作品未必就那么有市场。所谓状告侵权，很多时候就是在炒作，让本来未必能带来很大经济效益的作品通过炒作，真的抬高了身价。     我以为，在当今阅读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真正的写作者，当务之急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自己写出真的有价值的作品来，另一方面，让读者读到，也就是得到传播。     传播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完整的传播，另一种是不完整的传播。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深憾于我的作品往往得不到完整的传播。在发表或出版时，往往被审查，被阉割，最后发表出版出来，我都羞于认它了。以至于人家向我要书，我总不愿意给，总让他们看我作品的电子稿。这样，即使如约给我报酬，我也不觉得获得了写作尊严。作品审查制度乃至作家在这种审查制度下老老实实受阉，是中国文学颓靡的最大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苹果公司完整传播了我的作品，那么某种意义上说，我为什么要去“咬”它？某种程度上，我认可它的侵权。跟经济权益相比，我更在乎作品的完整权，更在乎写作的尊严。在中国，重要的是重申人的尊严，而不只是用几个钱打发乞丐。没有理解到这一层，一切都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我要钱，但是我更要尊严，虽然那尊严是建立在屈辱之上。中国作家(当然是真正的作家)就是这么难。     不知那些要维护著作权的作家们，是否认可我的选择？也许他们觉得著作完整权不重要，报酬重要。更也许，他们已经不知道完整为何物了，已经感受不到支离破碎之痛，特别在钱的面前。            

    昨天，有媒体找到我，问对广东“灵修”事件的看法。我不了解，只是隐约在媒体上看到报道，配有男女拥抱的照片，还有“换妻”之类抓人的字眼。于是把那些报道找来细看了，却仍然回答不了记者的问题。     几年前，某杂志搞了个“换妻”专题，也找到了我，说已经找了李银河，也想听听我的看法。我不知道李银河是什么看法，也不知道为什么偏找我，也许是因为我小说里涉及了性，乃至觉得我也和李银河一样，对性问题有“冒渎”的看法？但是我的回答却让他们意外，我支吾：“……觉得很脏。”记者确认问：“您是认为很脏，是吗？”我赶紧说：“也不是……只是凭直觉……”被记者一追问，我觉得也不对。也许性本身就是暧昧而混沌的？温存、缱绻、缠绵、呢喃、沆瀣、嗲，也都暧昧而混沌。但记者需要的是直截了当的回答。     担心真的如此登出来，被人误解成是道德家、卫道士了，我最后说：我写一段给你们吧，你们把我的意思完整登出来。     记者说，当晚10点就做版，我让记者把邮箱给我，立马就写。其实，也没有把思维理得很清楚，这问题是最难说的，它不只是关乎性，而且关乎自身的利益：换妻，就意味着自己的妻子也要拿出去换，这就好像我写《我爱我妈》，连我自己也未必很坦然一样。仍然是支吾。发出时，还叮嘱收到后告知我。等到晚上睡前，也没有收到回复。到了第二天，仍然没有。第二天，我赶忙找到昨天打过来的那个电话记录，打过去。我问我的邮件可收到？对方说没有。问：那那个专题呢？答：已经做了。问：那你们怎么表达我的观点？答：不是您在电话里说的吗？我毛了。我说：我再给你发一遍，换上我邮件里的话，不然……     过后有朋友笑我，当公众人物实在很难。我不想当公众人物，但无可逃脱地成了公众人物。当了也无妨，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又不是官员，（官员说了“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不是也不了了之？）我也不想当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高尚，是把自己放在烤炉上烤。（几天前我说作家首先不该关注作品的经济权，而应该关注作品完整权，有人说我高尚过头了，这哪里是高尚？就好像有人要阉割我，有人要抢我的财产，哪个我应该更在乎？）只是，该是我的，才是我的。我其实也并不忌惮当道德家、卫道士，如果我觉得是必须“卫”的“道”，抛头洒血都在所不辞。（我顽固地维护写作自由，在这点上，倒是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所以说我高尚也没有错，我是为自己的尊严而高尚。）我只是不愿意因为被误解，甚至“被黑”而骂。     广东“灵修”事件的报道，我问我自己持什么态度？我仍然说不清。报道中说到“一次办班进帐过百万”，假如没有涉嫌欺诈，这似乎并不是评判的根据。据说警方从办班地点的电脑上查出裸照，拍的是一个女工作人员。拍裸照就不对吗？被拍者愿意，也没有拿去传播，这也不成否定的理由。     那么，就是“换妻”了。其实从报道中，我并没有得到他们“换妻”的具体信息，只是说鼓吹“换妻”。即便是鼓吹，也只是言论。即便是诲淫诲盗，也只是言论，并没有事实，难道可以因言获罪？其实，即便有事实，被捉奸在床，你怎么证明是“换”？即便两双被抓，也无法证明是达成“换”的协议，也只是“通奸”，“通奸罪”早已不在了。     那么，所谓取缔，是否合法？     虽然如此，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赞成“换妻”，它仍然是“……很脏”的。 这里可能涉及到无理可说的问题。很多事情，并不是法律能够界定的。虽然我们呼唤以法治国，但是并不能止于法。     那么就是道德上的问题了。似乎报道出来的照片可以证明：那些照片中，有不少是男女拥抱的。这种照片，我看起来也淫淫的。     拥抱在中国，是很敏感的动作。记得有一年，我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大家一起吃饭，饭后告别，她张开手臂要跟我来个拥抱。我们拥抱了一下，大家喝彩起哄，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她大概觉得我是从国外回来的，会习惯拥抱礼节。其实，我虽然不喜欢“被中国人”，但是我无可奈何地骨子里仍然“很中国”。后来我还为此写了篇叫《拥抱》的文章，说到了只要没有邪念，拥抱是没什么的，可以取暖，人本质上是孤独的，需要拥抱，云云，其实也是在说服自己。虽然我一直感觉很孤独，但是我不习惯于拥抱。跟女性拥抱自不必说，也不能跟男性拥抱，因为我绝对成不了“同志”，虽然我有一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明明知道对方是0号取向的，我也不能跟他有肌肤接触。     这些“灵修”者，如果没有邪念，拥抱乃至搂抱，有什么不可以？记得若干年前，国内还有人搞个“抱一抱”活动，还得到媒体的肯定，那为什么这些“灵修”者的拥抱就成了邪恶？你怎么证明他们就具有淫邪的动机？     其实，我相信谁都跟我一样，都常常感到孤独，需要别人的支持。不能有实质性的支持，抱一抱，也多少能得到一些慰籍。     我对“灵修”这事不了解，也没兴趣，我历来不喜欢神神道道的东西，谁要到我家讲“励志”“成功”“团队精神”，比如搞保险推销传销什么的，绝对被我赶出去；谁要跟我谈“灵异”，我会认为他是不是骗子，就是弱智。也因此，我绝对当不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我确实感觉到灵魂这东西的存在，只是我无力拯救之。我努力客观地想一想，“灵修”无论理论上荒谬与否，形式上如何不堪，参与者是否可能得到精神上的慰籍呢？我这个绝对不信邪的人，尚且能从拥抱中感受到一些慰籍。     当然，拥抱不可能绝对杜绝淫念。那么，哪怕是有淫念，又如何？谁没有淫的时候？面对异性，如果绝对不会产生淫念，那肯定是身心有问题了。我们一方面强调身心的健康，另一方面又要杜绝淫念，人类一直没有解决这个矛盾。     在我们观念中，“淫”是一个绝对邪恶的概念，所谓“万恶淫为首”。当年我的小说《抓痒》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被查禁了，说是“淫秽”，同时被查禁的还有同个出版社出版同个编辑责编的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说是“反动”。两个作品撞在一起，事情闹大了，据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愤怒的是，你这出版社出了《为人民服务》，被禁了，还敢又出《抓痒》！被折腾得鸡犬不宁。当时出版社有人就议论说，因“反动”而挨整还好，总有平反的一天，但“淫秽”就万劫不复了。（其实前者也有政治，后者也有性，只不过，前者性中有政治，后者政治中有性。）可见“淫”是多么可怕的罪状，在政坛上，要搞臭一个人，就说他淫乱。但其实，“淫”不是个客观的表述，客观的表述应该是“性”。这么一来，就明显了：“性”与“邪恶”具有天然的联系吗？     其实，“淫”这个词追根溯源，本意是“过多，过甚”。《说文》里说：“淫，侵淫随理也。”徐锴注：“随其脉理而浸渍也。”也就是说，它越过了规范。我们应该知道，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也囚禁在牢笼之中。我们的努力只有两类，一类是维持生存，一类是突破牢笼。鲁迅所谓的“做成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就分别是后者和前者。当生存不能，我们首先要满足生存需要，一旦生存无忧，就又要寻求自由。所谓“温饱思淫欲”，在主流价值观看来，这是“淫欲”，但其实是人性。如今中国人被按猪标准喂养许多年了，已经长膘了，那么就自然要有另一种需求了。这道理就是很多人不满足于“经改”要“政改”，理所当然的事。人要生存，还要解放，解放首先就是性的解放，就好像当年“五四”和延安时期，就以性解放来取得人的解放。这似乎说不清是身体的还是灵魂的。假如冲破的是身体的樊笼，尚可说其低下，但是假如冲破的是灵魂的樊笼呢？假如冲破的是起始于身体继而是灵魂的樊笼呢？     我们还真难以拒绝这样的突围。     不知我支吾了这么多，思维整理出来了没？              

    有媒体找我，说今年是邓拓诞辰100周年。我有些反应不过来，《燕山夜话》书里那个穿中山装的人，已经这么大了吗？     印象中，他只是4、50岁光景，并且长得很像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跟我有点关系，同乡。并且，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供职的中学举办百年校庆，还七弯八拐考证出他是那学校的校友。     但考证出来了，也是中老年人兴奋，学生、甚至年轻的教师大多没什么感觉。当时还考证出来另一个“杰出校友”，就是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说他曾策划过“春晚”，这名头如雷贯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更少知道邓拓了，我曾经调查过一些学生，都是我认为关心文学、喜欢思考的，有的回答听说这名字，但不知道写了什么；有的干脆问：邓拓是谁？说起他的两本曾经被批判的书，知道的，也只是听说书名。也许在当初，他的那些文章确实成了许多人灯下的阅读，让不少人击节，但是时过境迁，那些文章中所针贬的问题，很多已经质变。无论是否赞成“革命”，“革命”已经燃在屁股。靠邓拓式的针贬，只能隔靴搔痒。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知道邓拓的，知道是个禁书作家，被禁的书就是《燕山夜话》，还有一本叫《三家村札记》的，没有看，因为《燕山夜话》都没有看完。所谓禁书，我想象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燕山夜话》却没有给我什么特殊的感觉。观点并不新鲜，文笔也不犀利，态度更不绝决，还不如当时的我。当时奇怪，这样的文章有什么好禁的？说是作者还因此生命不保，我只能得出结论，他所处的时代，政治神经太脆弱了。现在更不用说了，按整他的标准，网络上随手抓一把，都得死啦死啦的。当然已经有人觉得很可怕了，比如担心我的老父亲，看了我在一家还是保守的报纸上说的话，就觉得我已经超出了当年“右派”的界限，担心得睡不着觉。可见当年的反动派，都是什么东西。     但似乎邓拓也不是想当反动派的。他所以写了那些文章，其实是当时上头允许了。从58年郑州会议起，到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开了一系列会议，纠正“左”倾，调整政策，于是邓拓才开始写那些所谓的尖锐文章。在此之前，他也是“大跃进”的歌颂者的，比如58年“国庆”，他就写了《从天安门到全中国》，写道：“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粱、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切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发展，客观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只要客观可能的事情，通过主观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想想这美妙的未来，我要高吟一首诗，为天安门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赞颂……”我们难以想象，他怎么就看不到遍野饿殍？有史实证明他是看到了，但他仍然不顾现实地歌功颂德。所以他的死，虽然有无辜的成份，但并不全然无辜。     即便他批“大跃进”，这样的文章，在他全部文章中仍然只占很少的部分。即便是批判，也仍然跟当时的主流口径保持一致，用学者王彬彬的话说，“只不过是跟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后面亦步亦趋。”只是很不幸，人家又折过身去了，他步错了，用老舍的名言说，是“没配合上了！”所以，怪我自己一厢情愿，把他当是禁书作家。事实是，他是党的干部，不是作家，更谈不上违禁。虽然他有文化知识，但是有文化知识的未必就是知识分子。他写作，但是他要遵守他的组织原则。他不是写作者，是拿笔杆子的官员。     或许，他最初也是知识分子，但是后来有了组织。有了组织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     他编过第一套《毛泽东文选》，最终却被毛说成书生办报，甚至是死人办报。也许是知识分子的底子障碍了他？他其实也未必是对组织完全奉献的，知识的底子，也让他有些清醒。作为《人民日报》总编，他应该不会不知道政治的厉害，所以他不愿当毛的秘书，觉得“伴君如伴虎”。但他仍是用书生的眼光、用知识来判断的。知识遇到政治，常会出错，因为政治本来就不走知识那套路。所以知识分子沾政治，往往死路一条。而知识分子哈巴政治，更是死无葬身之地。     邓拓是福州人，福州男人。我家乡福州的男人，历来是被低看的，所谓缺乏血性。但在历史上，福州却出了几个极有血性的男人，诸如林觉民、林白水、林祥谦……其实，福州男人原来也是有血性的，甚至暴烈，但后来，男人被杀光了。我在《大势》里说，这是一片被杀了阳气的土地。但必然还剩下几个，比如上面提到的几个。但他们都是在成功前死掉了，邓拓不是。虽然邓拓早年也坐过牢，但他享受到了成功的果实。这与其是幸运，勿宁是不幸。好男儿要早死，一如好作家绝不能拖泥带水。当然，归根结底与死不死无关，通往死亡的道路是有境界之分的。     跟其他地域的烈士相比，福州的烈士具有浓厚的悲情，一篇林觉民的《与妻书》，就让世人有如此感觉。有人说，邓拓自杀前也写了“与妻书”。但邓拓首先是写给他的组织的，絮絮叨叨，如婴儿牵着母亲的手不肯放，然后才给妻子寥寥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