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陈希我 | 作家,你为何要咬“禁果”?

    今年3月15日,一些作家又来维权了。他们的作品被侵权,索赔五千万人民币。打作品侵权官司,这些年屡见不鲜,比如之前的针对百度。不同的是,这次针对的是市值超过五千亿美元的苹果公司,而且选在“3•15”维权日。     有媒体用“作家抱团反击”这样的说法,这一“团”中也差点有了我。据说我的作品也被侵权,但是我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不是我心甘情愿被侵害,而是我想到了另外的问题,也许是更重要的问题。     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说此次维权是“咬”苹果,众所周知,这苹果本来就已经被咬了一口。为什么设计成被咬一口?因为乔布斯希望苹果电脑像“禁果”一样诱人。苹果果然不孚重望,成了全球最诱人的交流平台之一。而创作者应该知道,文学乃至艺术创作,也是在切入“禁果”——它让亚当夏娃们去蔽,给人类带来知,让人类感受美。那么,苹果这个平台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最恰当的依托平台了。那么为什么要去“咬”它?     作家“咬”苹果,因为苹果侵权。作家写作是付出辛勤劳动的,作家的劳动理应得到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我坚决反对侵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作家们的劳动成果。这是我的基本态度。但维护劳动成果,未必就是指获取报酬。尽管在当今中国,稿费或版税确实很低,我也跟钱无仇,但是作家把挣钱的希望寄托在写作上,本身就走入了误区。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不可能挣钱的,当初选择了写作,就应当明白这一点。如果要挣钱,许多职业都比写作强。把挣钱的希望押在写作上,最终可能导致不仅挣不了钱,也写不好作品。一个明智的作家应该有别的稳定的收入,然后写作,像卡夫卡那样。真正的写作者应该心平气和地把写作还原于纯粹的精神需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写作收益就可以随便被剥夺。只是作家写作,应该有更高的需求。我以为这需求一是写作者精神寄托,二是传播。精神寄托,写作者可以自我完成;那么传播呢?看看当今中国阅读现状,有多少人在阅读文学?不读文学也可以,阅读其他也是阅读。但走进书店,摆在显要位置的基本都是垃圾读物。这就是当今民众的阅读趣味。20年前,人们还以阅读高雅为荣,尽管有的是附庸风雅,但是附庸风雅总比拿风雅当狗屎的好。现在,就连文学作家们碰在一起,都不敢理直气壮地谈文学了。其实,所谓一部作品拿了多少版税,很多时候也不过是出版商和作者的合谋宣传。一些叫喊着作品被侵权损失了多少的人,其实那作品未必就那么有市场。所谓状告侵权,很多时候就是在炒作,让本来未必能带来很大经济效益的作品通过炒作,真的抬高了身价。     我以为,在当今阅读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真正的写作者,当务之急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自己写出真的有价值的作品来,另一方面,让读者读到,也就是得到传播。     传播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完整的传播,另一种是不完整的传播。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深憾于我的作品往往得不到完整的传播。在发表或出版时,往往被审查,被阉割,最后发表出版出来,我都羞于认它了。以至于人家向我要书,我总不愿意给,总让他们看我作品的电子稿。这样,即使如约给我报酬,我也不觉得获得了写作尊严。作品审查制度乃至作家在这种审查制度下老老实实受阉,是中国文学颓靡的最大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苹果公司完整传播了我的作品,那么某种意义上说,我为什么要去“咬”它?某种程度上,我认可它的侵权。跟经济权益相比,我更在乎作品的完整权,更在乎写作的尊严。在中国,重要的是重申人的尊严,而不只是用几个钱打发乞丐。没有理解到这一层,一切都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我要钱,但是我更要尊严,虽然那尊严是建立在屈辱之上。中国作家(当然是真正的作家)就是这么难。     不知那些要维护著作权的作家们,是否认可我的选择?也许他们觉得著作完整权不重要,报酬重要。更也许,他们已经不知道完整为何物了,已经感受不到支离破碎之痛,特别在钱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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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关于“灵修” 的支吾

    昨天,有媒体找到我,问对广东“灵修”事件的看法。我不了解,只是隐约在媒体上看到报道,配有男女拥抱的照片,还有“换妻”之类抓人的字眼。于是把那些报道找来细看了,却仍然回答不了记者的问题。     几年前,某杂志搞了个“换妻”专题,也找到了我,说已经找了李银河,也想听听我的看法。我不知道李银河是什么看法,也不知道为什么偏找我,也许是因为我小说里涉及了性,乃至觉得我也和李银河一样,对性问题有“冒渎”的看法?但是我的回答却让他们意外,我支吾:“……觉得很脏。”记者确认问:“您是认为很脏,是吗?”我赶紧说:“也不是……只是凭直觉……”被记者一追问,我觉得也不对。也许性本身就是暧昧而混沌的?温存、缱绻、缠绵、呢喃、沆瀣、嗲,也都暧昧而混沌。但记者需要的是直截了当的回答。     担心真的如此登出来,被人误解成是道德家、卫道士了,我最后说:我写一段给你们吧,你们把我的意思完整登出来。     记者说,当晚10点就做版,我让记者把邮箱给我,立马就写。其实,也没有把思维理得很清楚,这问题是最难说的,它不只是关乎性,而且关乎自身的利益:换妻,就意味着自己的妻子也要拿出去换,这就好像我写《我爱我妈》,连我自己也未必很坦然一样。仍然是支吾。发出时,还叮嘱收到后告知我。等到晚上睡前,也没有收到回复。到了第二天,仍然没有。第二天,我赶忙找到昨天打过来的那个电话记录,打过去。我问我的邮件可收到?对方说没有。问:那那个专题呢?答:已经做了。问:那你们怎么表达我的观点?答:不是您在电话里说的吗?我毛了。我说:我再给你发一遍,换上我邮件里的话,不然……     过后有朋友笑我,当公众人物实在很难。我不想当公众人物,但无可逃脱地成了公众人物。当了也无妨,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又不是官员,(官员说了“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不是也不了了之?)我也不想当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高尚,是把自己放在烤炉上烤。(几天前我说作家首先不该关注作品的经济权,而应该关注作品完整权,有人说我高尚过头了,这哪里是高尚?就好像有人要阉割我,有人要抢我的财产,哪个我应该更在乎?)只是,该是我的,才是我的。我其实也并不忌惮当道德家、卫道士,如果我觉得是必须“卫”的“道”,抛头洒血都在所不辞。(我顽固地维护写作自由,在这点上,倒是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所以说我高尚也没有错,我是为自己的尊严而高尚。)我只是不愿意因为被误解,甚至“被黑”而骂。     广东“灵修”事件的报道,我问我自己持什么态度?我仍然说不清。报道中说到“一次办班进帐过百万”,假如没有涉嫌欺诈,这似乎并不是评判的根据。据说警方从办班地点的电脑上查出裸照,拍的是一个女工作人员。拍裸照就不对吗?被拍者愿意,也没有拿去传播,这也不成否定的理由。     那么,就是“换妻”了。其实从报道中,我并没有得到他们“换妻”的具体信息,只是说鼓吹“换妻”。即便是鼓吹,也只是言论。即便是诲淫诲盗,也只是言论,并没有事实,难道可以因言获罪?其实,即便有事实,被捉奸在床,你怎么证明是“换”?即便两双被抓,也无法证明是达成“换”的协议,也只是“通奸”,“通奸罪”早已不在了。     那么,所谓取缔,是否合法?     虽然如此,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赞成“换妻”,它仍然是“……很脏”的。 这里可能涉及到无理可说的问题。很多事情,并不是法律能够界定的。虽然我们呼唤以法治国,但是并不能止于法。     那么就是道德上的问题了。似乎报道出来的照片可以证明:那些照片中,有不少是男女拥抱的。这种照片,我看起来也淫淫的。     拥抱在中国,是很敏感的动作。记得有一年,我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大家一起吃饭,饭后告别,她张开手臂要跟我来个拥抱。我们拥抱了一下,大家喝彩起哄,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她大概觉得我是从国外回来的,会习惯拥抱礼节。其实,我虽然不喜欢“被中国人”,但是我无可奈何地骨子里仍然“很中国”。后来我还为此写了篇叫《拥抱》的文章,说到了只要没有邪念,拥抱是没什么的,可以取暖,人本质上是孤独的,需要拥抱,云云,其实也是在说服自己。虽然我一直感觉很孤独,但是我不习惯于拥抱。跟女性拥抱自不必说,也不能跟男性拥抱,因为我绝对成不了“同志”,虽然我有一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明明知道对方是0号取向的,我也不能跟他有肌肤接触。     这些“灵修”者,如果没有邪念,拥抱乃至搂抱,有什么不可以?记得若干年前,国内还有人搞个“抱一抱”活动,还得到媒体的肯定,那为什么这些“灵修”者的拥抱就成了邪恶?你怎么证明他们就具有淫邪的动机?     其实,我相信谁都跟我一样,都常常感到孤独,需要别人的支持。不能有实质性的支持,抱一抱,也多少能得到一些慰籍。     我对“灵修”这事不了解,也没兴趣,我历来不喜欢神神道道的东西,谁要到我家讲“励志”“成功”“团队精神”,比如搞保险推销传销什么的,绝对被我赶出去;谁要跟我谈“灵异”,我会认为他是不是骗子,就是弱智。也因此,我绝对当不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我确实感觉到灵魂这东西的存在,只是我无力拯救之。我努力客观地想一想,“灵修”无论理论上荒谬与否,形式上如何不堪,参与者是否可能得到精神上的慰籍呢?我这个绝对不信邪的人,尚且能从拥抱中感受到一些慰籍。     当然,拥抱不可能绝对杜绝淫念。那么,哪怕是有淫念,又如何?谁没有淫的时候?面对异性,如果绝对不会产生淫念,那肯定是身心有问题了。我们一方面强调身心的健康,另一方面又要杜绝淫念,人类一直没有解决这个矛盾。     在我们观念中,“淫”是一个绝对邪恶的概念,所谓“万恶淫为首”。当年我的小说《抓痒》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被查禁了,说是“淫秽”,同时被查禁的还有同个出版社出版同个编辑责编的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说是“反动”。两个作品撞在一起,事情闹大了,据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愤怒的是,你这出版社出了《为人民服务》,被禁了,还敢又出《抓痒》!被折腾得鸡犬不宁。当时出版社有人就议论说,因“反动”而挨整还好,总有平反的一天,但“淫秽”就万劫不复了。(其实前者也有政治,后者也有性,只不过,前者性中有政治,后者政治中有性。)可见“淫”是多么可怕的罪状,在政坛上,要搞臭一个人,就说他淫乱。但其实,“淫”不是个客观的表述,客观的表述应该是“性”。这么一来,就明显了:“性”与“邪恶”具有天然的联系吗?     其实,“淫”这个词追根溯源,本意是“过多,过甚”。《说文》里说:“淫,侵淫随理也。”徐锴注:“随其脉理而浸渍也。”也就是说,它越过了规范。我们应该知道,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也囚禁在牢笼之中。我们的努力只有两类,一类是维持生存,一类是突破牢笼。鲁迅所谓的“做成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就分别是后者和前者。当生存不能,我们首先要满足生存需要,一旦生存无忧,就又要寻求自由。所谓“温饱思淫欲”,在主流价值观看来,这是“淫欲”,但其实是人性。如今中国人被按猪标准喂养许多年了,已经长膘了,那么就自然要有另一种需求了。这道理就是很多人不满足于“经改”要“政改”,理所当然的事。人要生存,还要解放,解放首先就是性的解放,就好像当年“五四”和延安时期,就以性解放来取得人的解放。这似乎说不清是身体的还是灵魂的。假如冲破的是身体的樊笼,尚可说其低下,但是假如冲破的是灵魂的樊笼呢?假如冲破的是起始于身体继而是灵魂的樊笼呢?     我们还真难以拒绝这样的突围。     不知我支吾了这么多,思维整理出来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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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人物》系列之:罗书记

    说起罗书记,就想起毛主席来。他样子像足了毛主席,首先是发型,头发往后梳,亮出高高的额坡。他也有肥而松弛的脸颊,微微翘起的下巴。就是没有那颗痣,大家说,下巴有痣没痣,就是主席与非主席的区别。他只是一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     服装也像,中山装,只是毛主席的中山装是特制的,领尖特别长,他不能做到。夏天,他就白衬衫,扎在皮带里,毛主席去农村视察时就这么穿。休息时,则是那种圆领汗衫,叫老人衫。我小时候临摩过毛主席去农村那张画像,留心过,那白衬衫里面穿的就是老人衫。其实老罗是我书记时,我也老穿这种汗衫,但只是因为方便,好穿,并非模仿谁,也模仿不来,就跟陈佩斯跟朱时茂戴同样的帽子,陈佩斯戴着像特务,朱时茂戴着,则是地下工作者。     动作也像,说话语气更像,句式全是毛式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每个时代的人都追星,并不只是我们这时代才追。那时代的星就是毛主席。而且那时全中国只有一颗星,而且不是文艺之星,而是革命之星,那是高级的,会让人抛头洒血的。追久了,就潜移默化了。那时代中国有许许多多从穿戴到言行很像毛主席的政工干部。     也许潜移默化他的,还有他的父亲。他父亲二、三十年代跟着张鼎丞打游击,对首长忠心耿耿,老革命了。后来当上了地区专员,是典型的毛式干部。他直到去世,都不习惯坐沙发,要蹲在沙发上。     罗书记的思维方式更是毛式的,即便到了80年代。对当时的方针政策的改变,我估计他是不能理解的。但作为支部书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得说服群众去执行。于是这种错位,在他身上常形成奇观。关于他的笑话有不少,比如他承认知识重要,但是又觉得食堂工友更辛苦,更有价值,说:“没有工友做饭,你们能教学?”又比如,他教育学生,当然不是阶级斗争那一套了,而是讲品德教育,但是仍然用那种逻辑:“一个人好吃,就会没钱,没钱,就会去偷,去偷,就会走上犯罪道路,成为人民的敌人。”     有一次国庆文艺汇演,一个教师穿着中山装,上台朗诵“啊,伟大的祖国!”雄壮、豪迈,他非常高兴,大为鼓掌,说:     “要是扎上军皮带就更雄壮了!”     其实,现在想来,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奇观,也是那时代的奇观。穿中山装扎军皮带,跟穿西装不打领带,或者戴麦克镜不撕商标,都是“思想解放”的80年代的奇观。     前年,几个旧同事碰在一起,说罗书记已老了,体弱多病,商议什么时候一起去看他。我不言语,虽然我自以为奉行“只有公敌,没有私敌”的原则。也许他并不是“私敌”?要说“私”,他对我还是有私恩的,虽然这个恩并非我所意愿。当年,因为反抗毕业分配上的“走后门”,去闹,结果遭到更严厉的惩罚,记过处分,我就学的大学一个校长还扬言要把我发配到山区去,市区的单位去要我,都被拒绝。这时他去要我。他主政的中学虽然地处农村,但属于市区教育局,对我来说,应该算是幸事了。当然我属于破罐破摔的性格,并不领这个情。我极不愿意当中学教书匠,认为中学教师干到头,就只剩下最好的中学生水平了。我甚至宁可去山区,许多年后我久陷于这所学校,就曾跑市教育局要求去西藏,结果人家说:     “你以为你想去就能去的?西藏是边疆,你这种人去,叛国投敌怎么办?”     但他当年要我,也是出于他自己的考虑。我们素昧平生,没有无缘无故的怜悯。一是他所主政的学校不容易要到本科毕业生,二是又听说我有才华,他相信他能感动我,从而使用我。他找我谈心,让我不要有思想包袱,刚粉碎“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正需要人才,而人才又青黄不接,你看,老教师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你看你教研组长,还有教务处主任……好好干!我答:     “校长给我当,我都不当!”     他的脸灰了。     接着他应该发现,他以为捡到了宝,其实是烫手的山芋,甚至是炸弹。这炸弹还是不定时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遭到麻烦。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爆发。一个晚上,我还喝着酒,拎着酒瓶,冲到他办公室,他一个人在,很是惊慌。校园凄凉出鬼,如果我动手,还真没有谁来救他。他后来到了见我就扭头的地步。大家说:学生见书记扭头跑,书记见你扭头跑。有一次他说我:     “你就是神经病!”     当然他也应该明白我为什么爆发,因为他不放我走,每次要求调动,都被他卡住。那时候不是现在这样想走就走的,必须调档案,他死死卡住档案。我这么给他添乱了,他为什么还不放我走?因为怕引起群体效仿。那学校,几乎谁都想走,到市区的单位去。他千方百计留住教师,也算煞费苦心。当时,我跟一个女教师谈恋爱,被密告到他那里,据说他甚为高兴,指示:不要打草惊蛇,让他们谈!谈成了,一结婚,两个都走不了了,我们就拴住两只蚂蚱了!     可惜没有谈成,两只蚂蚱连个手都没拉。     许多人恨他,就因为他不放人。所有的努力到他那里,都被击打粉碎。怎么求情也没用。他很原则,很“马列”,据说人家曾经送他一台电视,他把电视摔到地上。但是也有人说他:“原则,原汁?原汁都给自己喝了!”比如他会利用他在学校的权力,把儿子安排在好班,让教得好的教师给他儿子辅导。现在我自己也当父亲了,我问我自己:我再原则,能在子女事情上“原则”吗?特别是读书问题上。     但这么想,只是我没出息,不要江山要儿子。他更要江山。他大权在握,这学校就是他的学校。也因此吧,他那么倾注全力,那是经营他自己的家业。只有自己的才珍惜,才不遗余力。     他是这个学校无可置疑的主人,就好像毛泽东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辩的主人一样。这种思维根深蒂固,已经到了潜意识了。反罗书记就是反党,哪怕是整党的时候。有一年整党,我去会场找他,仍然是要求调动的事。他出来了,朝我喊:     “你不要吊儿郎当!现在就在整你们这种人!”     我很惊愕,不是整党吗?我又不是党员,应该是我整他,怎么也成了他整我们了?这大概是他的下意识的反应,从来都是他整别人。可见整党都是怎么回事。     他平时跟我们一样住在学校里,我是为了逃避父母管束和无法承受交通折腾,才住那种鬼地方,他是自愿的。他经常号召我们要“以校为家”,当然,这跟他的“以校为家”是不一样的,我们“以校为家”,就是以他的“校”为“家”。     也许还因为他的家缺少温暖?他的妻子长期生病,子女三个,两女一男。大女儿痴呆,儿子也不是太聪明,只有二女儿,据说挺聪慧,但跟父亲谈不来。一般年轻人跟前辈都会观念冲突,何况他这样的父亲?现在不知道还冲突不冲突?也许不了,孩子成熟了。但是他跟这个时代,估计冲突更大了,他已经被这时代抛得远远的了。     现在,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传说,他跟保姆结了婚。是的,传说。一件该怎样就怎样的事,成了神秘、诡异的传说,因为这种事似乎跟他的硬磕磕的形象不符。当年,就有传言他跟一些女教师。但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一个是在他权力在握时,一个是在他退休没了权力后。人有七情六欲,老了要人照顾,人不是钢铁,但可悲的是,他所宣扬的主义说他们就是钢铁;更可悲的是,说自己是钢铁的,偏偏最容易腐朽,于是,人们就有理由拿钢铁寒碜他。     他退休以后,很少有人去登门拜访。他彻底地丢失了权力,丢光羽毛的孔雀不如鸡。他得学会作为普通人与人相处,但是并不容易。偶尔,老同事聚会,请他去了,大家谈起当年的事,有人仍心怀怨恨,有人仍骂骂咧咧,他很尴尬。他是否会后悔?当年的孽债,多少是他不该承担的?但又多少是他应该承担的?     据说他也因为待遇没能得到落实而不满。当年我们,可是真干实干的,哪里像现在!但得到报偿却那么少。他也冤。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会去上访,就像那些“维稳”者成了“被维稳”者。在由某人或某团体说了算的制度下,谁都可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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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随想

    许多年前在东京,每到周末,是TBS电视台吧,都有一档节目。国内人知道TBS,大概是因为日剧和动漫,但是我喜欢TBS,却因为这节目。是关于世界各国社会秘闻的,有很多暴料。其中不乏关于中国的,也因此知道了在国内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我说一个人不出国,他的知识是不完整的,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资讯的闭塞。     有一次,我居然看到了我的家乡,是关于摘取死囚器官用来医学移植的。我认出了许多街景,我还听到那里的人讲我家乡话。日本记者潜伏到我的家乡,在当地熟人的引荐下,暗访司法部门的官员,探听到某天有犯人行刑,那一天又潜入刑场,看到死刑犯被毙,被拖到卡车上,车后蓬布拉了下来,行驶中一晃一晃的。记者说,里面就在摘除器官了。     记者的车跟到一个血液中心,被拦在了外面。记者又说,已经有待手术的病患在等着了,他们几天前就得到了通知,在这里等候。过后,记者暗访了那个地方,问到一个接收移植手术的人,是东南亚华侨,他证实,他的肾脏的供体,就是来源于几天前刚被枪毙的死囚。     接着记者又采访了一个死囚的家属,家属说,他们无法看到尸体,只等着通知领骨灰,并且要骨灰,还得交付捆绑绳子等费用。     那个血液中心我是陌生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乡许多年。后来我回来,看到了那血液中心,在我所在的城市的西二环路上。是在我走后建造的,我走时,这个城市还没有发展到二环。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要经过这个地方,每一次都别有感觉。明白地说,是堵得慌。前几天看到了报道,卫生部副部长承认了,中国的器官移植的供体,大多是来源于死刑犯。也许这消息对别人来说太感惊愕,但是对我,倒因为被证实了,心中落下了一块巨石。     有人说,这是中国的进步。我也希望是。承认真相,毕竟给人希望。当然,我也害怕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这事,在国外一直有所传闻,中国方面一直在否认。那节目里,我记得记者后来去采访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的一个领导赖不过去,就说:这些罪犯活的时候对人民犯了罪行,死了就让他给人民做些贡献吧!前几天,我在微博上说起这事,居然还有人赞成,认为这些罪犯的器官,烧了也是烧了,可惜,不如拿来利用。这逻辑虽然成立,看似有道理,废物利用。但我忽然想,那么在饥荒的年代,人的尸体是否可以吃?既然对方已经死了,这边正需要食物。这么想着,就又想到,如果对方愿意,比如在性饥渴之时,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妹,是否可以用来慰籍?反正对方的肉体闲着也是闲着,不用白不用,只要不弄伤。     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我爱我妈》,发表时叫《遮蔽》,写的是一个儿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母亲默许的情况下,把母亲作为性慰籍。发表至今,几乎全是骂声,说是乱伦。就连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我的几乎一切作品都极肯定的,也对我说,这小说他很难接受。其实,这小说写的虽然是乱伦,但写什么,并不就是宣扬什么肯定什么。这点上后来禁我《冒犯书》的“有关部门”就没有弄清楚,这是中国人文学常识的缺乏,我只能感到悲哀。实际上,这小说跟我其他小说一样,只是以一种事件来象征当今中国的社会意识或文化意识。就像小说开头写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城市,搞的是“妓女经济”,只要能发展经济,怎么都行。那么以色情业来拉动经济,也可以吗? 如果能行,不成了日本吗?日本当初在发展之初,就用妓女老拉动。现在的中国人很厌恶日本,殊不知,现在的中国,跟当年的日本已经不分伯仲了。     也因此吧,中国发生种种事情。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实用逻辑上。前一阵关于活熊取胆的争论,其实核心问题就是实用,能用即可为。动物又不是人,残害动物又不入罪,所以尽可残害之。再联想到之前有个清洁工被诬偷了100元自杀了,许多人认为她是为100元而自杀。中国人的尊严感之缺乏,实在令人无语。当然还可以再广泛联想,比如曾经过去的浩劫的不思清算,只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最后成了“向钱看”。虽然“发展就是硬道理”,可是人类社会应该有更高的道理吧?虽然无以致用,虽然是纠缠,虽然很孔乙己,但那是为人的伦理。     前几个月,我参加了一个英文书籍的读书沙龙,是关于我的《我爱我妈》的,还有一个韩国女作家,她用英文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上海女性套牢西方男性的书。上海女性,这方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只要能搞定老外,不择手段,搞定就是硬道理。有人说是“笑贫不笑娼”。其实,“贫”肯定不好,谁也不愿意“贫”,只是以“娼”获得财富,出离了人类的伦理,所以更不好。主办者大概看到联系,把我的《我爱我妈》放在一起讨论。我说,如果一切以实用为准则,只要是有钱男人,就可以嫁,那么只要是女人,不也就可以发泄吗?那么,当一艘轮船在海上发生故障,无人来救,船上食物已尽,是否凡是人就可以吃呢?反正你不被吃,你也会饿死,不如吃了你。     我看见在场的人,特别是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表情惊愕,有的还反应十分激烈。也许他们想起了过去的年代,我所说的吃人故事,来源于西方作家笔下,当时有人还为这种行为辩护。在人口过剩年代,许多享有大名的学者,如伏尔泰、卢梭等,也都认为“同类相食”可能是解决人口过剩的有效办法。现在,他们当然不会再为之辩护了,他们只会感觉羞耻,为人类早年的野蛮而羞耻。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不同于野兽,他有操守,一种即便不生存也不能突破基本伦理的坚守。     那些需要器官供体的患者,如果你知道器官是来源于死囚,你会宁可放弃生存,也要拒绝受供吗?     其实,生存不是唯一的原则,只要不奉行“活命哲学”,死亡也不是绝对的可怕。     当然,说这话时我是活着,我还没有面临死亡的威胁。我不能肯定,如果将来我的器官需要置换,我会不会拒绝来历不义的供体。同样的,已经坚决唾弃人吃人的人们,如果人类再次陷入饥荒,会不会又做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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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我的同乡邓拓

    有媒体找我,说今年是邓拓诞辰100周年。我有些反应不过来,《燕山夜话》书里那个穿中山装的人,已经这么大了吗?     印象中,他只是4、50岁光景,并且长得很像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跟我有点关系,同乡。并且,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供职的中学举办百年校庆,还七弯八拐考证出他是那学校的校友。     但考证出来了,也是中老年人兴奋,学生、甚至年轻的教师大多没什么感觉。当时还考证出来另一个“杰出校友”,就是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说他曾策划过“春晚”,这名头如雷贯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更少知道邓拓了,我曾经调查过一些学生,都是我认为关心文学、喜欢思考的,有的回答听说这名字,但不知道写了什么;有的干脆问:邓拓是谁?说起他的两本曾经被批判的书,知道的,也只是听说书名。也许在当初,他的那些文章确实成了许多人灯下的阅读,让不少人击节,但是时过境迁,那些文章中所针贬的问题,很多已经质变。无论是否赞成“革命”,“革命”已经燃在屁股。靠邓拓式的针贬,只能隔靴搔痒。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知道邓拓的,知道是个禁书作家,被禁的书就是《燕山夜话》,还有一本叫《三家村札记》的,没有看,因为《燕山夜话》都没有看完。所谓禁书,我想象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燕山夜话》却没有给我什么特殊的感觉。观点并不新鲜,文笔也不犀利,态度更不绝决,还不如当时的我。当时奇怪,这样的文章有什么好禁的?说是作者还因此生命不保,我只能得出结论,他所处的时代,政治神经太脆弱了。现在更不用说了,按整他的标准,网络上随手抓一把,都得死啦死啦的。当然已经有人觉得很可怕了,比如担心我的老父亲,看了我在一家还是保守的报纸上说的话,就觉得我已经超出了当年“右派”的界限,担心得睡不着觉。可见当年的反动派,都是什么东西。     但似乎邓拓也不是想当反动派的。他所以写了那些文章,其实是当时上头允许了。从58年郑州会议起,到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开了一系列会议,纠正“左”倾,调整政策,于是邓拓才开始写那些所谓的尖锐文章。在此之前,他也是“大跃进”的歌颂者的,比如58年“国庆”,他就写了《从天安门到全中国》,写道:“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粱、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切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发展,客观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只要客观可能的事情,通过主观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想想这美妙的未来,我要高吟一首诗,为天安门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赞颂……”我们难以想象,他怎么就看不到遍野饿殍?有史实证明他是看到了,但他仍然不顾现实地歌功颂德。所以他的死,虽然有无辜的成份,但并不全然无辜。     即便他批“大跃进”,这样的文章,在他全部文章中仍然只占很少的部分。即便是批判,也仍然跟当时的主流口径保持一致,用学者王彬彬的话说,“只不过是跟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后面亦步亦趋。”只是很不幸,人家又折过身去了,他步错了,用老舍的名言说,是“没配合上了!”所以,怪我自己一厢情愿,把他当是禁书作家。事实是,他是党的干部,不是作家,更谈不上违禁。虽然他有文化知识,但是有文化知识的未必就是知识分子。他写作,但是他要遵守他的组织原则。他不是写作者,是拿笔杆子的官员。     或许,他最初也是知识分子,但是后来有了组织。有了组织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     他编过第一套《毛泽东文选》,最终却被毛说成书生办报,甚至是死人办报。也许是知识分子的底子障碍了他?他其实也未必是对组织完全奉献的,知识的底子,也让他有些清醒。作为《人民日报》总编,他应该不会不知道政治的厉害,所以他不愿当毛的秘书,觉得“伴君如伴虎”。但他仍是用书生的眼光、用知识来判断的。知识遇到政治,常会出错,因为政治本来就不走知识那套路。所以知识分子沾政治,往往死路一条。而知识分子哈巴政治,更是死无葬身之地。     邓拓是福州人,福州男人。我家乡福州的男人,历来是被低看的,所谓缺乏血性。但在历史上,福州却出了几个极有血性的男人,诸如林觉民、林白水、林祥谦……其实,福州男人原来也是有血性的,甚至暴烈,但后来,男人被杀光了。我在《大势》里说,这是一片被杀了阳气的土地。但必然还剩下几个,比如上面提到的几个。但他们都是在成功前死掉了,邓拓不是。虽然邓拓早年也坐过牢,但他享受到了成功的果实。这与其是幸运,勿宁是不幸。好男儿要早死,一如好作家绝不能拖泥带水。当然,归根结底与死不死无关,通往死亡的道路是有境界之分的。     跟其他地域的烈士相比,福州的烈士具有浓厚的悲情,一篇林觉民的《与妻书》,就让世人有如此感觉。有人说,邓拓自杀前也写了“与妻书”。但邓拓首先是写给他的组织的,絮絮叨叨,如婴儿牵着母亲的手不肯放,然后才给妻子寥寥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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