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媒体找到我，问对广东“灵修”事件的看法。我不了解，只是隐约在媒体上看到报道，配有男女拥抱的照片，还有“换妻”之类抓人的字眼。于是把那些报道找来细看了，却仍然回答不了记者的问题。
几年前，某杂志搞了个“换妻”专题，也找到了我，说已经找了李银河，也想听听我的看法。我不知道李银河是什么看法，也不知道为什么偏找我，也许是因为我小说里涉及了性，乃至觉得我也和李银河一样，对性问题有“冒渎”的看法？但是我的回答却让他们意外，我支吾：“……觉得很脏。”记者确认问：“您是认为很脏，是吗？”我赶紧说：“也不是……只是凭直觉……”被记者一追问，我觉得也不对。也许性本身就是暧昧而混沌的？温存、缱绻、缠绵、呢喃、沆瀣、嗲，也都暧昧而混沌。但记者需要的是直截了当的回答。
担心真的如此登出来，被人误解成是道德家、卫道士了，我最后说：我写一段给你们吧，你们把我的意思完整登出来。
记者说，当晚10点就做版，我让记者把邮箱给我，立马就写。其实，也没有把思维理得很清楚，这问题是最难说的，它不只是关乎性，而且关乎自身的利益：换妻，就意味着自己的妻子也要拿出去换，这就好像我写《我爱我妈》，连我自己也未必很坦然一样。仍然是支吾。发出时，还叮嘱收到后告知我。等到晚上睡前，也没有收到回复。到了第二天，仍然没有。第二天，我赶忙找到昨天打过来的那个电话记录，打过去。我问我的邮件可收到？对方说没有。问：那那个专题呢？答：已经做了。问：那你们怎么表达我的观点？答：不是您在电话里说的吗？我毛了。我说：我再给你发一遍，换上我邮件里的话，不然……
过后有朋友笑我，当公众人物实在很难。我不想当公众人物，但无可逃脱地成了公众人物。当了也无妨，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又不是官员，（官员说了“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不是也不了了之？）我也不想当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高尚，是把自己放在烤炉上烤。（几天前我说作家首先不该关注作品的经济权，而应该关注作品完整权，有人说我高尚过头了，这哪里是高尚？就好像有人要阉割我，有人要抢我的财产，哪个我应该更在乎？）只是，该是我的，才是我的。我其实也并不忌惮当道德家、卫道士，如果我觉得是必须“卫”的“道”，抛头洒血都在所不辞。（我顽固地维护写作自由，在这点上，倒是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所以说我高尚也没有错，我是为自己的尊严而高尚。）我只是不愿意因为被误解，甚至“被黑”而骂。
广东“灵修”事件的报道，我问我自己持什么态度？我仍然说不清。报道中说到“一次办班进帐过百万”，假如没有涉嫌欺诈，这似乎并不是评判的根据。据说警方从办班地点的电脑上查出裸照，拍的是一个女工作人员。拍裸照就不对吗？被拍者愿意，也没有拿去传播，这也不成否定的理由。
那么，就是“换妻”了。其实从报道中，我并没有得到他们“换妻”的具体信息，只是说鼓吹“换妻”。即便是鼓吹，也只是言论。即便是诲淫诲盗，也只是言论，并没有事实，难道可以因言获罪？其实，即便有事实，被捉奸在床，你怎么证明是“换”？即便两双被抓，也无法证明是达成“换”的协议，也只是“通奸”，“通奸罪”早已不在了。
那么，所谓取缔，是否合法？
虽然如此，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赞成“换妻”，它仍然是“……很脏”的。
这里可能涉及到无理可说的问题。很多事情，并不是法律能够界定的。虽然我们呼唤以法治国，但是并不能止于法。
那么就是道德上的问题了。似乎报道出来的照片可以证明：那些照片中，有不少是男女拥抱的。这种照片，我看起来也淫淫的。
拥抱在中国，是很敏感的动作。记得有一年，我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大家一起吃饭，饭后告别，她张开手臂要跟我来个拥抱。我们拥抱了一下，大家喝彩起哄，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她大概觉得我是从国外回来的，会习惯拥抱礼节。其实，我虽然不喜欢“被中国人”，但是我无可奈何地骨子里仍然“很中国”。后来我还为此写了篇叫《拥抱》的文章，说到了只要没有邪念，拥抱是没什么的，可以取暖，人本质上是孤独的，需要拥抱，云云，其实也是在说服自己。虽然我一直感觉很孤独，但是我不习惯于拥抱。跟女性拥抱自不必说，也不能跟男性拥抱，因为我绝对成不了“同志”，虽然我有一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明明知道对方是0号取向的，我也不能跟他有肌肤接触。
这些“灵修”者，如果没有邪念，拥抱乃至搂抱，有什么不可以？记得若干年前，国内还有人搞个“抱一抱”活动，还得到媒体的肯定，那为什么这些“灵修”者的拥抱就成了邪恶？你怎么证明他们就具有淫邪的动机？
其实，我相信谁都跟我一样，都常常感到孤独，需要别人的支持。不能有实质性的支持，抱一抱，也多少能得到一些慰籍。
我对“灵修”这事不了解，也没兴趣，我历来不喜欢神神道道的东西，谁要到我家讲“励志”“成功”“团队精神”，比如搞保险推销传销什么的，绝对被我赶出去；谁要跟我谈“灵异”，我会认为他是不是骗子，就是弱智。也因此，我绝对当不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我确实感觉到灵魂这东西的存在，只是我无力拯救之。我努力客观地想一想，“灵修”无论理论上荒谬与否，形式上如何不堪，参与者是否可能得到精神上的慰籍呢？我这个绝对不信邪的人，尚且能从拥抱中感受到一些慰籍。
当然，拥抱不可能绝对杜绝淫念。那么，哪怕是有淫念，又如何？谁没有淫的时候？面对异性，如果绝对不会产生淫念，那肯定是身心有问题了。我们一方面强调身心的健康，另一方面又要杜绝淫念，人类一直没有解决这个矛盾。
在我们观念中，“淫”是一个绝对邪恶的概念，所谓“万恶淫为首”。当年我的小说《抓痒》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被查禁了，说是“淫秽”，同时被查禁的还有同个出版社出版同个编辑责编的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说是“反动”。两个作品撞在一起，事情闹大了，据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愤怒的是，你这出版社出了《为人民服务》，被禁了，还敢又出《抓痒》！被折腾得鸡犬不宁。当时出版社有人就议论说，因“反动”而挨整还好，总有平反的一天，但“淫秽”就万劫不复了。（其实前者也有政治，后者也有性，只不过，前者性中有政治，后者政治中有性。）可见“淫”是多么可怕的罪状，在政坛上，要搞臭一个人，就说他淫乱。但其实，“淫”不是个客观的表述，客观的表述应该是“性”。这么一来，就明显了：“性”与“邪恶”具有天然的联系吗？
其实，“淫”这个词追根溯源，本意是“过多，过甚”。《说文》里说：“淫，侵淫随理也。”徐锴注：“随其脉理而浸渍也。”也就是说，它越过了规范。我们应该知道，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也囚禁在牢笼之中。我们的努力只有两类，一类是维持生存，一类是突破牢笼。鲁迅所谓的“做成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就分别是后者和前者。当生存不能，我们首先要满足生存需要，一旦生存无忧，就又要寻求自由。所谓“温饱思淫欲”，在主流价值观看来，这是“淫欲”，但其实是人性。如今中国人被按猪标准喂养许多年了，已经长膘了，那么就自然要有另一种需求了。这道理就是很多人不满足于“经改”要“政改”，理所当然的事。人要生存，还要解放，解放首先就是性的解放，就好像当年“五四”和延安时期，就以性解放来取得人的解放。这似乎说不清是身体的还是灵魂的。假如冲破的是身体的樊笼，尚可说其低下，但是假如冲破的是灵魂的樊笼呢？假如冲破的是起始于身体继而是灵魂的樊笼呢？
我们还真难以拒绝这样的突围。
不知我支吾了这么多，思维整理出来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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