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罗书记，就想起毛主席来。他样子像足了毛主席，首先是发型，头发往后梳，亮出高高的额坡。他也有肥而松弛的脸颊，微微翘起的下巴。就是没有那颗痣，大家说，下巴有痣没痣，就是主席与非主席的区别。他只是一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
服装也像，中山装，只是毛主席的中山装是特制的，领尖特别长，他不能做到。夏天，他就白衬衫，扎在皮带里，毛主席去农村视察时就这么穿。休息时，则是那种圆领汗衫，叫老人衫。我小时候临摩过毛主席去农村那张画像，留心过，那白衬衫里面穿的就是老人衫。其实老罗是我书记时，我也老穿这种汗衫，但只是因为方便，好穿，并非模仿谁，也模仿不来，就跟陈佩斯跟朱时茂戴同样的帽子，陈佩斯戴着像特务，朱时茂戴着，则是地下工作者。
动作也像，说话语气更像，句式全是毛式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每个时代的人都追星，并不只是我们这时代才追。那时代的星就是毛主席。而且那时全中国只有一颗星，而且不是文艺之星，而是革命之星，那是高级的，会让人抛头洒血的。追久了，就潜移默化了。那时代中国有许许多多从穿戴到言行很像毛主席的政工干部。
也许潜移默化他的，还有他的父亲。他父亲二、三十年代跟着张鼎丞打游击，对首长忠心耿耿，老革命了。后来当上了地区专员，是典型的毛式干部。他直到去世，都不习惯坐沙发，要蹲在沙发上。
罗书记的思维方式更是毛式的，即便到了80年代。对当时的方针政策的改变，我估计他是不能理解的。但作为支部书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得说服群众去执行。于是这种错位，在他身上常形成奇观。关于他的笑话有不少，比如他承认知识重要，但是又觉得食堂工友更辛苦，更有价值，说：“没有工友做饭，你们能教学？”又比如，他教育学生，当然不是阶级斗争那一套了，而是讲品德教育，但是仍然用那种逻辑：“一个人好吃，就会没钱，没钱，就会去偷，去偷，就会走上犯罪道路，成为人民的敌人。”
有一次国庆文艺汇演，一个教师穿着中山装，上台朗诵“啊，伟大的祖国！”雄壮、豪迈，他非常高兴，大为鼓掌，说：
“要是扎上军皮带就更雄壮了！”
其实，现在想来，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奇观，也是那时代的奇观。穿中山装扎军皮带，跟穿西装不打领带，或者戴麦克镜不撕商标，都是“思想解放”的80年代的奇观。
前年，几个旧同事碰在一起，说罗书记已老了，体弱多病，商议什么时候一起去看他。我不言语，虽然我自以为奉行“只有公敌，没有私敌”的原则。也许他并不是“私敌”？要说“私”，他对我还是有私恩的，虽然这个恩并非我所意愿。当年，因为反抗毕业分配上的“走后门”，去闹，结果遭到更严厉的惩罚，记过处分，我就学的大学一个校长还扬言要把我发配到山区去，市区的单位去要我，都被拒绝。这时他去要我。他主政的中学虽然地处农村，但属于市区教育局，对我来说，应该算是幸事了。当然我属于破罐破摔的性格，并不领这个情。我极不愿意当中学教书匠，认为中学教师干到头，就只剩下最好的中学生水平了。我甚至宁可去山区，许多年后我久陷于这所学校，就曾跑市教育局要求去西藏，结果人家说：
“你以为你想去就能去的？西藏是边疆，你这种人去，叛国投敌怎么办？”
但他当年要我，也是出于他自己的考虑。我们素昧平生，没有无缘无故的怜悯。一是他所主政的学校不容易要到本科毕业生，二是又听说我有才华，他相信他能感动我，从而使用我。他找我谈心，让我不要有思想包袱，刚粉碎“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正需要人才，而人才又青黄不接，你看，老教师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你看你教研组长，还有教务处主任……好好干！我答：
“校长给我当，我都不当！”
他的脸灰了。
接着他应该发现，他以为捡到了宝，其实是烫手的山芋，甚至是炸弹。这炸弹还是不定时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遭到麻烦。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爆发。一个晚上，我还喝着酒，拎着酒瓶，冲到他办公室，他一个人在，很是惊慌。校园凄凉出鬼，如果我动手，还真没有谁来救他。他后来到了见我就扭头的地步。大家说：学生见书记扭头跑，书记见你扭头跑。有一次他说我：
“你就是神经病！”
当然他也应该明白我为什么爆发，因为他不放我走，每次要求调动，都被他卡住。那时候不是现在这样想走就走的，必须调档案，他死死卡住档案。我这么给他添乱了，他为什么还不放我走？因为怕引起群体效仿。那学校，几乎谁都想走，到市区的单位去。他千方百计留住教师，也算煞费苦心。当时，我跟一个女教师谈恋爱，被密告到他那里，据说他甚为高兴，指示：不要打草惊蛇，让他们谈！谈成了，一结婚，两个都走不了了，我们就拴住两只蚂蚱了！
可惜没有谈成，两只蚂蚱连个手都没拉。
许多人恨他，就因为他不放人。所有的努力到他那里，都被击打粉碎。怎么求情也没用。他很原则，很“马列”，据说人家曾经送他一台电视，他把电视摔到地上。但是也有人说他：“原则，原汁？原汁都给自己喝了！”比如他会利用他在学校的权力，把儿子安排在好班，让教得好的教师给他儿子辅导。现在我自己也当父亲了，我问我自己：我再原则，能在子女事情上“原则”吗？特别是读书问题上。
但这么想，只是我没出息，不要江山要儿子。他更要江山。他大权在握，这学校就是他的学校。也因此吧，他那么倾注全力，那是经营他自己的家业。只有自己的才珍惜，才不遗余力。
他是这个学校无可置疑的主人，就好像毛泽东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辩的主人一样。这种思维根深蒂固，已经到了潜意识了。反罗书记就是反党，哪怕是整党的时候。有一年整党，我去会场找他，仍然是要求调动的事。他出来了，朝我喊：
“你不要吊儿郎当！现在就在整你们这种人！”
我很惊愕，不是整党吗？我又不是党员，应该是我整他，怎么也成了他整我们了？这大概是他的下意识的反应，从来都是他整别人。可见整党都是怎么回事。
他平时跟我们一样住在学校里，我是为了逃避父母管束和无法承受交通折腾，才住那种鬼地方，他是自愿的。他经常号召我们要“以校为家”，当然，这跟他的“以校为家”是不一样的，我们“以校为家”，就是以他的“校”为“家”。
也许还因为他的家缺少温暖？他的妻子长期生病，子女三个，两女一男。大女儿痴呆，儿子也不是太聪明，只有二女儿，据说挺聪慧，但跟父亲谈不来。一般年轻人跟前辈都会观念冲突，何况他这样的父亲？现在不知道还冲突不冲突？也许不了，孩子成熟了。但是他跟这个时代，估计冲突更大了，他已经被这时代抛得远远的了。
现在，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传说，他跟保姆结了婚。是的，传说。一件该怎样就怎样的事，成了神秘、诡异的传说，因为这种事似乎跟他的硬磕磕的形象不符。当年，就有传言他跟一些女教师。但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一个是在他权力在握时，一个是在他退休没了权力后。人有七情六欲，老了要人照顾，人不是钢铁，但可悲的是，他所宣扬的主义说他们就是钢铁；更可悲的是，说自己是钢铁的，偏偏最容易腐朽，于是，人们就有理由拿钢铁寒碜他。
他退休以后，很少有人去登门拜访。他彻底地丢失了权力，丢光羽毛的孔雀不如鸡。他得学会作为普通人与人相处，但是并不容易。偶尔，老同事聚会，请他去了，大家谈起当年的事，有人仍心怀怨恨，有人仍骂骂咧咧，他很尴尬。他是否会后悔？当年的孽债，多少是他不该承担的？但又多少是他应该承担的？
据说他也因为待遇没能得到落实而不满。当年我们，可是真干实干的，哪里像现在！但得到报偿却那么少。他也冤。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会去上访，就像那些“维稳”者成了“被维稳”者。在由某人或某团体说了算的制度下，谁都可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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