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陈希我 | 在防盗网中国

    有一年,澳大利亚汉学家马丁来访,在我所供职的大学里见了,我带他到街上逛了逛,顺便介绍沿路的房屋建筑,它们具有中国各年代的建筑特点。对那些房屋窗户上的铁栅栏,他颇感兴趣。我告诉他,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我的住房也装着这样的栅栏,我每天就生活在这样的牢笼里。 确实如此。那一年我回国,买了房子准备装修,父亲说,得先做防盗网。防盗网?我不知道什么叫防盗网,我刚离开的日本,夜不闭户也不会有盗贼光临,更不见什么防盗网了。     父亲说,不先做防盗网,首先装修材料放在屋里都不保险。还没装修,就得防着材料被偷;还没把家经营好,就想着可能盗贼入室,这感觉,就好像还没结婚,就想着老婆会被人偷去一样,用沮丧来表述,都太隔靴搔痒。     既然是回来了,只得顺应了。再说,人人都做,你不做,盗贼还可以攀着邻居的防盗网爬到你家来,更危险了。于是也请了工人,用钢筋做。工人很熟练,还没跟他讲完,就全明白了,敢情是防盗网做得太多了。全中国防盗网都一样,样式也大同小异。以生存为目标的东西,基本是大同小异。所以以“生存权”为目的的国民饲养,可以像饲养牲口一样简单。特别是在危险状态下,实用更是第一硬道理。比如刀枪,除了杀伤力,其他都可有可无。但我还是坚持臭美了一下,几乎所有的防盗网都漆银色或黑色,我让工人漆上了蓝天的颜色,好让密密麻麻的钢筋化在蓝天里。     但是日子仍然过得很憋屈了。也许是刚在国外呼吸了自由的空气,特别受不了。有人问我,国外好在哪里?我答:自由的空气!可惜我发现,听者往往一脸茫然。没有呼吸过自由空气,当然不知道自由为何物。     何况,这防盗网真的有用吗?只要拿个小千斤顶,就可以把网撑开;或者拿个功能强大些的钳子,就可以剪断。它其实“只防君子,不防小人”,把防盗的希望寄托在细细的钢筋上,简直虚妄。于是就出现了用镀锌管做的防盗网,这样就更碍眼了。但它确实结实,我家杂物间的防盗门,当初就用镀锌管做的边框。在往后的十多年里,周围的杂物间几乎都被撬遍了,我的杂物间安然无恙。也不是安然无恙,也被撬了许多坑。盗贼大概企图把门的边框翘弯,但是把蒙在镀锌管上的铁板撬得坑坑洼洼了,却撬不动镀锌管。所以那杂物间的门,至今仍破败而坚挺着,就像怎么折腾也折腾不死的伟大的中国人。     但坚固的镀锌管,却给它的主人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如果女主人忘了带钥匙出来,就只能撬门了。如果发生了火灾,更是没辙。曾经就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家里起火了,人在里面,门口出不去,窗户阳台也出不去了,只能等死。于是后来防盗网就增加了安全门的设计,我家也增加了一个,在防盗网上开个口,做个门,用一把锁锁上。做后发现简直愚蠢,这岂不是破坏了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吗?当初做防盗网,不就是不相信锁能阻挡住盗贼吗?     我曾在小说《我疼》中说,中国是个防盗网的国家。看似很稳定,但是关在囚笼里的稳定。在防盗网中国,我过得百无聊赖。我想相当多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百无聊赖的感觉吧?在防盗网的囚笼中平安生活,与其是幸运,勿宁是耻辱。在防盗网中国,人不是人,是警察。不,是罪犯,而且是自己把自己当作罪犯,将自己关在牢里。这是怎样的幸福生活呢!所有中国人都被迫当警察,这在“文革”中就已盛行——人人危人。如果危人不成了,就只能自危,于是索性把自己囚禁起来。文革中的逍遥者,所谓逍遥,且不谈能否逍遥,即使能逍遥了,也是苟且偷生,没有尊严,没有人格。     好在,中国进步了,住宅小区管理意识增强了。保安承担起防盗的任务,有先进的声像监控设备,有的还人员日夜巡逻。一些高尚小区,防盗网被禁止了,说是有碍观张。我于是欣欣然搬到了这样的小区。直接装修,不用做防盗网,省时、省钱、又省力,更重要的,省去了受辱。新房是顶楼复式,感觉很宽敞,其实应归功于没有了防盗网。但装修期间,一个雨夜,因为有事去了房屋,进了楼下,听见楼上有声响,好像是谁碰了什么。再回忆,好像还有脚步声,毛骨悚然了。不能逃走,不能不上去,于是战战兢兢摸上去,打开灯,谁也没有。露台上黑影诡异,我明知那是我先期种下的植物,但仍然不确定,就又战战兢兢打开了通往露台的门。果然只是植物,连个小动物也没有,敢情是风雨闹的。     虽然如此,那以后,心里还是留下了阴影。我是极无安全感的人,坐位子,一定不坐背靠门口的方位。虽然我不怕死,但是我害怕稀里糊涂被“黑”死;虽然我酷爱自由,但是我深知道,自由只能是奢望。我担心我的家真的哪天进来了贼,在我不在的时候,在我睡着的时候。来偷也就罢了,我家没什么可偷的,多的是书。如果盗贼要窃书,我就赠送给他,跟他交朋友,或收他为学生。据说有的贼会使坏,没东西可偷,为了泄愤,或驱除秽气,把你家的电器泡在水里;或把水龙头打开,让你水漫金山;或在你的锅里拉泡屎。这也没什么,无非是物的损失,身外之物。我最担心是家里有人时,盗贼进来了。     我一度也寻思起装防盗网的事了。我注意到,有不少人采用不锈钢收缩门,类似于旧式百货的门,用来封锁露台;有人用“隐形防盗网”来封锁窗户,所谓“隐形防盗网”,其实不过是细细的钢丝,比钢筋更靠不住。但是好歹也是防盗网啊!有它总多少有点心安。多么让人心安的防盗网啊!没了它,才体会到它的不可缺,我们无时无刻不能没有它。就像小时候,老师老是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安稳坐在课堂上,是因为有解放军时刻在保卫着国家。     回国十几年,在防盗网的规训下,我已经不能享受自由了。就像鸟笼里的鸟,虽然逃出去,但往往要死在外面。不如回到笼子里的好,虽然没有自由,但是安逸,甚至还幸福了,还恋上了束缚,就像艾辛格尔里笔下的被缚者,波琳•瑞芝笔下的O娘。我们已经不能承受自由,我们也渐渐地不配得到自由了。     其实,我曾经也尝过没防盗网的可怕。那一年,中国移动举办全国手机文学大奖赛,我作为评委,被邀请到了海口,然后去三亚,被安排住在海滨渡假村的一幢楼房里。整幢就我一个人住。房子没有防盗网,渡假村似乎也没有围墙。我开始羡慕同来的邱华栋了,人家带着妻子来,几分钟前,他们的楼先到,我瞧着小两口子进了属于他们的楼。单户独幢的楼,对他们来说是温馨,而对我来说,则是恐惧。     在三亚那几天,我一直搞不定这座楼。虽然装修豪华,环境优美,但我没福份享受。我也不是追求享受的人,也许这就对了——欲望越阉割,就越没有危险,太监则是最没有危险。但是我的另一面欲望却极度的张扬,我酷爱自由,酷爱天空,酷爱空气,这几乎成了本能,它像色胆突破避孕套一样,突破了我的恐惧。所以,我的新房最终仍然没有装上防盗网。     只是,我的心也一直不能踏实下来。出门前,一定要记着把窗门关上,楼上楼下,大大小小,不能遗漏。有时候关了楼上,到了楼下,就疑心楼上忘了关了,就又上楼,简直有了强迫症状。但是老关着也不行,新装修的房子,必须透气,就人在家时打开。打开了,就可能危险了,于是虽然在家,却心惶惶的,支着耳朵,目光扫荡。哪里有点响动,就要分析;响动大一些,就要准备进攻;响动再大了,就准备逃亡。曾经跟不少住楼房的人交流,大多也有这种情形。敢情这并不是你的家,而是别人的家。甚至是,因为你要将你的房子占其为家,它成了战场。     其实,这确实不算你的家,即使不进盗贼,属于你的,也只有70年。配备铜墙铁壁也没有用。倒是这个拆你的国,有着铜墙铁壁,外来干涉力量不可干涉,这是我的家事!而在这个家里,你没有家。因为没有家,所以你更加珍惜暂且还算是你的家。     敢情所谓的家,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囚禁之中,才有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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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中国尺寸

    媒体报道,近日,南非法院已禁止政府从中国进口1100万只避孕套,理由是中国避孕套的尺寸对南非人而言太小。甚至,一家南非企业还向最高法院提出了诉讼,认为中国生产的避孕套比本国生产的短了20﹪。     我很奇怪,难道中国企业不是按南非定货生产的?该不会是中国盛行的短斤少两所致?但其实,中国人历来是以小为耻,所以建大型机场,搞盛大的奥运开幕式;大中之大,就是身体本身;身体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殖器。所谓强大,首先就是生殖器强大。我的长篇《大势》写的就是这个,“势”,就是生殖器,出版时,为了蒙混审查,改成了“大势”,说是指中华民族的“大势所趋”。其实仍然是生殖器,不过是前者是个人生殖器,后者是整个民族的生殖器。     只是可惜,中国人的生殖器命中注定并不大,跟愿望差距甚远。这是中国人的内伤。于是骂人就骂“操”。不行就要掩盖,而掩盖不如反攻为守。但骂归骂,小仍然小。中国男人在面对西方女人时,内心是很虚的。男人喜欢戳入女人时,看着女人痛不欲生、要死要活。如果对方没甚反应,甚至巴眨着眼睛想别的事,那会恨不得抽出来去撞墙的。     我不知道南非认为中国的避孕套尺寸太小,是相对于南非的白人,还是黑人。据说黑人那活儿更是大,又长又大。中国人骨子里是瞧不上黑人的,现在人家通过器官的强大,达到了强大,让你卑微,丢脸丢到黑人那里去了,丢脸丢到非洲去了。     中国人只能跟同是黄种人比生殖器,比如跟日本人。民间传说日本人的生殖器很短小,大概是因为日本人曾经身材短小。身材高大的,身体就无处不大;身材短小的,自然也无处不小。但这个短小的把把,却架到中国来了,奸淫中国人自己的女人,这让人情何以堪!所以中国男人到了日本,也往往要去操操日本女人,也让日本女人尝尝咱中华民族的厉害。     只是很可惜,他们只能找妓女。妓女为了满足客户,是无论如何要哀叫的。起初还真感觉树立起了民族尊严,后来才知道并非如此,所以曾经发生中国嫖客殴打日本妓女事件。人家服务得好好的,取悦于你,你却把人家揍一顿,难道你还不满意?     是的,我们不满意。我们不要空洞的叫床,不要勃起的强大,不要缩水的中国尺寸,不要虚空的中国速度。我们要真正强大的国力、拥有尊严的国民。我们要实质性的大,不要再自欺欺人——坊间常说:别看中国人生殖器小,西方人生殖器大,但它们是“死鸟”(勃起了不会增大多少),我们却是“活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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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日本的孤寡老人

    在东京,我曾经搬过几个住处,都有孤寡老人的邻居。中国官方说资本主义罪恶,世态炎凉什么的,倒还真看到了。但在中国这个大家庭里,老人也未必就得到温暖。即使讲老有所养的传统伦理,那些跟自己子女住一起的老人,也不见得过得好。被子女吆喝、敷衍和怠慢,还不如自己过自己的。那些孤寡的日本老人,只是做了无奈的选择:与其跟着子女不舒服,不如自己过自己。     但前提是生活要能自理。不能自理了,还是忍受子女吆喝的好。我曾经在中国一个医院里见到一个垂死的老人,儿子在边上照料。所谓照料,其实只是看着。老人太不舒服时,给去叫护士。但即使如此,我仍是感受到亲生子女在身边还是好的,总比护工好。当然,这护工指的是中国护工。也并非只护工不好,而是整个中国人都只有这样的职业操守。     回头讲日本孤寡老人。虽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大多不愿意跟老人一起住。当然父母也未必纠缠,日本人生性孤僻,彼此间的关系是厘得很清楚的。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如果受了别人好处,就是负债,就有责任偿还。当然,按中国人的思维,这不能放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子女天生受父母之恩,所以就应该报偿,所谓“生子防老”。但这想法只是中国人特别强烈。     我的第一个住处是在大井町,邻屋就住一个孤寡老人。明确地说,是死了一个,在我住进去前不久就死了。听把房子给我住的朋友说,这老人一直一个住,死后也没有不见亲人来。老人平时总关着门,偶尔出来,与我朋友碰面。碰面机会多了,也就说几句话。我朋友是中国人,也只能说几句话。后来老人生病了,我朋友还去看望老人。他说,有一次,老人捏着钱,问他能否帮忙打一碗面回来?他当然应承。如前所说,日本人是尽量不麻烦人的,自己的事自己做,后来我朋友说,估计那时老人实在不行了。几天后,老人就死了。     后来我搬到了西品川,也有一个孤寡老人。他住在一楼楼梯口的房间,我住楼上,每次上下楼,都能看到他。他的门总是开着,他总是躺着,头顶对着门口。那是日本传统的房屋,地上铺着榻榻米席,他就躺在榻榻米上,整个地面都是他的铺位,边上乱七八糟放着许多东西。印象中,他家的电视始终是开着的,也不知道看还是没看。后来才知道,日本很多独居者都让电视通宵开着。躺着,看电视,看到睡着,电视也不关了,电视是用来催眠的。     那个老人,直到我搬走,都没有正面看见他的脸,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要不是那电视换了台,我真会怀疑他是否还活着。虽然他的门开着,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日本社会几乎没有小偷小摸,“夜不闭户”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最后一次是住在洗足池。这地方名字很美,但在它邻近,还有个名字更美的:雪谷。我一直没到过雪谷,也因此那地方在我心目中更加神秘了。但是有一天,我看到报上一个报道,就在这美丽的雪谷,一个孤寡老人死在了家里。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一个多月。门上的信箱塞满了报纸和广告,邻居奇怪这家主人怎么不清理,去敲门,没人应,才记起很久不见老人出来了,于是报了警。     到如今,我想起日本,就一定会想起这件事。一个即使美好的社会,老人也是一个残酷的存在,他是不能挥去的,就好像我们住过的老房子,总有老人在那里死去。     住在东京老街区,感觉两个多,一是猫多,二是老人多。那些老人,不像中国老人那样带着孙子。最初会想,他们的孙子都由谁带?他们的子女是否会向他们提出带小孩的要求?如果给带,那么就不会孤寡,类似于鲁迅讲的“做成了奴隶”了。如果不给带,按中国经验推测,子女们大多是否会不满的,而不满的结果,就有可能是让你孤寡。     后来就明白自己的愚蠢了。到了国外的中国人,都免不了拿自己的观念套人家。日本女人是不用工作的,她们可以自己带孩子,男人的收入可以养活一个家庭。看来是中国男人太没本事了。但民国时候,我祖父也是一个人挣钱,养活全家的,他在家里说话响当当。后来男人就不行了,必须让老婆也去挣钱,来凑份子,话语权也得部分出让了。     当然,在日本,即使老人给带孙辈,也轮不到男老人。日本男人对待家务事,是典型的“甩手先生”。儿子尚且不带,哪里会带孙子?在中国,有不少男人对儿子不疼,到有了孙子,却疼起来了。但在日本人身上,至少在身体劳碌上,很难有。我很少看到日本男老人抱着或者牵着孙子。他们往往独来独往,干自己喜欢的,乃至泡赌店、酒馆,自由自在。有的甚至在子女年幼的时候,就连抚养的责任也不尽。这是十恶不赦的,你不管家务,但你得挣钱。所以,到了子女长大,子女也不管他了。     我知道的一个老头,就因为这样被子女抛弃了。他的妻子也恨他,不跟他一块住。他生病了,他们也不管。你没有对我尽到责任,我也不对你尽责任。但是,后来老人死了,他的家人全都来了,给老人殓尸。为什么又管了呢?他没有任何财产,房屋也是租的。日本人说,是因为责任。虽然他们恨这个不负责人的人,但是他毕竟是他们的家人,不能把责任推给社会,这是他们应尽的责任。父亲不尽养育义务,他就丧失了被赡养的权利,但他死了,影响到了整个社会,他们有不给社会添麻烦的责任。不能因为个人权利纠纷而不履行对社会的责任。所以日本社会并非没有矛盾,但是公共秩序井然。日本人常会说:每个人把自己的责任承担好,所谓“自己的责任”。     2004年4月,曾发生过震惊世界的“日本人质事件”。日本政府动用了大量资源来拯救,3名人质最终获得了释放。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日本人质表示骄傲,而这些人质回到日本,却遭到了众人的责难(好像韩国也有过类似的事件),说是他们给国家制造了麻烦,他们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日本人的这种反应,又一次让全世界吃惊。这是日本人奇特的地方,也是可怕的地方。集体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国家利益更高。但是集体和国家利益,是以挤压个人利益为代价的,让公共责任挤压个人权利。     没有个人权利的充分培育,公共责任靠得住吗?这不,在侵华战争责任上,就敷衍塞责了。没有人承担战争责任,因为没有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的存在,那么所谓社会责任,只是面上的光鲜,所谓不纠纷,只是面上的稳定。那么,所谓“自己的责任”,只是指自己的暴露在别人眼睛之下的责任,所谓“耻”,也只是被暴露之后才有的。那么良知是不存在的。其实,当初产生战争的国家体制,就是挤压个人权利之下的民族崛起的后果。日本很不幸,在没有充分培育个体权利之时,国家就“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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