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有一年，澳大利亚汉学家马丁来访，在我所供职的大学里见了，我带他到街上逛了逛，顺便介绍沿路的房屋建筑，它们具有中国各年代的建筑特点。对那些房屋窗户上的铁栅栏，他颇感兴趣。我告诉他，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我的住房也装着这样的栅栏，我每天就生活在这样的牢笼里。 确实如此。那一年我回国，买了房子准备装修，父亲说，得先做防盗网。防盗网？我不知道什么叫防盗网，我刚离开的日本，夜不闭户也不会有盗贼光临，更不见什么防盗网了。     父亲说，不先做防盗网，首先装修材料放在屋里都不保险。还没装修，就得防着材料被偷；还没把家经营好，就想着可能盗贼入室，这感觉，就好像还没结婚，就想着老婆会被人偷去一样，用沮丧来表述，都太隔靴搔痒。     既然是回来了，只得顺应了。再说，人人都做，你不做，盗贼还可以攀着邻居的防盗网爬到你家来，更危险了。于是也请了工人，用钢筋做。工人很熟练，还没跟他讲完，就全明白了，敢情是防盗网做得太多了。全中国防盗网都一样，样式也大同小异。以生存为目标的东西，基本是大同小异。所以以“生存权”为目的的国民饲养，可以像饲养牲口一样简单。特别是在危险状态下，实用更是第一硬道理。比如刀枪，除了杀伤力，其他都可有可无。但我还是坚持臭美了一下，几乎所有的防盗网都漆银色或黑色，我让工人漆上了蓝天的颜色，好让密密麻麻的钢筋化在蓝天里。     但是日子仍然过得很憋屈了。也许是刚在国外呼吸了自由的空气，特别受不了。有人问我，国外好在哪里？我答：自由的空气！可惜我发现，听者往往一脸茫然。没有呼吸过自由空气，当然不知道自由为何物。     何况，这防盗网真的有用吗？只要拿个小千斤顶，就可以把网撑开；或者拿个功能强大些的钳子，就可以剪断。它其实“只防君子，不防小人”，把防盗的希望寄托在细细的钢筋上，简直虚妄。于是就出现了用镀锌管做的防盗网，这样就更碍眼了。但它确实结实，我家杂物间的防盗门，当初就用镀锌管做的边框。在往后的十多年里，周围的杂物间几乎都被撬遍了，我的杂物间安然无恙。也不是安然无恙，也被撬了许多坑。盗贼大概企图把门的边框翘弯，但是把蒙在镀锌管上的铁板撬得坑坑洼洼了，却撬不动镀锌管。所以那杂物间的门，至今仍破败而坚挺着，就像怎么折腾也折腾不死的伟大的中国人。     但坚固的镀锌管，却给它的主人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如果女主人忘了带钥匙出来，就只能撬门了。如果发生了火灾，更是没辙。曾经就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家里起火了，人在里面，门口出不去，窗户阳台也出不去了，只能等死。于是后来防盗网就增加了安全门的设计，我家也增加了一个，在防盗网上开个口，做个门，用一把锁锁上。做后发现简直愚蠢，这岂不是破坏了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吗？当初做防盗网，不就是不相信锁能阻挡住盗贼吗？     我曾在小说《我疼》中说，中国是个防盗网的国家。看似很稳定，但是关在囚笼里的稳定。在防盗网中国，我过得百无聊赖。我想相当多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百无聊赖的感觉吧？在防盗网的囚笼中平安生活，与其是幸运，勿宁是耻辱。在防盗网中国，人不是人，是警察。不，是罪犯，而且是自己把自己当作罪犯，将自己关在牢里。这是怎样的幸福生活呢！所有中国人都被迫当警察，这在“文革”中就已盛行——人人危人。如果危人不成了，就只能自危，于是索性把自己囚禁起来。文革中的逍遥者，所谓逍遥，且不谈能否逍遥，即使能逍遥了，也是苟且偷生，没有尊严，没有人格。     好在，中国进步了，住宅小区管理意识增强了。保安承担起防盗的任务，有先进的声像监控设备，有的还人员日夜巡逻。一些高尚小区，防盗网被禁止了，说是有碍观张。我于是欣欣然搬到了这样的小区。直接装修，不用做防盗网，省时、省钱、又省力，更重要的，省去了受辱。新房是顶楼复式，感觉很宽敞，其实应归功于没有了防盗网。但装修期间，一个雨夜，因为有事去了房屋，进了楼下，听见楼上有声响，好像是谁碰了什么。再回忆，好像还有脚步声，毛骨悚然了。不能逃走，不能不上去，于是战战兢兢摸上去，打开灯，谁也没有。露台上黑影诡异，我明知那是我先期种下的植物，但仍然不确定，就又战战兢兢打开了通往露台的门。果然只是植物，连个小动物也没有，敢情是风雨闹的。     虽然如此，那以后，心里还是留下了阴影。我是极无安全感的人，坐位子，一定不坐背靠门口的方位。虽然我不怕死，但是我害怕稀里糊涂被“黑”死；虽然我酷爱自由，但是我深知道，自由只能是奢望。我担心我的家真的哪天进来了贼，在我不在的时候，在我睡着的时候。来偷也就罢了，我家没什么可偷的，多的是书。如果盗贼要窃书，我就赠送给他，跟他交朋友，或收他为学生。据说有的贼会使坏，没东西可偷，为了泄愤，或驱除秽气，把你家的电器泡在水里；或把水龙头打开，让你水漫金山；或在你的锅里拉泡屎。这也没什么，无非是物的损失，身外之物。我最担心是家里有人时，盗贼进来了。     我一度也寻思起装防盗网的事了。我注意到，有不少人采用不锈钢收缩门，类似于旧式百货的门，用来封锁露台；有人用“隐形防盗网”来封锁窗户，所谓“隐形防盗网”，其实不过是细细的钢丝，比钢筋更靠不住。但是好歹也是防盗网啊！有它总多少有点心安。多么让人心安的防盗网啊！没了它，才体会到它的不可缺，我们无时无刻不能没有它。就像小时候，老师老是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安稳坐在课堂上，是因为有解放军时刻在保卫着国家。     回国十几年，在防盗网的规训下，我已经不能享受自由了。就像鸟笼里的鸟，虽然逃出去，但往往要死在外面。不如回到笼子里的好，虽然没有自由，但是安逸，甚至还幸福了，还恋上了束缚，就像艾辛格尔里笔下的被缚者，波琳•瑞芝笔下的O娘。我们已经不能承受自由，我们也渐渐地不配得到自由了。     其实，我曾经也尝过没防盗网的可怕。那一年，中国移动举办全国手机文学大奖赛，我作为评委，被邀请到了海口，然后去三亚，被安排住在海滨渡假村的一幢楼房里。整幢就我一个人住。房子没有防盗网，渡假村似乎也没有围墙。我开始羡慕同来的邱华栋了，人家带着妻子来，几分钟前，他们的楼先到，我瞧着小两口子进了属于他们的楼。单户独幢的楼，对他们来说是温馨，而对我来说，则是恐惧。     在三亚那几天，我一直搞不定这座楼。虽然装修豪华，环境优美，但我没福份享受。我也不是追求享受的人，也许这就对了——欲望越阉割，就越没有危险，太监则是最没有危险。但是我的另一面欲望却极度的张扬，我酷爱自由，酷爱天空，酷爱空气，这几乎成了本能，它像色胆突破避孕套一样，突破了我的恐惧。所以，我的新房最终仍然没有装上防盗网。     只是，我的心也一直不能踏实下来。出门前，一定要记着把窗门关上，楼上楼下，大大小小，不能遗漏。有时候关了楼上，到了楼下，就疑心楼上忘了关了，就又上楼，简直有了强迫症状。但是老关着也不行，新装修的房子，必须透气，就人在家时打开。打开了，就可能危险了，于是虽然在家，却心惶惶的，支着耳朵，目光扫荡。哪里有点响动，就要分析；响动大一些，就要准备进攻；响动再大了，就准备逃亡。曾经跟不少住楼房的人交流，大多也有这种情形。敢情这并不是你的家，而是别人的家。甚至是，因为你要将你的房子占其为家，它成了战场。     其实，这确实不算你的家，即使不进盗贼，属于你的，也只有70年。配备铜墙铁壁也没有用。倒是这个拆你的国，有着铜墙铁壁，外来干涉力量不可干涉，这是我的家事！而在这个家里，你没有家。因为没有家，所以你更加珍惜暂且还算是你的家。     敢情所谓的家，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囚禁之中，才有家园。      

    媒体报道，近日，南非法院已禁止政府从中国进口1100万只避孕套，理由是中国避孕套的尺寸对南非人而言太小。甚至，一家南非企业还向最高法院提出了诉讼，认为中国生产的避孕套比本国生产的短了20﹪。     我很奇怪，难道中国企业不是按南非定货生产的？该不会是中国盛行的短斤少两所致？但其实，中国人历来是以小为耻，所以建大型机场，搞盛大的奥运开幕式；大中之大，就是身体本身；身体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殖器。所谓强大，首先就是生殖器强大。我的长篇《大势》写的就是这个，“势”，就是生殖器，出版时，为了蒙混审查，改成了“大势”，说是指中华民族的“大势所趋”。其实仍然是生殖器，不过是前者是个人生殖器，后者是整个民族的生殖器。     只是可惜，中国人的生殖器命中注定并不大，跟愿望差距甚远。这是中国人的内伤。于是骂人就骂“操”。不行就要掩盖，而掩盖不如反攻为守。但骂归骂，小仍然小。中国男人在面对西方女人时，内心是很虚的。男人喜欢戳入女人时，看着女人痛不欲生、要死要活。如果对方没甚反应，甚至巴眨着眼睛想别的事，那会恨不得抽出来去撞墙的。     我不知道南非认为中国的避孕套尺寸太小，是相对于南非的白人，还是黑人。据说黑人那活儿更是大，又长又大。中国人骨子里是瞧不上黑人的，现在人家通过器官的强大，达到了强大，让你卑微，丢脸丢到黑人那里去了，丢脸丢到非洲去了。     中国人只能跟同是黄种人比生殖器，比如跟日本人。民间传说日本人的生殖器很短小，大概是因为日本人曾经身材短小。身材高大的，身体就无处不大；身材短小的，自然也无处不小。但这个短小的把把，却架到中国来了，奸淫中国人自己的女人，这让人情何以堪！所以中国男人到了日本，也往往要去操操日本女人，也让日本女人尝尝咱中华民族的厉害。     只是很可惜，他们只能找妓女。妓女为了满足客户，是无论如何要哀叫的。起初还真感觉树立起了民族尊严，后来才知道并非如此，所以曾经发生中国嫖客殴打日本妓女事件。人家服务得好好的，取悦于你，你却把人家揍一顿，难道你还不满意？     是的，我们不满意。我们不要空洞的叫床，不要勃起的强大，不要缩水的中国尺寸，不要虚空的中国速度。我们要真正强大的国力、拥有尊严的国民。我们要实质性的大，不要再自欺欺人——坊间常说：别看中国人生殖器小，西方人生殖器大，但它们是“死鸟”（勃起了不会增大多少），我们却是“活鸟”。      

    在东京，我曾经搬过几个住处，都有孤寡老人的邻居。中国官方说资本主义罪恶，世态炎凉什么的，倒还真看到了。但在中国这个大家庭里，老人也未必就得到温暖。即使讲老有所养的传统伦理，那些跟自己子女住一起的老人，也不见得过得好。被子女吆喝、敷衍和怠慢，还不如自己过自己的。那些孤寡的日本老人，只是做了无奈的选择：与其跟着子女不舒服，不如自己过自己。     但前提是生活要能自理。不能自理了，还是忍受子女吆喝的好。我曾经在中国一个医院里见到一个垂死的老人，儿子在边上照料。所谓照料，其实只是看着。老人太不舒服时，给去叫护士。但即使如此，我仍是感受到亲生子女在身边还是好的，总比护工好。当然，这护工指的是中国护工。也并非只护工不好，而是整个中国人都只有这样的职业操守。     回头讲日本孤寡老人。虽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大多不愿意跟老人一起住。当然父母也未必纠缠，日本人生性孤僻，彼此间的关系是厘得很清楚的。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如果受了别人好处，就是负债，就有责任偿还。当然，按中国人的思维，这不能放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子女天生受父母之恩，所以就应该报偿，所谓“生子防老”。但这想法只是中国人特别强烈。     我的第一个住处是在大井町，邻屋就住一个孤寡老人。明确地说，是死了一个，在我住进去前不久就死了。听把房子给我住的朋友说，这老人一直一个住，死后也没有不见亲人来。老人平时总关着门，偶尔出来，与我朋友碰面。碰面机会多了，也就说几句话。我朋友是中国人，也只能说几句话。后来老人生病了，我朋友还去看望老人。他说，有一次，老人捏着钱，问他能否帮忙打一碗面回来？他当然应承。如前所说，日本人是尽量不麻烦人的，自己的事自己做，后来我朋友说，估计那时老人实在不行了。几天后，老人就死了。     后来我搬到了西品川，也有一个孤寡老人。他住在一楼楼梯口的房间，我住楼上，每次上下楼，都能看到他。他的门总是开着，他总是躺着，头顶对着门口。那是日本传统的房屋，地上铺着榻榻米席，他就躺在榻榻米上，整个地面都是他的铺位，边上乱七八糟放着许多东西。印象中，他家的电视始终是开着的，也不知道看还是没看。后来才知道，日本很多独居者都让电视通宵开着。躺着，看电视，看到睡着，电视也不关了，电视是用来催眠的。     那个老人，直到我搬走，都没有正面看见他的脸，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要不是那电视换了台，我真会怀疑他是否还活着。虽然他的门开着，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日本社会几乎没有小偷小摸，“夜不闭户”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最后一次是住在洗足池。这地方名字很美，但在它邻近，还有个名字更美的：雪谷。我一直没到过雪谷，也因此那地方在我心目中更加神秘了。但是有一天，我看到报上一个报道，就在这美丽的雪谷，一个孤寡老人死在了家里。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一个多月。门上的信箱塞满了报纸和广告，邻居奇怪这家主人怎么不清理，去敲门，没人应，才记起很久不见老人出来了，于是报了警。     到如今，我想起日本，就一定会想起这件事。一个即使美好的社会，老人也是一个残酷的存在，他是不能挥去的，就好像我们住过的老房子，总有老人在那里死去。     住在东京老街区，感觉两个多，一是猫多，二是老人多。那些老人，不像中国老人那样带着孙子。最初会想，他们的孙子都由谁带？他们的子女是否会向他们提出带小孩的要求？如果给带，那么就不会孤寡，类似于鲁迅讲的“做成了奴隶”了。如果不给带，按中国经验推测，子女们大多是否会不满的，而不满的结果，就有可能是让你孤寡。     后来就明白自己的愚蠢了。到了国外的中国人，都免不了拿自己的观念套人家。日本女人是不用工作的，她们可以自己带孩子，男人的收入可以养活一个家庭。看来是中国男人太没本事了。但民国时候，我祖父也是一个人挣钱，养活全家的，他在家里说话响当当。后来男人就不行了，必须让老婆也去挣钱，来凑份子，话语权也得部分出让了。     当然，在日本，即使老人给带孙辈，也轮不到男老人。日本男人对待家务事，是典型的“甩手先生”。儿子尚且不带，哪里会带孙子？在中国，有不少男人对儿子不疼，到有了孙子，却疼起来了。但在日本人身上，至少在身体劳碌上，很难有。我很少看到日本男老人抱着或者牵着孙子。他们往往独来独往，干自己喜欢的，乃至泡赌店、酒馆，自由自在。有的甚至在子女年幼的时候，就连抚养的责任也不尽。这是十恶不赦的，你不管家务，但你得挣钱。所以，到了子女长大，子女也不管他了。     我知道的一个老头，就因为这样被子女抛弃了。他的妻子也恨他，不跟他一块住。他生病了，他们也不管。你没有对我尽到责任，我也不对你尽责任。但是，后来老人死了，他的家人全都来了，给老人殓尸。为什么又管了呢？他没有任何财产，房屋也是租的。日本人说，是因为责任。虽然他们恨这个不负责人的人，但是他毕竟是他们的家人，不能把责任推给社会，这是他们应尽的责任。父亲不尽养育义务，他就丧失了被赡养的权利，但他死了，影响到了整个社会，他们有不给社会添麻烦的责任。不能因为个人权利纠纷而不履行对社会的责任。所以日本社会并非没有矛盾，但是公共秩序井然。日本人常会说：每个人把自己的责任承担好，所谓“自己的责任”。     2004年4月，曾发生过震惊世界的“日本人质事件”。日本政府动用了大量资源来拯救，3名人质最终获得了释放。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日本人质表示骄傲，而这些人质回到日本，却遭到了众人的责难（好像韩国也有过类似的事件），说是他们给国家制造了麻烦，他们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日本人的这种反应，又一次让全世界吃惊。这是日本人奇特的地方，也是可怕的地方。集体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国家利益更高。但是集体和国家利益，是以挤压个人利益为代价的，让公共责任挤压个人权利。     没有个人权利的充分培育，公共责任靠得住吗？这不，在侵华战争责任上，就敷衍塞责了。没有人承担战争责任，因为没有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的存在，那么所谓社会责任，只是面上的光鲜，所谓不纠纷，只是面上的稳定。那么，所谓“自己的责任”，只是指自己的暴露在别人眼睛之下的责任，所谓“耻”，也只是被暴露之后才有的。那么良知是不存在的。其实，当初产生战争的国家体制，就是挤压个人权利之下的民族崛起的后果。日本很不幸，在没有充分培育个体权利之时，国家就“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