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陈希我 | “杨武事件”,谁之耻?

    深圳发生了“杨武事件”,是谁的耻辱?     绝大多数人都在骂杨武,杨武的母亲也在骂他,他自己也骂自己“没用”,说这是“男人最耻辱”。几乎所有人也都以骂杨武“没用”,来显示自己有用;几乎所有男人都在骂杨武不是男人,以跟杨武做个切割,他们通过指杨武“耻辱”,来遮盖自己的耻处。其实不过是一群阉人骂一个阉人,转移耻辱大方向。要说耻辱,这些骂的人,祖先都被剃发了,成了亡国奴,有血性的早被杀了,断子绝孙,你们的生命就是耻辱的产物,你们觉得耻辱了吗?     如果摊在你们面前,你们会怎样?     我问我自己。挺身而出,把命拼了!我对自己回答。尽管我分明感觉到自己心微弱哆嗦着,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了。因为就在几天前,我骂中国人是猪,一个朋友反问我: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不是这个动物?我回答:把一条腿放在死亡线上,就不受要挟了。我知道自己确实可能豁出去,不是因为我是好汉,而是因为我是赖汉,我对生命并不绝对眷恋。好汉抱着希望牺牲,赖汉只需要绝望,即可把命送出去。     但我把命送出去了,我的家庭呢?同样的,即使是好汉,不负责任,只顾自己死活,是好汉吗?杨武所以不反抗,主要也是要保存家庭。他是父亲,还是儿子,当然他还是被侵犯者的丈夫。当然有人会说,他还有资格当丈夫吗?但是谁又能保证假如他反抗了,激怒了凶手,他的妻子就不会生命不保?他的妻子也没有明确告诉他:你反抗,我的命可以不要!即使她这么说了,她作为母亲(还有妻子)的责任呢?她就这么轻松了结自己吗?     所以从这点上说,杨武恰恰是好汉,他比那些轻松骂他的人都更男人。只是他缺乏光辉的姿态。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痛感中国男子缺乏男人气,于是“呼唤男子汉”。男子汉的范本是高仓健、阿兰•德隆,还有史泰龙。那时我还年轻,还浅薄,模仿着他们向人显摆,一个聪明的女孩点醒我:这些人不过是戏子!那场“呼唤男子汉”,没有呼唤出男人来,相反的,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男人更加窝囊了。就在几天前,我还构思写个《男人们》的小说,问问中国男人怎么了?但是,杨武事件让我改变了想法。其实,中国男人90年代以来,已经真正承担起男人的责任来了。一个个家庭被推下海,在弱肉强食中挣扎,男人只能首当其冲。杨武不也是这样吗?他是家庭生存的顶梁柱。他不是胡里花哨的戏子,而是实实在在的支柱。时代的变故,把男人推到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之下。生存是残酷的,不是摆个姿势亮个相就能解决的。他们虽然油里油气,乃至猥琐,但那是被生存逼的。我们的男人被逼成了百锤不烂的砧板,却又要面子光鲜。我们的男人,既理所当然要当取款机,还理所当然要当护卫神,甚至还理所当然要当性机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男人。     我不否认人有求生本能,但是人也有死亡本能,当生存已不可能,我相信许多人会豁出去。但是糟糕的是不许豁出去。人生最可悲的不是活不成,而是死不能。因为你是丈夫、父亲,所以你不能死;因为你是男人,所以你必须撑着。女人脆弱,可以向男人哭;男人脆弱,向谁哭?老实说,我已经厌倦当男人了,虽然当男人很荣耀,还可以统治女人,但是男人在统治女人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绝境。假如有造物主,我恳求不要再让我下辈子当男人。不是我不愿意当男人,而是这个世界,实在不是男人能搞定的。在一个丛林社会里,再威武的男人也只是一把骨肉;就好像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做再多的慈善也无济于事一样。那么,我们应该问责这个社会,这个丛林社会。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不该把男人逼成武松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不仅不应该鼓励武松,还必须庇护杨武。但是我们看到,杨武根本得不到庇护。凶手曾长期为非作歹,居然没有得制度的制止;假如杨武反击,制度未必会认证他为正当防卫;凶手被逮捕,其家人居然还威胁,凶手坐几年出来,要秋后算帐,是谁给凶手秋后算帐的机会?是制度。对制度,杨武更是无能为力的,他没有任何可以支配制度的筹码。我们难道有吗?面对制度性犯罪,我们都无能为力。有人骂杨武没有血性,确实,我赞成血性从我发起,但是我可以这么来要求自己,我不能这么来要求别人,包括当我肩负着别人的生存重任时,我不能因为成就自己的血性而自私。     “杨武事件”不是杨武之耻,也不是男人之耻,归根结底也不是我们之耻,而是我们这个制度之耻。我们的制度就是庇护凶徒的,从而鼓励人们都成为凶徒。假如制度不能惩恶扬善,那么善良的人们只能把自己变成凶徒,自己保护自己。我们指责杨武,不就是恨他为什么不恶吗?我们甚至宁可杨武是杨佳,拿起刀来滥杀,因为我们内心都恐惧被害,每个人内心都揣着一把刀。     最后,我想说,在丛林社会,没有谁绝对是幸运者。凶手的单位还在竭力撇清,强调凶手是临时工。当“临时工”大量成为制度的执行者时,制度的丧钟也敲起来了。不信,走着瞧!            

阅读更多

陈希我 | 设定为贼,中国人

    许多年前,我申请去日本留学,必须填一份《誓约书》,里面必须说明你为什么要来日本。当然是学习咯,学习日本的文化科学知识。学完呢?过来人教我:绝对得说回中国!要不就有移民嫌疑,签证是绝对签不下来的。但是既然觉得日本好,中国分明不好,而且没有好起来的迹象(日本媒体不是总这么报道吗?日本签证官应该不至于不明白),君子择善而居,为什么要回去?所以几乎所有去发达国家的人,都企图呆下来。就是公派留学的,也不顾仕途,不回来了。但是必须这么说,“拿筷子遮鼻子”。     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仍以留学为例,仍然必须说学完了回国。这个逻辑十分不通——爱你,才奔赴你;既爱,自己的国不可爱,那为什么偏要回去?除非是虐恋者。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是撒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所签证国逼着撒谎的。中国人被设定为贼了,所以也只能以贼的逻辑编造。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人原来不是贼,只是在没有证据证明是贼(比如尚未非法滞留)的时候,这种设定是不公平的。     当年我们去发达国家,还需要提供银行存款证明,大概是中国人太穷了;现在,中国据说已经富起来了,却仍然需要银行存款证明。贼即使富起来仍然是贼,不可信任。因为不信任,就还需要提供存款的流水清单,即证明你在一年或半年时间内的收入具体情况,要不然,会被怀疑存款是借来的。此次被邀请参加新加坡作家节,这是一个政府背景的国际文化节,有邀请函,而且邀请函里明确写明,我是受尊敬的著名作家。但是在新加坡签证官那里,仍然被告知需要银行存款证明连同流水清单。当然不提交也可以受理,但给不给签就天知道了。除此而外,还需要提供单位在职证明,不只是证明我有公职,还以单位的名义保证我在所在国将遵守法律,并且到期回来,否则追究单位责任。     同样,去欧美发达国家也是。比如去英国,也是政府部门举办的文化活动,拿着邀请函,却仍然需要存款证明和流水清单。除非拿着因公护照,那是由“公”来担保,但是我们都知道“公”是否干净。     拿着终于被签了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进人家国家的关卡,我心理仍有些忐忑。当年去日本时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瞧着边上拿着别国护照的人,哪怕是华人,我总在寻思:他们的银行存款证明和流水清单呢?他们很多是落地签证(哪怕是伊朗人,也可以落地签证),难道带着存款证明满世界跑?他们是否需要保证,到时候一定离开?这种羞辱对拿着这本护照的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当年在东京入国管理局延期签证,我们抱着一大堆材料,战战兢兢地去,护照仍然被丢来丢去。要知道,日本人可是讲礼仪的。讲礼仪的人居然无礼,可见你是被认为多么的不需要以礼相待了。因为你是贼,人的礼仪是不会用在贼身上的。     而索性丢弃了这护照,反而因为无从考据你的国籍,反而好了。所以当年偷渡客就“伪装越南难民”,把所有跟中国相关的东西,包括香烟、衣服上的商标去掉。我的新长篇里的中国人,许多就是这么爬上日本的,连中国神符也不能带。都说中国人背井离乡,是背着祖宗走的,竟然到了神符都不肯带的田地,就为了不被当做贼,丢弃祖宗,反让祖宗不受羞辱。这逻辑够诡异的。     当年,我不是以“难民”身份登陆日本的,我是留学生。而且我在国内的职业是教师,都说日本是尊师重教的国家,这让我最初跟日本人争执时很有底气。但是对方说:“什么教师?全是难民!”     我明白了,许多中国大陆去国外的,在能隐瞒自己国籍的情况下,都竭力隐瞒。比如称自己是韩国人,哪怕台湾人香港人也好得多。在西方,则还有个日本人可以冒充。为的是避免让人家把你视为贼。中国人,怎么就天然被人视为贼了?     更可怕的是,中国自己人也把自己人视为贼。中国人饱遭被视为贼的眼光了,到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仍然被视为贼。在中国大使馆,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吆吆喝喝,也是家常便饭。那一次我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延续护照,那些工作人员,一点也不比东京入国管理局里的日本人来得和气,东京入国管理局的办事章程还说得清清楚楚,中国大使馆里,则连这点也达不到,所以不只是护照,是整个人被丢来丢去,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我还听到一个女工作人员道:“你们的花招,我还不懂?”     中国人是会耍花招的,已经被设定了,老娘同样是中国人,别班门弄斧!敢情贼撞上贼了。     在中国国内,不也是互为贼吗?

阅读更多

陈希我 | 中国人的心灵

    小悦悦走了,有人惋惜之余,也说:好在才两岁,才养两年。意思是养育的成本还未付出太多。难道把成本赔足了,就可以了吗?或者多多赔偿,小悦悦的父母就应该满足了?甚至就值得额手称庆了?感情呢?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方式。孩子出事了,我们经常会听他们的父母倾诉:养他,我花了多少本钱!或者再加上个“辛苦”:我们多么辛苦!就好像给人辛苦扛活一样,仍然是物质成本上的考量。我邻居有个女人分娩,胎儿严重残疾,医院立刻处理掉了。她醒来找孩子,哭天抢地;人们虽然同情她,但也觉得她没必要这么闹,反把自己身体搞坏了;即使考虑到感情因素,也觉得她连孩子的面都没有见到,一天生养也没有,也不至于有感情。她却说:我在肚子里带他10个月,怎么没感情?     这种说法固然有理,但对许多人来说,仍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中国人讲究务实,没有看到的东西,你跟他讲再多,也没有用。比如天堂、地狱之类,只是听听罢了;即使有点信,也只是因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使真信,也是可以通过物质贿赂来解决的——中国人拜神,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贿赂神,而且很多是一次性买卖:我来拜你,求你做事,你保佑了我,我来谢你,谢了,就两清了。     跟对待我邻居那女人一样,也有人觉得小悦悦的母亲一直沉湎于失女的悲痛,有点不太理智了。有人替小悦悦的父母盘算:应该做的是赶紧再去生一个来替代小悦悦,让小悦悦哥哥再有一个妹妹。她的父母看上去确实还年轻,单从小悦悦的年龄推测,其父母也是尚可生育的,该做的确实应该是“化悲痛为务实”,把失去的损失补回来,她母亲必须把身体养好,再生个小悦悦。而她母亲却说她永远无法原谅自己,这岂不阻碍补救计划?你一直自责,身体怎么好起来?甚至怎么会有心思再去生?这种自我折磨简直多余。即使有人考虑到心灵,也是说再生个小悦悦,能抚慰父母的伤痛。心的伤,是可以靠物质性的再植入,得到平复的吗?     我们习惯于从物质上考虑问题,于是只要有钱,没有摆不平的事。于是一切都能翻过去——“甬温动车事件”不就是翻过去了吗?给你赔偿,你还闹,实在不可理喻;“汶川地震”不也过去了吗?据说现在许多失去孩子的母亲又怀孕了;再远些,“文革”以及一系列政治浩劫不也过去了吗?现在让你们吃饱穿暖了,谁还不满足,就是纠缠。钱可以解决问题,哪怕是神,都可以贿赂,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所以小悦悦刚刚去世,泸州又发生了一起碾轧儿童事件,司机肇事后很明确就表态:“要好多我赔好多!”     赔了钱,就没事了,能赔就行,于是有钱就行。所以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富人行凶,嘴里说的话就是:要多少,我赔!所以云南打错17岁中学生案件,把人都打死了,打人者仍然轻描淡写:我赔!他们懂得这是杀人吗?他们内心会发竦吗?在小悦悦事件中,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在质疑“撞伤不如撞死”的法律法规。但我问自己,即使这“恶法”保护了我,我撞死了人,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难道就能心安理得?我的心里,就不会终生至少有阴影?     中国人的皮囊里,历来是稀有心灵的位置的。跟中国人论心灵,就如与之论上帝。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同样对国民杀戮,段琪瑞就太有心灵了,至于终生吃素的地步,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当然也许应该说,中国人是有心灵的,只是对心灵感觉程度问题。对世界,中国人更多的是“将心比心”。但这是不确定的,意识到要“比”的,才可能“比”;即使“比”,又“比”到什么程度?实在是靠不住。我记得曾经一件事:一个女清洁工因为被冤赖偷了100元钱,自杀了。舆论就解读为她是为了100元而自杀,于是她就实在不值了,太想不通了。人们说她“想不通”,是因为人们无法跟她的心灵相通。中国人心灵太世俗,所以看不到别人心灵之海下的巨大波澜,它的冲突,它的转化,它的裂变——那已经不只关乎100元,而是关乎人格。如果有人给她100元,让她拿去抵还给失主,她就可以解脱了吗?她的人格就没有被玷污了吗?很少人考虑到这一层,因为大家的思维只有那么浅,只到世俗的层面,就好像浅水的鱼无法游到深海里去。世俗化,是中华文化的局限,它也让本来应该在心灵深海中遨游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直太世俗化,韵味有余,思想不足。当然,一个现象存在,并且是长期存在,总是有它的理由的。无深度的思维,让中国人麻木从而安逸。虽然伤害不断,但五千年不绝;虽然生如猪畜,但仍是活着。  

阅读更多

陈希我 | 杀人的理由

    看了广东佛山两岁女童被碾轧的视频,我再次坚信,中华民族要灭亡!     视频显示的景象令人难以相信,但是确确实实发生了。发生了,必然有它的理由。我只能去揣度屏幕上那些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理由。而且我也能揣度得出来,因为我跟他们是同一族类,我跟他们生存在一个空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同构。     第一个肇事司机,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轧的。我也开车,除非疯了,或者为了报仇,不可能去故意轧人。但是他轧了,不幸发生了。这是被轧者的不幸,也是轧者的不幸。遇到这种事,司机也倒霉。后来司机的辩解也不无道理:“如果她走路走好一点,怎么会撞到她?”但是且慢,看视频,最初只是前轮轧过,车停下来了,伤害停止了,也许补救还来得及。但是很快的,车又启动了,后轮又从女孩身上轧了过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轧伤不如轧死。这是我们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去查查有关法律法规,轧死人远比轧伤人麻烦少。某种意义上说,是邪恶的法律怂恿的。所以频频出现多次再碾轧事件。而且,我们的交通法规是无论开车者有错没错,都要赔偿,这表面上看保护行人利益,实际上是偏袒行人,从而造成行人的无法无天,从而实际上是害了行人。所以这肇事司机无论如何都倒霉,那么不如把对方轧死,损失会少一点。     第二辆车又从女孩身上轧过,我也可以揣度司机的心理。他也一定不是故意的,他甚至可以避开,只要他打一下方向盘。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我猜他是觉得这是别人轧的,是别人犯下的罪,于是就没有那么急切的避让意识。甚至是觉得,反正已经轧了,看着反正是没救了。中国人讲活命哲学,这是中华实用文化之下的民族心理的积淀。     我再把目光投向那些路人:3个路人经过此地,其中一男子从女童身边绕过,看也没看;另外两人看了女童一眼并绕过,没有放慢脚步。后来,4辆电动车、三轮车和3位路人经过,其中一位女士领着一个女孩,但都只是看了一下,没有伸出援手,也没有打电话求助。我相信他们不可能不为所动,甚至会惊愕,会慌张,会不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有人会认为,说他们杀人未免严重了。但见死不救,而且只需举手即可救人,却弃之不管,也就是参与了杀人。这没什么可“理解”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经历过“文革”之后,提出了“理解万岁”,于是罪恶得不到清算,现在看来,其实是姑息罪恶。     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会见死不救呢?因为他们是有记性的动物。他们应该记得“前车之鉴”:救人反被诬,而且大多被诬得无可申辩。从南京的“彭宇案”开始,一次次救人被诬事件令人寒心,而且法律是站在善人的对立面的。对善人的陷害,就是对人性中恶的放纵。人本来就自私,人性本来就卑劣,要提升本来就很困难,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人类中难以拯救的族类,本来就很难有人愿意当牺牲品,愿意献祭。     值得一提的是,见死不救者中,有位女士领着一个约5、6岁的女孩,孩子被大人牵着经过了。我相信她绝对会惊异,过后会做恶梦,但是大人会告诉她,为什么必须不管,以后遇到这种事,不要去管。即使大人不明确说,她会长大,她会看到一个个祭品被毁灭,然后零落,到无,她终究会懂得事理,中华民族的火种彻底灭了。     欣慰的是,这个事件中仍然出现了一个献祭者。但是她是捡垃圾的,她处在社会最底层,她不仅无力改变现实,而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的善良也会被吞噬。不是吗?她确实被人讥笑了。     一个民族之可怕,不在于它行恶,在于它行恶而振振有词。这样的民族是无可辩驳地劣等了,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了。     从报道的照片,我看到被轧女孩的母亲跪在捡垃圾者跟前,感谢她。被害父母说,他们恨肇事者,恨冷血路人。但是我不惮也做个恶意的揣度:如果被轧的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是否就一定会去救?他们就不会成为见死不救的18人之外的第19人、20人?     甚至,如果他们是肇事司机,是否一定就不会逃逸,甚至不会再次碾轧?     我不能肯定。我也问我自己,我也不能肯定我自己不会那样。老实说,我对自己也很绝望。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该被毁灭者。让中国毁灭吧,让这个劣等的族类毁灭。“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

阅读更多

陈希我 | 中国人的表情

    路上遇到人,往往发现对方的表情很奇怪。先是惊愕,疑惑,发愣,然后是尴尬,赶紧补救上一个笑。有的走过去了,还回过头来审视我(当然也因为我奇怪地回头看)。有一次,一个索性回来,问:“我们认识吗?”     有道是,他人的表情是自己的镜子。原来,我是微笑着。我习惯于逢人微笑,那是友善的表示。彼此无冤无仇,何必相煎?再说,予人微笑,也收获微笑,何乐不为?彼此微笑以对,世界就会美好一些。我常见西方人这么微笑着对人,哪怕是陌生人。但中国人不习惯这样。中国人的典型表情,上世纪80年代陈凯歌拍了部《黄土地》,就是里面庄稼汉的表情:呆滞、木讷、麻木。陈凯歌用大特写突出了出来,引起了震动。但我从中更读出了焦灼,像被烤焦了的麦子。想想,地里缺水,赖以活命的庄稼枯死了,“农夫心内如汤煮”,怎么可能不被烤焦?焦灼,于是焦躁。我小时候,活得不易的大人们对小孩说话,总是带着焦躁的。比如吃饭,就敲敲碗:“快吃快吃,吃完爬下桌!”甚至还带着骂,“快死去”如何如何。好端端的就骂,孩子们也已习惯了,就赖,知道不论大人骂得怎么恶毒,都只是他们活得太累之下的习惯性表达。     这二、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表情又多了一种,就是狡黠。当然原先也有,现在发扬光大了。中国人是很精明的,这是世界对中国人的普遍评价。被抛下生存之海和欲望之海的中国人,无法不精明起来。在国外,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很少不说假话的,有时甚至连篇撒谎。因为撒了一个谎,接着必须再用谎言来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很多都用在了这上头了。国内的中国人也一样,而且需要付出更大的狡黠来应对。因为对方是中国人,中国人没老外那么好对付,中国人是中国人的克星。凡事都要三思,细细斟酌了才能应答。传统说“对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现在是“对人只说虚话,一片心都不抛。”     有时候我问自己,这样累不累?累,但是不能不这样。但更多的时候也不觉得累了,习惯成自然了,成了本能,成了“集体无意识”。所以这个国家也能生存着,尽管时时刀光剑影,处处“无间道”。     即使你愿意放下铠甲,人家也会犹疑,就好像司马懿揣摩诸葛孔明的“空城计”。比如我的逢人微笑,总被揣摩是否熟人?不熟而笑,那么是否有企图?可有阴谋?要是早三十年,遇到女性,我这么笑,一定会被认为是调戏妇女了。     微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谐气氛。现在讲和谐社会,口号是不够的,内心紧张,如何和谐得起来?我当学生的时候,常被老师逮着批评。这时我常面带微笑,老师就很生气:“你还笑!你还笑!这么无所谓!”其实天地良心,我并没有无所谓,我所以笑,只是表示我不对抗。如果我不微笑,老师就喜欢?我也曾有过经历,老师则说:“表扬你就高兴,批评你就拉长着脸!”     当然,有时笑也有别的动机。80年代有一阵,我周围的人议论说,我像陈新华。陈新华是当时很火暴的乒乓球国手,他有个“秘密武器”,就是笑。面对敌手时也笑着,跟我一样。我理解,那是化解和抵御。生存实在不易,甚至残酷,笑一笑,即使不能改善境遇,也能让自己不那么焦虑,从而也许还真的获得实质性的胜利。虽然这有点阿Q,但阿Q也许还真具有生存的策略。从这点上说,“阴谋论”还真有道理了。     这些年,中国人的表情又多了暧昧。暧昧,本来应该是日本人的典型表情,但现在我发现,中国人也暧昧得可以。我看到几次事件现场,那些维持秩序的差人的表情都极其暧昧。他们的表情仿佛在说,他们也是迫于无奈,他们也要饭碗。这让我想起我《冒犯书》官司全过程,对方大多都是和气的。如果讲道理,那么和气是一种修养,但霸道又和气,十分费解。他们的表情在表明着:他们也被逼的。谁都想表明自己是被逼的,谁都不想负责,谁都不想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个部分,谁都想掩盖自己的怯弱和卑劣。     我深知,人要活着,就必须吃饭,即使自己可以饿死,妻儿怎么办?这也是我妥协时的理由。我们都不是能改变乾坤的人,但我们是否能守住一些东西?牺牲些小利小益,让自己的表情明朗起来。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CDT连载】Oozgur新疆漫画

敏感词周报

【网络话语馆】红色键盘侠

CDT 电子报

CDT推荐

youtube频道: guanguan

微信公众号:它基金

更多推荐媒体……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