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深圳发生了“杨武事件”，是谁的耻辱？     绝大多数人都在骂杨武，杨武的母亲也在骂他，他自己也骂自己“没用”，说这是“男人最耻辱”。几乎所有人也都以骂杨武“没用”，来显示自己有用；几乎所有男人都在骂杨武不是男人，以跟杨武做个切割，他们通过指杨武“耻辱”，来遮盖自己的耻处。其实不过是一群阉人骂一个阉人，转移耻辱大方向。要说耻辱，这些骂的人，祖先都被剃发了，成了亡国奴，有血性的早被杀了，断子绝孙，你们的生命就是耻辱的产物，你们觉得耻辱了吗？     如果摊在你们面前，你们会怎样？     我问我自己。挺身而出，把命拼了！我对自己回答。尽管我分明感觉到自己心微弱哆嗦着，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了。因为就在几天前，我骂中国人是猪，一个朋友反问我：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不是这个动物？我回答：把一条腿放在死亡线上，就不受要挟了。我知道自己确实可能豁出去，不是因为我是好汉，而是因为我是赖汉，我对生命并不绝对眷恋。好汉抱着希望牺牲，赖汉只需要绝望，即可把命送出去。     但我把命送出去了，我的家庭呢？同样的，即使是好汉，不负责任，只顾自己死活，是好汉吗？杨武所以不反抗，主要也是要保存家庭。他是父亲，还是儿子，当然他还是被侵犯者的丈夫。当然有人会说，他还有资格当丈夫吗？但是谁又能保证假如他反抗了，激怒了凶手，他的妻子就不会生命不保？他的妻子也没有明确告诉他：你反抗，我的命可以不要！即使她这么说了，她作为母亲（还有妻子）的责任呢？她就这么轻松了结自己吗？     所以从这点上说，杨武恰恰是好汉，他比那些轻松骂他的人都更男人。只是他缺乏光辉的姿态。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痛感中国男子缺乏男人气，于是“呼唤男子汉”。男子汉的范本是高仓健、阿兰•德隆，还有史泰龙。那时我还年轻，还浅薄，模仿着他们向人显摆，一个聪明的女孩点醒我：这些人不过是戏子！那场“呼唤男子汉”，没有呼唤出男人来，相反的，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男人更加窝囊了。就在几天前，我还构思写个《男人们》的小说，问问中国男人怎么了？但是，杨武事件让我改变了想法。其实，中国男人90年代以来，已经真正承担起男人的责任来了。一个个家庭被推下海，在弱肉强食中挣扎，男人只能首当其冲。杨武不也是这样吗？他是家庭生存的顶梁柱。他不是胡里花哨的戏子，而是实实在在的支柱。时代的变故，把男人推到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之下。生存是残酷的，不是摆个姿势亮个相就能解决的。他们虽然油里油气，乃至猥琐，但那是被生存逼的。我们的男人被逼成了百锤不烂的砧板，却又要面子光鲜。我们的男人，既理所当然要当取款机，还理所当然要当护卫神，甚至还理所当然要当性机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男人。     我不否认人有求生本能，但是人也有死亡本能，当生存已不可能，我相信许多人会豁出去。但是糟糕的是不许豁出去。人生最可悲的不是活不成，而是死不能。因为你是丈夫、父亲，所以你不能死；因为你是男人，所以你必须撑着。女人脆弱，可以向男人哭；男人脆弱，向谁哭？老实说，我已经厌倦当男人了，虽然当男人很荣耀，还可以统治女人，但是男人在统治女人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绝境。假如有造物主，我恳求不要再让我下辈子当男人。不是我不愿意当男人，而是这个世界，实在不是男人能搞定的。在一个丛林社会里，再威武的男人也只是一把骨肉；就好像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做再多的慈善也无济于事一样。那么，我们应该问责这个社会，这个丛林社会。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不该把男人逼成武松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不仅不应该鼓励武松，还必须庇护杨武。但是我们看到，杨武根本得不到庇护。凶手曾长期为非作歹，居然没有得制度的制止；假如杨武反击，制度未必会认证他为正当防卫；凶手被逮捕，其家人居然还威胁，凶手坐几年出来，要秋后算帐，是谁给凶手秋后算帐的机会？是制度。对制度，杨武更是无能为力的，他没有任何可以支配制度的筹码。我们难道有吗？面对制度性犯罪，我们都无能为力。有人骂杨武没有血性，确实，我赞成血性从我发起，但是我可以这么来要求自己，我不能这么来要求别人，包括当我肩负着别人的生存重任时，我不能因为成就自己的血性而自私。     “杨武事件”不是杨武之耻，也不是男人之耻，归根结底也不是我们之耻，而是我们这个制度之耻。我们的制度就是庇护凶徒的，从而鼓励人们都成为凶徒。假如制度不能惩恶扬善，那么善良的人们只能把自己变成凶徒，自己保护自己。我们指责杨武，不就是恨他为什么不恶吗？我们甚至宁可杨武是杨佳，拿起刀来滥杀，因为我们内心都恐惧被害，每个人内心都揣着一把刀。     最后，我想说，在丛林社会，没有谁绝对是幸运者。凶手的单位还在竭力撇清，强调凶手是临时工。当“临时工”大量成为制度的执行者时，制度的丧钟也敲起来了。不信，走着瞧！            

    许多年前，我申请去日本留学，必须填一份《誓约书》，里面必须说明你为什么要来日本。当然是学习咯，学习日本的文化科学知识。学完呢？过来人教我：绝对得说回中国！要不就有移民嫌疑，签证是绝对签不下来的。但是既然觉得日本好，中国分明不好，而且没有好起来的迹象（日本媒体不是总这么报道吗？日本签证官应该不至于不明白），君子择善而居，为什么要回去？所以几乎所有去发达国家的人，都企图呆下来。就是公派留学的，也不顾仕途，不回来了。但是必须这么说，“拿筷子遮鼻子”。     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仍以留学为例，仍然必须说学完了回国。这个逻辑十分不通——爱你，才奔赴你；既爱，自己的国不可爱，那为什么偏要回去？除非是虐恋者。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是撒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所签证国逼着撒谎的。中国人被设定为贼了，所以也只能以贼的逻辑编造。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人原来不是贼，只是在没有证据证明是贼（比如尚未非法滞留）的时候，这种设定是不公平的。     当年我们去发达国家，还需要提供银行存款证明，大概是中国人太穷了；现在，中国据说已经富起来了，却仍然需要银行存款证明。贼即使富起来仍然是贼，不可信任。因为不信任，就还需要提供存款的流水清单，即证明你在一年或半年时间内的收入具体情况，要不然，会被怀疑存款是借来的。此次被邀请参加新加坡作家节，这是一个政府背景的国际文化节，有邀请函，而且邀请函里明确写明，我是受尊敬的著名作家。但是在新加坡签证官那里，仍然被告知需要银行存款证明连同流水清单。当然不提交也可以受理，但给不给签就天知道了。除此而外，还需要提供单位在职证明，不只是证明我有公职，还以单位的名义保证我在所在国将遵守法律，并且到期回来，否则追究单位责任。     同样，去欧美发达国家也是。比如去英国，也是政府部门举办的文化活动，拿着邀请函，却仍然需要存款证明和流水清单。除非拿着因公护照，那是由“公”来担保，但是我们都知道“公”是否干净。     拿着终于被签了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进人家国家的关卡，我心理仍有些忐忑。当年去日本时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瞧着边上拿着别国护照的人，哪怕是华人，我总在寻思：他们的银行存款证明和流水清单呢？他们很多是落地签证（哪怕是伊朗人，也可以落地签证），难道带着存款证明满世界跑？他们是否需要保证，到时候一定离开？这种羞辱对拿着这本护照的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当年在东京入国管理局延期签证，我们抱着一大堆材料，战战兢兢地去，护照仍然被丢来丢去。要知道，日本人可是讲礼仪的。讲礼仪的人居然无礼，可见你是被认为多么的不需要以礼相待了。因为你是贼，人的礼仪是不会用在贼身上的。     而索性丢弃了这护照，反而因为无从考据你的国籍，反而好了。所以当年偷渡客就“伪装越南难民”，把所有跟中国相关的东西，包括香烟、衣服上的商标去掉。我的新长篇里的中国人，许多就是这么爬上日本的，连中国神符也不能带。都说中国人背井离乡，是背着祖宗走的，竟然到了神符都不肯带的田地，就为了不被当做贼，丢弃祖宗，反让祖宗不受羞辱。这逻辑够诡异的。     当年，我不是以“难民”身份登陆日本的，我是留学生。而且我在国内的职业是教师，都说日本是尊师重教的国家，这让我最初跟日本人争执时很有底气。但是对方说：“什么教师？全是难民！”     我明白了，许多中国大陆去国外的，在能隐瞒自己国籍的情况下，都竭力隐瞒。比如称自己是韩国人，哪怕台湾人香港人也好得多。在西方，则还有个日本人可以冒充。为的是避免让人家把你视为贼。中国人，怎么就天然被人视为贼了？     更可怕的是，中国自己人也把自己人视为贼。中国人饱遭被视为贼的眼光了，到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仍然被视为贼。在中国大使馆，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吆吆喝喝，也是家常便饭。那一次我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延续护照，那些工作人员，一点也不比东京入国管理局里的日本人来得和气，东京入国管理局的办事章程还说得清清楚楚，中国大使馆里，则连这点也达不到，所以不只是护照，是整个人被丢来丢去，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我还听到一个女工作人员道：“你们的花招，我还不懂？”     中国人是会耍花招的，已经被设定了，老娘同样是中国人，别班门弄斧！敢情贼撞上贼了。     在中国国内，不也是互为贼吗？

    小悦悦走了，有人惋惜之余，也说：好在才两岁，才养两年。意思是养育的成本还未付出太多。难道把成本赔足了，就可以了吗？或者多多赔偿，小悦悦的父母就应该满足了？甚至就值得额手称庆了？感情呢？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方式。孩子出事了，我们经常会听他们的父母倾诉：养他，我花了多少本钱！或者再加上个“辛苦”：我们多么辛苦！就好像给人辛苦扛活一样，仍然是物质成本上的考量。我邻居有个女人分娩，胎儿严重残疾，医院立刻处理掉了。她醒来找孩子，哭天抢地；人们虽然同情她，但也觉得她没必要这么闹，反把自己身体搞坏了；即使考虑到感情因素，也觉得她连孩子的面都没有见到，一天生养也没有，也不至于有感情。她却说：我在肚子里带他10个月，怎么没感情？     这种说法固然有理，但对许多人来说，仍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中国人讲究务实，没有看到的东西，你跟他讲再多，也没有用。比如天堂、地狱之类，只是听听罢了；即使有点信，也只是因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使真信，也是可以通过物质贿赂来解决的——中国人拜神，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贿赂神，而且很多是一次性买卖：我来拜你，求你做事，你保佑了我，我来谢你，谢了，就两清了。     跟对待我邻居那女人一样，也有人觉得小悦悦的母亲一直沉湎于失女的悲痛，有点不太理智了。有人替小悦悦的父母盘算：应该做的是赶紧再去生一个来替代小悦悦，让小悦悦哥哥再有一个妹妹。她的父母看上去确实还年轻，单从小悦悦的年龄推测，其父母也是尚可生育的，该做的确实应该是“化悲痛为务实”，把失去的损失补回来，她母亲必须把身体养好，再生个小悦悦。而她母亲却说她永远无法原谅自己，这岂不阻碍补救计划？你一直自责，身体怎么好起来？甚至怎么会有心思再去生？这种自我折磨简直多余。即使有人考虑到心灵，也是说再生个小悦悦，能抚慰父母的伤痛。心的伤，是可以靠物质性的再植入，得到平复的吗？     我们习惯于从物质上考虑问题，于是只要有钱，没有摆不平的事。于是一切都能翻过去——“甬温动车事件”不就是翻过去了吗？给你赔偿，你还闹，实在不可理喻；“汶川地震”不也过去了吗？据说现在许多失去孩子的母亲又怀孕了；再远些，“文革”以及一系列政治浩劫不也过去了吗？现在让你们吃饱穿暖了，谁还不满足，就是纠缠。钱可以解决问题，哪怕是神，都可以贿赂，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所以小悦悦刚刚去世，泸州又发生了一起碾轧儿童事件，司机肇事后很明确就表态：“要好多我赔好多！”     赔了钱，就没事了，能赔就行，于是有钱就行。所以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富人行凶，嘴里说的话就是：要多少，我赔！所以云南打错17岁中学生案件，把人都打死了，打人者仍然轻描淡写：我赔！他们懂得这是杀人吗？他们内心会发竦吗？在小悦悦事件中，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在质疑“撞伤不如撞死”的法律法规。但我问自己，即使这“恶法”保护了我，我撞死了人，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难道就能心安理得？我的心里，就不会终生至少有阴影？     中国人的皮囊里，历来是稀有心灵的位置的。跟中国人论心灵，就如与之论上帝。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同样对国民杀戮，段琪瑞就太有心灵了，至于终生吃素的地步，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当然也许应该说，中国人是有心灵的，只是对心灵感觉程度问题。对世界，中国人更多的是“将心比心”。但这是不确定的，意识到要“比”的，才可能“比”；即使“比”，又“比”到什么程度？实在是靠不住。我记得曾经一件事：一个女清洁工因为被冤赖偷了100元钱，自杀了。舆论就解读为她是为了100元而自杀，于是她就实在不值了，太想不通了。人们说她“想不通”，是因为人们无法跟她的心灵相通。中国人心灵太世俗，所以看不到别人心灵之海下的巨大波澜，它的冲突，它的转化，它的裂变——那已经不只关乎100元，而是关乎人格。如果有人给她100元，让她拿去抵还给失主，她就可以解脱了吗？她的人格就没有被玷污了吗？很少人考虑到这一层，因为大家的思维只有那么浅，只到世俗的层面，就好像浅水的鱼无法游到深海里去。世俗化，是中华文化的局限，它也让本来应该在心灵深海中遨游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直太世俗化，韵味有余，思想不足。当然，一个现象存在，并且是长期存在，总是有它的理由的。无深度的思维，让中国人麻木从而安逸。虽然伤害不断，但五千年不绝；虽然生如猪畜，但仍是活着。  

    看了广东佛山两岁女童被碾轧的视频，我再次坚信，中华民族要灭亡！     视频显示的景象令人难以相信，但是确确实实发生了。发生了，必然有它的理由。我只能去揣度屏幕上那些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理由。而且我也能揣度得出来，因为我跟他们是同一族类，我跟他们生存在一个空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同构。     第一个肇事司机，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轧的。我也开车，除非疯了，或者为了报仇，不可能去故意轧人。但是他轧了，不幸发生了。这是被轧者的不幸，也是轧者的不幸。遇到这种事，司机也倒霉。后来司机的辩解也不无道理：“如果她走路走好一点，怎么会撞到她？”但是且慢，看视频，最初只是前轮轧过，车停下来了，伤害停止了，也许补救还来得及。但是很快的，车又启动了，后轮又从女孩身上轧了过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轧伤不如轧死。这是我们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去查查有关法律法规，轧死人远比轧伤人麻烦少。某种意义上说，是邪恶的法律怂恿的。所以频频出现多次再碾轧事件。而且，我们的交通法规是无论开车者有错没错，都要赔偿，这表面上看保护行人利益，实际上是偏袒行人，从而造成行人的无法无天，从而实际上是害了行人。所以这肇事司机无论如何都倒霉，那么不如把对方轧死，损失会少一点。     第二辆车又从女孩身上轧过，我也可以揣度司机的心理。他也一定不是故意的，他甚至可以避开，只要他打一下方向盘。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我猜他是觉得这是别人轧的，是别人犯下的罪，于是就没有那么急切的避让意识。甚至是觉得，反正已经轧了，看着反正是没救了。中国人讲活命哲学，这是中华实用文化之下的民族心理的积淀。     我再把目光投向那些路人：3个路人经过此地，其中一男子从女童身边绕过，看也没看；另外两人看了女童一眼并绕过，没有放慢脚步。后来，4辆电动车、三轮车和3位路人经过，其中一位女士领着一个女孩，但都只是看了一下，没有伸出援手，也没有打电话求助。我相信他们不可能不为所动，甚至会惊愕，会慌张，会不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有人会认为，说他们杀人未免严重了。但见死不救，而且只需举手即可救人，却弃之不管，也就是参与了杀人。这没什么可“理解”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经历过“文革”之后，提出了“理解万岁”，于是罪恶得不到清算，现在看来，其实是姑息罪恶。     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会见死不救呢？因为他们是有记性的动物。他们应该记得“前车之鉴”：救人反被诬，而且大多被诬得无可申辩。从南京的“彭宇案”开始，一次次救人被诬事件令人寒心，而且法律是站在善人的对立面的。对善人的陷害，就是对人性中恶的放纵。人本来就自私，人性本来就卑劣，要提升本来就很困难，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人类中难以拯救的族类，本来就很难有人愿意当牺牲品，愿意献祭。     值得一提的是，见死不救者中，有位女士领着一个约5、6岁的女孩，孩子被大人牵着经过了。我相信她绝对会惊异，过后会做恶梦，但是大人会告诉她，为什么必须不管，以后遇到这种事，不要去管。即使大人不明确说，她会长大，她会看到一个个祭品被毁灭，然后零落，到无，她终究会懂得事理，中华民族的火种彻底灭了。     欣慰的是，这个事件中仍然出现了一个献祭者。但是她是捡垃圾的，她处在社会最底层，她不仅无力改变现实，而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的善良也会被吞噬。不是吗？她确实被人讥笑了。     一个民族之可怕，不在于它行恶，在于它行恶而振振有词。这样的民族是无可辩驳地劣等了,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了。     从报道的照片，我看到被轧女孩的母亲跪在捡垃圾者跟前，感谢她。被害父母说，他们恨肇事者，恨冷血路人。但是我不惮也做个恶意的揣度：如果被轧的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是否就一定会去救？他们就不会成为见死不救的18人之外的第19人、20人？     甚至，如果他们是肇事司机，是否一定就不会逃逸，甚至不会再次碾轧？     我不能肯定。我也问我自己，我也不能肯定我自己不会那样。老实说，我对自己也很绝望。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该被毁灭者。让中国毁灭吧，让这个劣等的族类毁灭。“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

    路上遇到人，往往发现对方的表情很奇怪。先是惊愕，疑惑，发愣，然后是尴尬，赶紧补救上一个笑。有的走过去了，还回过头来审视我（当然也因为我奇怪地回头看）。有一次，一个索性回来，问：“我们认识吗？”     有道是，他人的表情是自己的镜子。原来，我是微笑着。我习惯于逢人微笑，那是友善的表示。彼此无冤无仇，何必相煎？再说，予人微笑，也收获微笑，何乐不为？彼此微笑以对，世界就会美好一些。我常见西方人这么微笑着对人，哪怕是陌生人。但中国人不习惯这样。中国人的典型表情，上世纪80年代陈凯歌拍了部《黄土地》，就是里面庄稼汉的表情：呆滞、木讷、麻木。陈凯歌用大特写突出了出来，引起了震动。但我从中更读出了焦灼，像被烤焦了的麦子。想想，地里缺水，赖以活命的庄稼枯死了，“农夫心内如汤煮”，怎么可能不被烤焦？焦灼，于是焦躁。我小时候，活得不易的大人们对小孩说话，总是带着焦躁的。比如吃饭，就敲敲碗：“快吃快吃，吃完爬下桌！”甚至还带着骂，“快死去”如何如何。好端端的就骂，孩子们也已习惯了，就赖，知道不论大人骂得怎么恶毒，都只是他们活得太累之下的习惯性表达。     这二、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表情又多了一种，就是狡黠。当然原先也有，现在发扬光大了。中国人是很精明的，这是世界对中国人的普遍评价。被抛下生存之海和欲望之海的中国人，无法不精明起来。在国外，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很少不说假话的，有时甚至连篇撒谎。因为撒了一个谎，接着必须再用谎言来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很多都用在了这上头了。国内的中国人也一样，而且需要付出更大的狡黠来应对。因为对方是中国人，中国人没老外那么好对付，中国人是中国人的克星。凡事都要三思，细细斟酌了才能应答。传统说“对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现在是“对人只说虚话，一片心都不抛。”     有时候我问自己，这样累不累？累，但是不能不这样。但更多的时候也不觉得累了，习惯成自然了，成了本能，成了“集体无意识”。所以这个国家也能生存着，尽管时时刀光剑影，处处“无间道”。     即使你愿意放下铠甲，人家也会犹疑，就好像司马懿揣摩诸葛孔明的“空城计”。比如我的逢人微笑，总被揣摩是否熟人？不熟而笑，那么是否有企图？可有阴谋？要是早三十年，遇到女性，我这么笑，一定会被认为是调戏妇女了。     微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谐气氛。现在讲和谐社会，口号是不够的，内心紧张，如何和谐得起来？我当学生的时候，常被老师逮着批评。这时我常面带微笑，老师就很生气：“你还笑！你还笑！这么无所谓！”其实天地良心，我并没有无所谓，我所以笑，只是表示我不对抗。如果我不微笑，老师就喜欢？我也曾有过经历，老师则说：“表扬你就高兴，批评你就拉长着脸！”     当然，有时笑也有别的动机。80年代有一阵，我周围的人议论说，我像陈新华。陈新华是当时很火暴的乒乓球国手，他有个“秘密武器”，就是笑。面对敌手时也笑着，跟我一样。我理解，那是化解和抵御。生存实在不易，甚至残酷，笑一笑，即使不能改善境遇，也能让自己不那么焦虑，从而也许还真的获得实质性的胜利。虽然这有点阿Q，但阿Q也许还真具有生存的策略。从这点上说，“阴谋论”还真有道理了。     这些年，中国人的表情又多了暧昧。暧昧，本来应该是日本人的典型表情，但现在我发现，中国人也暧昧得可以。我看到几次事件现场，那些维持秩序的差人的表情都极其暧昧。他们的表情仿佛在说，他们也是迫于无奈，他们也要饭碗。这让我想起我《冒犯书》官司全过程，对方大多都是和气的。如果讲道理，那么和气是一种修养，但霸道又和气，十分费解。他们的表情在表明着：他们也被逼的。谁都想表明自己是被逼的，谁都不想负责，谁都不想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个部分，谁都想掩盖自己的怯弱和卑劣。     我深知，人要活着，就必须吃饭，即使自己可以饿死，妻儿怎么办？这也是我妥协时的理由。我们都不是能改变乾坤的人，但我们是否能守住一些东西？牺牲些小利小益，让自己的表情明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