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陈希我 | 架国旗

    那些年在国外,每到10月1日,虽然没有放假,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来的人仍多少有些喜庆的感觉。特别是到街上,有的地方还架出了五星红旗,或从门口,或从窗户,架出去。那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的机构,或者亲大陆的华侨团体。在国外,华侨团体往往分为亲大陆和亲台的,这些年,随着大陆经济发展,亲大陆的多了起来,不少本来亲台的,也转向了亲大陆,可以到大陆发展了。毕竟,对商人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五星红旗是充满喜庆的。在国内,从我小时候开始,这旗一出现,肯定伴随着热闹的场面、嘹亮的歌声。不仅如此,它的色彩也确实喜庆,红色是中国人喜欢的颜色。同样是有带红色的国旗,日本的太阳旗却令我不舒服。第一次在东京新桥看到这个旗的实体,虽然天气晴朗,但我觉得天地混暗了。也许是因为它不是全红的,其中有太大的白色区域?而五星红旗虽然也不是全红一片,但五星是黄色的。红和黄搭配,很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     但是过了10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那些五星红旗不见了,换上的是另一种旗。那个旗我也熟悉,我小时候看电影,经常看到这旗。当时还经常有从台湾漂过来的物品,甚至还有美金,夹着传单,传单上就印有这个旗。这旗也让我不舒服,也许也跟颜色搭配有关?但我想,更因为其中的太阳图案,它更像齿牙,而且是蓝色的,近乎狰狞。但归根结底应在于我从小所受的训导吧,那跟“反动”联系在一起。但外国人却说,这也是中国的国旗,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哦,还有一个台湾!这我知道,但是这台湾居然还有国旗,这我没有想到,我更没想到的是它还有国庆。     我承认我很迷惘,也很尴尬。在国外,我说我是中国人,往往会被问:大陆还是台湾的?我必须解释。甚至有一次被问:中国,还是台湾?我纠正:“中国就包括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差点要跟中央电视台一样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的情绪也已经高昂,口气也已经义正词严了。这确实是我曾经的真实想法,因为我愿意这么认为。曾经听罗素去世前的一个访谈,被问到假定这个访谈将来后被世人看到,有什么可告诫的?罗素谈到了智慧和道德。关于道德,他说:“不管你在研究什么事物,还是在思考任何观点,只问你自己,事实是什么?这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永远不让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或者认为人们相信了将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我们有多少时候把“愿意相信”的当作事实和真理呢?作为一个曾经被欺凌的民族,往往“愿意相信”强大;作为一个被分裂的国家,往往不“愿意相信”分裂,大陆和台湾,同祖同宗,语言相通。但是许多年后,我的《冒犯书》在台湾出版,编辑给我列了将近一百个不明白的词,其中包括“知青”、“官倒”、“地沟油”,我才知道,语言也未必相通了。     在国外,你会更深切地体会到分裂的感觉。比如价值观上的分裂,比如身份的分裂,也包括旗帜上的分裂。我想,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应该有个基本认同,这认同,具体可以集中到旗帜上。这样的国家只有一种旗帜,不管政府怎样更迭,旗帜应该不变。我曾经说过这个意思,并且举美国为例子,有人就钻牛角尖(故意搅浑水的除外),说美国换过多少国旗。国旗不是普通的旗子,它是在价值意义上确定的旗帜。1776年7月14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制定美国国旗,当时参加合众国的有13个州,国旗由13条红白相间的横条和13颗衬以蓝色的白星组成。决议解释,白红蓝色分别代表了廉洁公正、勇敢无畏、警惕坚韧正义。后来虽然有局部的改变,但所代表的意义并没有改变。虽然有时会有短暂的游离,但是根本理念并不受质疑。那是建设国家的根本精神。钻牛角尖是无益于自己进步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旗却是变的,比如中华民国,即使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早年虽然孙中山极力主张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无法达成共识,甚至在不同地区的革命军使用的旗帜都不尽相同,直到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但现在,在民主宪政台湾,这面旗帜不变了,不管是谁执政,它都是国旗。但这不变却又让我疑惑,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中的青白红三色,分别代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那只是国民党的“主义”。它是革命之旗,不是宪政之旗,它来源于党,是党国之旗。我不明白台湾为什么还沿用之?值此“双十”之日,辛亥革命百岁之时,叩问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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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你写了多少字?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得主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这结果,在一些中国诗人眼中不属于“爆冷”,但在普通民众看来,仍然陌生,于是奔而搜索其作品。比较跌眼镜的是,这个大诗人至今只发表过163首诗歌,而且大多都是短诗,这实在是拿不出手的成果。     我们喜欢用数量证明成就,经常听一些写作者说,自己一天能写几千字、上万字。我们的作家在介绍自己时,也往往说发表了多少万字。我们谈大师的成就,也往往用“著作等身”来衡量,当然,中国人身材比较矮,而且大师往往“头脑发达,四肢简单”,所以要等身,就更容易些了。     我深知码字是很辛苦的,尤其作为写小说的,需要码的字,要比写诗的多得多。但写作,体力虽然很重要,但本质上仍然是脑力劳动。我曾写诗,现在写小说,当教师,我曾说,根据我的经验,诗人基本是脑力劳动者,小说家是半脑力、半体力劳动者,教师基本是体力劳动者。这话当然有揶揄的成份,是写小说体力受到极限挑战时的自嘲。写小说主要还是靠脑力。所以我觉得,作家常见的姿势,不是在写,而是在想。甚至貌似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侃大山,吹大牛,甚至睡懒觉,其实都是在想问题。只要脑子没死,他就一直在想着,所以他是没有节假日的。甚至没有睡眠,即使睡着了,大脑仍然在活跃。其实任何脑力劳动的热爱者都是如此。     一般人对此不明白也就算了,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写作者也似乎不明白。也许是被世俗价值观拉着走——你说你有成就,总得给我看具体的东西吧?写作当然是要写出来,“构思癖”我也不赞成,那是近乎宗教的境界。写作不是宗教,如果一个写作者最终到了宗教境界,作为写作者的他,已经死亡,我只能祝贺他在另一个领域、更本真的境界功成名就,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这里谈的是写作。但写作,也并非完全不需要务虚。如果说,学术论文写作的量化,是出于管理者的管理方便,写作者的生计需求,那么文学写作,应该不考虑这些问题,当然前提是,不要把文学写作作为谋生手段。找一份别的工作吧,把纯粹留给写作。     当然,即使有别的谋生渠道,生存不是问题,甚至拥有比较富裕的生活了,荣誉仍然是个问题。看着人家写得多就被追捧,虽然没几个人看完,也理所当然获得“茅奖”,谁不被“厚重”所压垮?曾经听某人评某作家写了一垒砖头一样长篇小说:光拿那些“砖头”,就能砸死人!所以有地方扶植文学创作,就总鼓动作家去写“三部曲”。所以有人因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从而怀疑鲁迅的文学地位。所以我们的文学教科书特别青睐于“描写广阔社会图景”,就有学生跟我说:老师,你去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吧!我们的大学文学教育,仍然告诉学生,巴尔扎克才是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才是大师,20世纪之后的文学,往往被认为没有大师,而简单带过。我告诉学生:不只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是大师,卡夫卡也是大师,虽然他的长篇很短。     也许更因为认识上的问题。我们曾经对世界雄心勃勃,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全面把握这个世界,但是到了20世纪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不能。那么所谓全方位描写,就是可笑的了。所以“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然我们活着,总要思考,总要发言,那么我们能做的,只能从自身出发,通过有限的视角,提供切身的经验,阐述相对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能这些。     之所以对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作数量特别有话想说,毋须讳言,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惶惑。虽然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写得少一点,再少一点,但是仍然不可控制地写得太多。我虽然已经不写诗了,但是喜欢诗,我认为好的小说必须用写诗的思维来构思,而不是单纯的叙事,甚至只是讲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给特朗斯特罗默的授奖词是“以凝练而清晰透彻的文字意象给我们提供了洞悉现实的新途径”,还形容他的作品“简练、细腻,充满深刻的隐喻”。凝炼、隐喻、视角,这也是好小说的追求。这样,小说也就不会写得太长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精炼。并不准确,应该说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就好像手术,因为思路的改变,从而手术过程缩短了,从而手术更接近完美了。当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简练了吧。     只可惜,我们很难让自己做到。比如我,我认为到到了当今的时代,好长篇不应该超过20万字,但我刚完成的长篇,虽然一路紧张过来,到头来仍然超过了30万字。也许有人谁说,这只是形式问题,但形式有时就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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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侮辱性给食”

    我长身体的时候,缺吃。不是指“五九、六一”时期,而是上世纪的80年代。那时我在一所农村中学,学校食堂里东西少得可怜,当然我们也没什么购买力。我至今还记得常常半夜饿醒,起来摸东西吃。但是除了酱油,没有任何可以放进嘴里的。才知道,从小听大人说空着肚子,肚皮贴在脊梁骨上,踏实,好睡,是开玩笑。那年代,也只能拿玩笑充饥,不然,空肚子怎么熬过漫漫长夜?     那时候,我宿舍里有时会扫出死蟑螂,已经干枯了。大概被饿死的,人都被得吃,蟑螂吃什么?     但那时米还是有的,跟副食品比起来,米便宜多了。所以竭力用饭填饱肚子。但因为缺乏副食品,特别是缺乏油,肚子很容易饿。越饿,饭量就越增。我是直接在铝锅里吃饭的,煮一铝锅的饭,反正一个人吃,就直接端着铝锅吃了。简单的配菜就直接丢在铝锅里,没菜时,就倒一滩酱油。端着铝锅到处走,看风景,听笑话,也可以下饭,三口两口,饭就刮光了。     许多年后我去了日本,亲眼瞧见了国内报纸宣传的、作为改革开放宏伟目标的“物质生活极为丰富”。我曾去筑地市场打零工,更是随处可见吃的,并且很多是被丢掉的,比如鸡脖子、翅膀、爪子,日本人不吃,就当垃圾处理掉。我们几个中国来的都觉得太可惜,有的就悄悄去捡,捡回家,无论是卤、炸,还是煲汤,都好。这可是鸡啊!在国内,吃鸡是坐月子女人的享受,而丈夫们也因此有了口福,跟着啃爪子。老人说,坐月子女人啃骨头,牙齿会松动的。后来,日本人瞧见中国人从垃圾堆里捡这些东西,就在处理鸡肉时把它们堆在案上,给中国人。不要从垃圾堆里捡,体面多了。     但贫穷之下,是无所谓体面的。我一个朋友当年去澳大利亚,也告诉我,那边把鸡胸做成宠物饲料罐头,很便宜,一些中国人就去买了吃。孔乙己说偷书不算偷,我觉得,在饥饿之下,而且不是自己懒惰的原因,而是政策造成的饥饿之下的偷,也不能算偷,不可以上升到人格尊严上来谈。我这么说,我承认是为自己辩护。我大学时候就曾偷过食物,一天,因为太迟去食堂,食堂关门了。蓦然发现临窗的地方放着一盆包馅,大概是食堂工作人员疏忽,没有收好。大喜,用碗舀了回来。那是甜包的馅,几乎全是猪油,而且是生的。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拿回宿舍,没有灶,就捡几块砖在宿舍前垒起,用《毛选》生火。当时我有三套《毛选》,或是硬性要我买的,或是学校组织送的。围了很多人,都说我“反动”。其实那只是用造成政策性饥饿的理论,来补偿我的政策造成的饥饿,是补得其所的。只是,不幸我们都拉肚子了,长期没有油的肠胃,消化不了如此凶猛的油腻,就好像光棍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美女一样。     现在,我在中国的农贸市场,也常看到许多被当成垃圾的东西,比如鱼肠鱼肚,有时还有鱼头,比如还不是很烂的蔬菜,比如过期的食品。这些东西,要放在我长身体的年代,都很珍贵。看来,中国确实富裕了,至少在城市,“物质生活极为丰富”了。要对付吃的问题,应该比较容易了。可是,这些东西真的能吃吗?比如最近暴光的“地沟油”。其实,这“地沟油”长期就有,而且谁都知道,就说媒体报道,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只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也许是还没有出现吃“地沟油”死人的?     关于“地沟油”,人们很在意它对身体的危害,有人还很学术地分析它的成分:主要成分为高级脂肪酸甘油酯,进入人体后会分解为高级脂肪酸和甘油;植物油为不饱和脂肪酸,动物脂肪为饱和脂肪酸,不饱和更有利于人体健康。有专家指出:“炼制过的地沟油,其动植物油经污染后会发生酸败、氧化和分解等,从而产生重毒性物质,砷就是其中一种。人一旦食用,就会引起消化不良、头痛、头晕、失眠、乏力、肝区不适等症状。”还有,“地沟油中含有黄曲霉素、苯丙芘,这两种毒素都是致癌物质,可以导致胃癌、肠癌、肾癌及乳腺、卵巢、小肠等部位的癌肿。”这戳到了大家敏感处了:会死!几乎所有人都在关心生命问题,好像如果不致癌不死人,还可以网开一面。     我们的熔点是定在“死人”上,如果死人达到上限,领导要被处理。而刚发生的上海地铁事故,就因为没死人,报纸头条也不上了,仍然是领导人、“天宫一号”头条。昨天说起来,还有人跟我争论,说上海地铁事故本来就不严重,为什么要放头条?我很奇怪,如果不死人,是否就值得额首庆幸?“地沟油”如果不致癌,如果无以证实对身体有害,甚至如果还有益于健康,比如我小时就有人论证洗米水有营养,就可以吃吗?中国人活得太物质,也怪不得中国统治者历来总把他们当做猪来喂养了,所谓“生存权”可以替代“人权”,在中国还是很有市场的。     但是中国并不是从来如此的,比如在春秋时,齐国发生了饥荒,有人在路上施舍食物,道:“嗟,来食!”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拒绝了,死也不吃,所谓不吃“嗟来之食”。按理说,这所给予的食物应该不是毒药,也没有任何证明含有有害物质,而马上可以证明的是,吃了它,生命就保住了。但是那人就是不吃。因为吃了,生命虽然被拯救了,但是拯救出来的已经不是人的生命。     “嗟来之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侮辱性给食”的故事。那么“地沟油”是给人吃的吗?不是给人吃的东西给人吃,这本身就是侮辱,是“侮辱性给食”。人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有尊严,他不能被侮辱。如果侮辱才能生存,那不如不要生存。这点道理,似乎当今的人们并没有想到。想想,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活着一群群吃着不是人吃的食物的人,这人还是人吗?吃得再富足,也不过是非人的富足。     忽然想起,当年心细的日本人把鸡翅、鸡爪给中国人,是否仍觉得它不能吃,而中国人居然去吃呢?当然,在这事上,中国人完全可以拿民族饮食文化的不同来自持。但是文化可以特立独行,一些人类共同的基本准则却不能,拿“中国特色”、“特殊国情”来当挡箭牌,只是狡辩,只能贻笑于人类。其实,回头想想,我的所谓政策造成的饥饿之下的偷不算偷,也属于不把自己当人的狡辩。人毕竟是人,人不能躲在任何理由之下行非人之事,就好像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搞“恐怖袭击”,这是基本的原则。归根结底,没有任何一个族类是特殊的,比如屎,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不能因为科学证明其营养丰富,就可以吃。即使将之包装成“黄金餐”。在中国人中间,老是传说日本人吃“黄金餐”,未能证实,但是中国人自己吃“地沟油”却是证据确凿的。曾听日本人挖苦中国人是“ゴキブリ”,什么是“ゴキブリ”知道吧?就是蟑螂。     我很愤怒,但无以驳斥。我说过,人最痛苦的是被人歧视了,却无话可说,因为你确实应该被歧视。     没有吃的时代,和有“地沟油”们吃的时代,我不知道哪个年代是幸运的。也许中国人只能在这两种之间选择?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两种时代:做成了蟑螂的时代,和做蟑螂而不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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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一个作家

    上世纪80年代有个说法:一根电线杆倒下来,压死10人,其中9个会是作家。这话到了90年代,“作家”替换成了“老板”。90年代,我从国外回来,单位丢了,就总被问:准备做什么生意?     我的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熟人,也确实马上投入了做生意的潮流中,想当老板了。结果被国内人坑骗。在国外呆几年,再不诚实的,也比国内的诚实,已经不能想象国内人有多恶,结果被坑了。一气之下,去打人家,结果把人家打死了。当不成老板,当了囚徒。     幸运的是我没有当老板的欲望,只想当作家。但作家已经没了光环,人家看到的只是我整天呆在家里,不知道干什么。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是干什么的,就说是“坐家”。于是那时候我,成了家族里最可以轻易调遣的人。你又没事干,用你一下,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仍然有顶着光环的“作家”,他们在大众中成了时尚,他们的书被印得花花哨哨,他们出席各种场合,摆显被邀请在国外写作中心的生活。我们不见他们的新作,只见他们写作的模样,只见他们的生活很“文学”。他们还被排上了财富榜,以至于我的亲朋好友里很多都认为我靠写作挣了不少钱了,出版圈子里也传言我的版税很高的,搞得有的出版机构都不敢向我要书稿。靠写作,我并没有挣多少钱,这也是我十分不赞成经济不独立的人去写作的原因。但是我承认,我也多少被头上的光环晃晕。“作家”的名头越来越确立了,写作越来越可疑了。     但是有一个人,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是我在文联工作时的同事。在文联工作,本来就有作家这个光环了,他确实也曾经小有名气,但是很快全民经商了,作家如果不专型到时尚,就成了孔乙己。但他是真正的作家。我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他的东西确实写得好,他的散文比许多声名大噪的“著名作家”都要好,但是他却几乎没有名气。每当我见到他,我总想起那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曾经,我向一家报纸专栏版推荐他,但是对方说,这名字太陌生,没名气。     我看到大多报纸专栏里名家写的烂文章,不知写什么,也敷衍了上千字。他们的名字被印得大大的,因为市场认他们。读者只是要沾作家的气,他们只是附庸风雅,尽管那被附的,也是伪风雅。     我所以力荐他写专栏,是想让他增加点收入。他的生活很清贫,文联工作的收入是很低的,妻子又早已下岗,孩子也没有独立,又遇到文联公房转私房,他欠了一屁股的债。除了写作,他几乎没有别的赚钱手段。其实我去联系他写专栏,是瞒着他的。他未必会答应,他觉得专栏文章大多是垃圾,他耻于把自己变成专栏作家。我想对方同意之后,再做他思想工作。     所以说他是真正的作家,是因为他纯粹。他曾跟我说:“我想一生构思一篇文章,只要2000字!”我听了简直震撼。多少作家在提自己写作成果时,总爱说写了多少万字,著作等身历来是对一个写作者成就的肯定。就是一堆垃圾,也要把它出成书。可是他不出书。我曾庸俗地建议他把散文选一些出个集子,他说:“出了干什么?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出书,垃圾也出,为什么要跟他们为伍?”确实,我们这时代出的垃圾书还少吗?好像几乎所有写作的人都有出书的情结,甚至是买通出版部门,或者是自费、包销,书出来了,样书几千册,到处送。我有个经验,那些见人就送书的,基本是包销的书,到单位,在饭局,每人送一本,门卫也送,不认识的人也送。如果是正常出书,样书就小几十本,哪里经得起送?除非你自己去买了送人。当然,我不是歧视自费出书,重要的是书的质量。实际上,我建议他出书时,也是想到只能自费出的,实在是不想他那些精彩的文字散落了。但我也清楚,说了也白说,没有钱。后来还真有人愿意为他赞助了,他也想通了,出个散文集,他自己一再精选,但是后来知道它的书是放在一套丛书里,大家共用一个书号,他不出了。     他写作,非常纯粹。他深居简出,不掺和任何事情,一心写作。他几乎到了“迂”的地步。文联流传着一个他的故事,曾经,他跟别人共用杂物间,放自行车。一天,他去取车,刚要出来,遇到另一个同事也进来拿车。他们在杂物间里聊了起来。聊罢,那人继续进去拿车,他继续牵车出来,出来后,把门锁上了。居然记不得里面还有人。     说起这事,大家无不笑翻。他真是太“迂”了,脑袋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他想的都是写作。这是作家的“迂”,一个公务员、生意人一般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他是八面玲珑的,即使会因为忙碌而出现差错,但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差错。一些作家艺术家出的差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了。因为他不属于世俗的,甚至不属于这个星球的。     当然他毕竟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毕竟为生活所迫,生活的逼迫是很具体的逼迫。有时他也想拿文章去换钱了,他也开始写走市场的小说。但是他仍然坚持不能丢文学。文学跟市场,绝对是矛盾的。还在我“坐家”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没有工作,曾经一个文学期刊改版,要走市场,找上我,要聘我当副主编,条件是“文学与市场都不能丢”,我一口回绝了。这是神仙才能做到的事。我还不如他那么“迂”,尚且不能,他哪里可能?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他甚至在构思的时候,就已经冲着某大奖的征文的奖金了,36万!好像这36万非他莫属。为什么偏会给你?因为我这东西文学性强啊!我相信这档次的征文,参与者基本会是阿猫阿狗,论文学性,他当然胜过一筹,但是人家这个奖,本来就不讲文学的。结果果然如我所预料。他大为愤慨,那些东西能获奖?印象中这种事不仅一次。他把所有写作当作文学写作了,他把文学性当作不可丢弃的绝对原则。即使走市场,也走得迂。     好在他那本小说久经折腾,终于出版了。这是他出版的唯一的书,他至今已经60多岁。他以为是他胜利了,接着又写第二部,但是再也没有人要。他说没人要没关系,他也不给他们,他们看不上,说明他们不行,他要把它藏进抽屉,后世出版。这是更不靠谱的。如果说过去还有《红楼梦》乃至“文革”中的《归来》的手抄本流传,还有2、30年代被遮蔽的文学的被“钩沉”,将来是不可能有了。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是没有人去关心一个人的自沉的,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也不支持自绝于时代的人。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要冒头,为什么作家们,作品就是被删得面目全非,也要出来,为什么他们宁可生产垃圾,也要混个名字常现。     而且,似乎上帝也不支持这样的他这样的人。他的世界越来越小,虽然他博览群书,但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是,世界已不全在书上,知识已不全在书上。他越来越边缘,要命的是他也越来越无知,以至于我和他过去的许多朋友,许多欣赏崇敬他的人,无法跟他对话了,甚至怀疑他是否患了老年痴呆。其实这种事情过去年代就已经有了,比如作家路翎,年轻时才华横溢,被送进了监狱,剥夺了写作权利,到重新让他写时,已经老年。他努力写,但是据编他稿子的编辑回忆,文字惨不忍睹。我说过,一个人最大可怕的是被否定得无话可说,你确实就是差!我的这个作家朋友也被毁了。     既能坚守边缘,又能不被时代淘汰的,大概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做到,因为其貌似处于高远,但实际上是处在人们心中。那些所谓的隐士,其实都有这个前提,包括被许多人、也被他崇敬的作家史铁生,他首先是个名人,一个被惦记的人,然后他的“隐”才被惦记。相反的例子是另一个作家王小波,生前他不是名人,所以“隐”就“隐”了,死了也没人知道。好在后来杰出的推手运作,他的才华展现于世。而我的这个朋友,不可能有这样的推手,所以只能被历史堙灭。     现在,有人读我的东西,没有人读他的;我设想,许多年后,有人读郭敬明的,没有人读我的;我还设想,许多年后有人读周立波,不是作家周立波,而是“丑角”周立波,把那些他从网络上抄来的段子当作他的作品,没有人读郭敬明的;我还设想,许多年后人们也不知道这个周立波了……历史是没有良知的,历史喜欢逆淘汰。     至于被淘汰者,只能安身立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命运这东西,不能选择,只能安命,或者索性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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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中国速度_

前一阵,中国生产的避孕套,被认为尺寸太小,被南非起诉。我写了《中国尺寸》反思中国的虚假强大,但很多人就盯着“中国人的尺寸”问题,令我啼笑皆非。他们甚至因此成了现实的辩护者。但是中国的虚假繁荣仍然存在,就好像满大街的广告:“我能!”这不,中国在速度上又“能”出了问题。     刚得到消息,上海地铁10号线发生了事故。车上乘客介绍,列车开到豫园路时说是出了故障,稍停一下,大概十几分钟,就莫名的开起来了。于是,刚开了几秒,就听到急刹车,追尾撞上了。 应该说,10号线是“又”发生了事故。单是上海地铁,就已经事故频发,甚至在2009年12月22日,1号线一天内就连发4起事故。更不要说全国铁路了,“快速”成了铁道的广告语,于是越快越好,直到快快把乘客送进医院,送进火葬场。刚过去不久的“甬温大事故”就是一个例子。     我曾经坐过上海地铁,感觉上海是中国唯一的最有现代气息的城市,上海的地铁,让我想起日本的地铁。在日本坐地铁是安心的,它能在预定的时间内把客人送到要去的地方,一些推理电影,甚至用地铁到站的时间推断犯罪嫌疑人的准确行踪,其精确率到了秒的程度。当然日本铁路也会出事故,比较近的例子就是今年5月27日,一辆运行在北海道占冠村的特快列车,在隧道内发生故障,随后发生火灾,造成36人受伤,6节列车几乎全被烧毁。对这一事件,北海道铁道公司社长中岛尚俊不停地道歉。按说,到了这一步,应该可以静待尘埃落定了。但是他却留下了遗言,自杀谢罪了。相比之下,我们的“甬温大事故”,至今没有个让人信服的解释,更不要期求有人自杀了。     都说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其实中国也属于“耻感文化圈”,都讲“耻”。但是人家是“有耻”,我们却是“无耻”。虽然日本在对待他国上可能“无耻”,但是对本国,却绝对“有耻”。而我们却是也“无耻”,甚至更“无耻”。这也许正是关键所在,因为“有耻”,所以有负责心,所以就不敢掉以轻心,所以速度才是真正的速度。因为“无耻”,所以可以不被追究责任,可以推诿,“文革”那么大的灾难,都没有人承担责任,何况只是提提速的“大跃进”?更何况只是列车提速?何况这列车,具有中国“飞速”发展的象征呢?它给中国的“头脸”们贴金,至于“屁民”们如何,无伤大局。所以好大喜功不妨。     但是,器官的好大喜功,只是在私处,出了问题,也只在私处,也只是个人问题,失败了,也只是你自作自受;但是列车事故,是在明处,是关系到千千万万的生命,而且是没理由为你献祭的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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