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的学生。跟其他学生不同,他是经过两次高考的。是考上了两次。第一次,他考上了一所挺好的大学,因为是理工科,读了两年,觉得不喜欢,他喜欢文学,退学了。我听到他这事迹,颇不可思议,至少为他捏一把汗,要是再考,考不上呢?好在他又考上了,上了我所供职的这所大学文学院,理想与现实终于统一了。
但这些是我后来知道的。上他年级课时,我只知道有个学生,身材高大,课间和课后总是要到我的讲台前。他站在我对面,手臂大张,撑在讲台的那一面。他的头微仰着,眼睛总习惯性地睨视着。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谦卑,俨然不是来讨教的,他喜欢说“聊聊”。确实是聊,古今中外,无所不聊,但都跟文学或人文学科有关,基本没聊生活琐碎、人情世故,不像有些学生,关心俗事甚于关心学业。
他叫我“希我兄”,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这样称呼其他老师。他曾在我面前称呼一个老师,在那老师的姓前加个“小”,虽然我对怎么称呼我无所谓,但听到他称呼别的老师,还是觉得不顺耳,就纠正他。但好像他并没有改过来。
从他聊中,我知道他找过不少老师聊,从老师们那里也证实了这点。课间或课后到讲台上聊,并非只是出现在我眼前的风景。老师中有欣赏他的,也有觉得他太狂的,甚至觉得他可笑,或者烦。他否定许多学术现象,质疑现有的知识,有的十分有见地,远远超出了现在学生的普遍水平。当然有的,即便我这个脑瓜长着“反骨”的人,也未必赞同。我考上博士时,我的导师第一次给我上课,就正告我:从今往后,说话要有根据,不能自说自话,要储备学术资源。当然我到最后也没能做得很好,也因此吧,也比较能接受他的“狂”。至少,他是有思考的,有问题意识。现在有问题意识的学生实在不多,会考试的多,会提问题的少。可能是对所学的本来就没兴趣,读什么,只是出于就业前景,本来就只将读书作为“敲门砖”;也问不出来,因为压根儿没有思考过,脑袋空空。我们这体制就培养这样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只要乖乖的,就能一路顺畅地爬上来。他们的脑袋就像出租屋,随时可以租人,随时可以清空,永远住的不是自己。
我总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太乖了,年轻人本就应该狂,狂妄比未老先衰好多了。但我这么说时也很犹豫,据说他会在课堂上站起来跟老师顶牛,我问自己,如果发生在我的课上,我是否还会欣赏他?我不能肯定。对人性,我的估计是很低的,包括我自己。
即便是他不当众让我难堪,而是私下里跟我交流,我是否就愿意?我是否不会觉得被冒犯?所谓师生平等,教学相长,历来只是理想。
历来,学术都不可能是纯学术。
即便我愿意交流,但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大家都很忙。我甚至还没有别的老师有耐心。所以,所谓期待有问题意识的学生,也许不过是“叶公好龙”。
狂是很伤人的,伤别人更伤自己。我自己当年就很狂,于是一路跌得头破血流。作为长辈,我也真不愿意他遭受我的折磨。所以我也努力向他做世俗的劝戒,像当年孙绍振老师对我的那样。当年,狂飙的孙老师是我的楷模,至于我之狂野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也许孙老师意识到不妙了,开始转换角色,劝戒我。现在想来,当时孙老师真是煞费苦心了,现在也轮到我了。
他曾告诉我,他觉得拜伦《唐•璜》目前通行的查良铮译本,缺陷很多,他想重译。他说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而且很快的,他真的着手重译了。这可是极大的挑战,他的能力怎样?即便他能胜任,查良铮可是名家,那译本,还被同样是名家的王佐良赞为最好的译本。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与真理无关。我曾经也是“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但是后来不得不承认,老虎还是老虎,这就是真理;我曾经信仰“巴尔扎克的手杖”,上面刻着:“我能摧毁任何障碍!”现在我相信“卡夫卡的手杖”,“任何障碍能摧毁我!”也许是从那时候起,我确切预感到他必须经历坎坷了。
大四时,他告诉我要考研。我觉得妥,这是他最好的出路。但是他考研失败了。我们的考试机制,某种程度上是“逆淘汰”机制。有时候我想,可惜硕士招考上导师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能,我就收他,我相信他比许多考上了的学生都适合读研。有时候我也奇怪,说他不适应我们的考试机制,那他当初怎么两次高考俱有斩获?难道是因为后来亲近了文学?
现在,他准备出国读研,读的仍然是文学。我为他写了推荐信,义不容辞。但是我也不禁犹疑:出去后又会怎样?一是语言,虽然他对自己的英语颇有信心,但是读的可是文学,不是理科工科,对语言的要求可不是能用即可;二,读出来了,干什么?也许我俗了,他说不考虑这问题,当然他的家庭背景也可以让他不考虑这些,这是他的幸运。第三,也是我最犹疑的,难道西方人就能够接纳他狂?阳光之下,没有稀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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