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一个澳大利亚人，汉语讲得比我还好，字正腔圆，让我怀疑这电话是别人代他打的。作为中国作家，我接触过的“老外”很多会中文，但是普遍带着口音。面对面说话还可以，但打电话，没有了表情和动作的参照，就麻烦了。所以我小说的法文翻译从巴黎给我打电话，就让他的中国学生代打。这是明智的。
马丁是我接触过的“老外”里汉语最好的。不仅说得好，把汉语翻译成英文也翻译得好。我这么说，一定有人撇嘴：你又不懂英文。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王淩告诉我的，那年我在香港外国记者会（FCC）上演讲，马丁当翻译。王淩教的专业就是翻译，应该属于专业评价。
马丁翻译中文作品，从古代的李渔，到当代的慕容雪村。翻译得好，首先因为他认真。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人都认真的，回报少，影响力低，无法苛求人家。这些年中国政府采取了给予补贴的办法，但仍然收益微薄（当然其中还有不喜欢的因素，中国官方推荐的东西，本来人家就没什么兴趣，读者更不会有兴趣）。但是马丁却十分认真。跟他聊，他常会聊起翻译的事，让我想起那些翻译外国作品的中国名译家的故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知道，在翻译上，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属于根本的困境，他也尝试各种解决的办法。当然这也取决于他对两方文化的了解，知道怎样打通。还有对中国现代社会乃至政治的兴趣，几乎所有的当代对汉学有兴趣的外国人，都首先因为对中国当代社会乃至政治有兴趣，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中国与其是文化大国，勿宁只是政治大国。他们跟我不同，他们不是无可奈何陷在其中，他们是自己愿意走近的，因为这里有吸引他们的东西。
当然，在马丁这里，还有更切身的原因。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曾经是共产党，在他的祖国，被秘密警察长期监视。他手上有一些他父母被监控的资料。
热衷于中国文学翻译的马丁，职业却是经商。他有一个公司，他平时要忙于各种公司事务，一旦闲下来，就搞文学。我一直觉得这种状况是最好的，有个稳定的、当然最好收入不错的谋生手段，从而搞文学，这样搞文学才纯粹。倒是那些把搞文学与谋生搅在一起的，最后可能哪边都做不好。搞文学本来就是不能当饭吃的，特别是在西方搞中国文学。我接触过一个耶鲁的汉学家，哪怕是这样的名校，他说，他的学生找工作都很难。我自己也进了高校，所以我很赞同马丁的状态。在我看来，他是在务实和务虚关系上处理比较好的人。一般来说，搞文学的比较散漫，做起事来让人信不过，所以我虽然跟他们同趣味，但是不跟他们一起做事；做事一定要踏踏实实，但是踏实的人又容易无趣。马丁是难得的两者兼得。他走路步伐很快，办事思路严谨，干净利落。但他浪漫起来，又让你不会想到他是管理着一个公司的人。这次去新加坡，他自始至终穿着花花绿绿的奇装异服，还戴着草帽。帽子戴到飞机上，宽大的帽沿老是碰着椅背，他就请求空姐把帽子放在前面的空座位上，并且强调不能扣着，要翻过来放。空姐没明白，我们都笑了。
他常会折腾一些趣事。在我看来，他是个精力极为充沛的人，这对我这样没有多少生活热情的人来说，有时候看着都会觉得累。他热情如火，对人也如此。比如这次到新加坡，拿到作家节的资料，才知道毕飞宇也来了。马丁也想见飞宇，飞宇获得“亚洲文学奖”时，获奖致辞就是马丁翻译的。但我跟飞宇虽然关系甚好，平时几乎不联系。我在福建，他在南京，都不是经常能去的地方。我不习惯于电话聊天，短信还可以，但他没手机，所以几乎不通信息。知道他来了，我问李敬泽有没有联系他的办法，敬泽建议发电子邮件试试。这也是馊主意，我们两个都不带电脑出门，我的手机也不上网。就没办法了。不料晚上马丁给我电话，说联系到毕飞宇了，在某酒店大堂等我。我打车过去，在门口，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影子蹿到我的面前，一看，正是飞宇。他的后面，马丁满足地笑着。
没有马丁，我们可能只能在后来的各自节目现场见了。当然那样，聊天就几乎不可能了。所以马丁千方百计要联系上他。也许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他东西。他本来跟中国文学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联系，于是也没有奢望，既不企图靠之谋生，也不可能靠作协体制捞取职务和待遇，他完全是被自己的兴趣所驱使，他的喜欢，是纯粹的喜欢。
和马丁在一起，若不是看着对方的相貌，金发、碧眼、高鼻梁，我会忘记了他是一个“老外”。我们交流几乎没有障碍，某种意义上说，他很“中国”。跟中国人相处久了，与中国社会接触多了，就“中国”了。几乎所有跟中国相处久了的“老外”都会这样，中国真是容易让人入乡随俗。有一次，马丁到福州来看我，走前，我把他送到乘坐机场大巴的地方。那里停着不少出租车，跟机场大巴抢客源。见一个“老外”来，他们拥了上来。他不理睬，径自走向大巴。大巴售票员问他航班时间，他回答，那些跟上来的出租车司机就说来不及了，小车比大车快。他嗤之以鼻，对我道：“他们懂个屁啊！哼，想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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