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诗刊》联系到我，说要用我的《无论如何向诗人致敬》。这其实是我几年前的文章，当时写，真的是出于对诗人的崇敬。几乎整个中国都不读诗，而中国诗人们却仍然虔诚地写着。悲剧出英雄。当时我很相信诗人是属于民间的，而小说家则依附于体制，所以面对诗人，我有着道德的自卑感。想想，自己最初也是写诗的，但没能坚持下去，从写诗堕落成了写小说了。几乎所有写小说的都有写诗的情结，就好像几乎所有搞评论的都有搞创作的情结。
但《诗刊》向我要时，我已有另外的感觉，特别是那不久前看了某杂志的“国庆诗歌专辑”。对这种专辑，编辑是很头疼的。不做不行，做了，约稿又难。我自己也曾在某杂志干过，遇到过这种情况。找国内作家，推了，想到海外作家。货来了，合格得让我们瞠目结舌。这些身在海外的作家，竟然比国内作家都感情充沛，什么肉麻的话都敢说。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体制外的人也许比体制内的更没有底线。
回头讲这个“国庆诗歌专辑”，居然大多是“民间诗人”所写。那表现也很不错，我如果是主编，会松一口气。这其中就有我熟悉的这个朋友。他是个诗人，已经很难发表诗歌了。可以理解，毕竟这是发表的机会，那个刊物的级别又高。90年代以来，诗歌几乎被放逐出了体制文坛，不是不想体制，而是体制不得，只能民间。但这只是权宜，至多是“逼上梁山”，一有机会，便赶赶“招安”去。曾经在境外一个会上，我被问到中国民间写作，我回答：很可疑。中国是个世俗社会，体制的好处那么多，又没有宗教的撑持，要坚守，力量是很有限的。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其实他也并非绝对坚守于诗的。诗歌实在难发表，他也曾经转而写小说。记得那次跟他在网上说话，我说小说要具有“诗的精神”，他高兴地说：“所以诗人写小说有优势，语言好！”我不知多少次听诗人谈论语言，即便不是把好语言归结为优美，也是理解得很表层。很少人明白，好语言是具有力量的。我纠正他，我说的是“诗的精神”，他仍然扯别的。那一次，他信心十足地说他也要写小说。小说出来了，让我惊讶的是，诗人写小说，居然往往写得比小说家更像小说。诗情哪里去了？当然他们会指出那些精致的细部。但在整个小说的建筑中，这些只是局部镶。他那小说，给我感觉是在磨磨蹭蹭摸着华丽的裤腰带，亮不出真家伙来。由此我甚至想：写作，归根结底无所谓体裁的区别，只有有才气无才气的区分。有才气的，拿起任何体裁，都会做得精彩；没才气的，才斤斤计较于体裁。
那么什么是才气？才气就是锐气。那么锐气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不驯的精神。诗人，本来是最应该具备这种精神的，在这种精神上重组世界，阐释世界，根本上把握世界，这就是我理解的“诗的精神”。都说当今中国小说界不尽人意，其实诗界也不尽人意。诗多，好的少，看那些诗歌，好像总是顶不到子宫口。当然，诗人们似乎生活态度上很不驯，喝酒、搞女人、打架、脱裤子，但如果没有在终极上不驯，即突破到体制，那么生活态度上再不驯，也只是花技巧。而且还很容易变成另一种驯服，就是流氓、厚黑。
细想想，这些年来，我这诗人朋友除了码长短句外，最热衷的是搞诗歌活动，推销诗歌。当然推销并没错，写作的意义之一就是传播，甚至我认为“炒作”都不应该是贬义词。只是不能因为推销而上了“贼船”。他恰是喜欢上官方的“贼船”。官方有个号召，他就用诗歌给予响应。政府讲“和谐社会”，他就跟政府联合搞个“和谐XX（他所在城市的名字）”，一方面搭政府的船，增强影响，一方面也弄点经费花花。当然我并不是说，用官方的资源就是上“贼船”，政府本来就是要为民所用；政府的钱也不是贼钱，很多人一说到政府的钱，就认为是政府的，谬也！是纳税人的钱。问题在于用来做什么？鲁迅用北洋政府的经费活着，然后骂政府，并不卑劣，反而正当。
但我这诗人朋友，却是觉得是偷来政府的钱，为诗所用。他贼眉贼眼说：“不用白不用。”也因此吧，他对一个关心诗歌的官员的态度竭尽阿谀。这个官员曾经是“诗青”，后来觉得写得没戏，从政去了，但还做诗梦，所以特别照顾诗歌活动，拨款，提供方便。活动他也常来，我这诗人朋友呢，就诚惶诚恐叫他职务名称，让他坐中间，每次不忘让其讲话做指示。
这个官员是“仕而优则诗”，还有“诗而优则仕”的。在中国，只要写诗的大概都知道，有个写诗的当了省级官员，他仍然为诗歌做事，利用其资源，举办全国性诗歌节。他因此很受诗人们感恩。人当然要感恩，但不能感官恩；官无恩可感，倒应该官感恩民众。为什么诗人们会感恩之？无非是吃了、喝了、住了、用了人家。他也是很感恩的，其中当然有私欲的原因，但也确实有崇敬的成份。文学没有标准，诗歌更没有标准，所以诗人间争得更是厉害。我感受到，这官员诗人在他心目中，确实已经是中国最优秀诗人之一了。我提醒他，那是官。他说：“我并没把他当做官，只是把他当是诗人！”
“只是”，“就是”，他喜欢这么说。我发现，我们的很多诗人，虽然能写出婀娜多姿的诗句，发出美妙动人的韵律，但思维却像理科生一样单一。当然，诗人如赤子，也很可爱。但在俗事上，他们的脑子却并不简单。曾经有人发现一个奇怪现象：诗人经商往往比小说家成功，岂止，从政似乎亦然。按理，诗人更不食人间烟火。从这里似乎能得到答案。一个被放逐的族类，是不会拘泥于套路的（我的新长篇《移民》写的就是这种情况，我自己就曾经被放逐，太了解了），反而小说家，体制内小说家更是，套路太单一。家鸡不如野鸡有活力。
言归正传。我认为一个写作者一旦当官，他就自动从写作出局了。写作是有洁癖的。这是没有办法的，鱼和熊掌。“官”“商”不允许集一身，“官”“文”也不允许。在中国的体制下，有些确实优秀的写作者进入了官僚队伍，我很为他惋惜，但那是人家的选择，我只能预祝他在政坛做个优秀的官，那样，也不妨碍我尊敬他。
我们几次争论这问题。争论往往会越争论越纯粹化了，到了纯粹的程度，他也承认，从道理上说，你是对的，但是太理想化，不合时宜。但作为诗人，不谈理想，跟现状那么适合，还是诗人吗？
其实，他也有不合时宜的时候。汶川大地震，当时他参加了某作协组织的一个队伍，去灾区。当时我想劝他不要参加，要去，就像韩寒那样自己去。但我知道他不会听，对官方的事，他是喜欢掺和的，那是抛头露脸的好机会，何况还是以诗人的身份呢？出征仪式上，他还作为代表，朗诵了他的诗。去了，回来，问他感想，只是骂娘。原来人家只是去作秀。但在那种环境中，他不能容忍作秀。但整个行程如此设计，你能得罪人家吗？最终他还是迁就了。
让我写这篇文章的，是关于抄写《讲话》。他并没有被邀请，当然，人家不熟他。但不知怎么传到他耳里了，他有些沮丧，俨然人家没有喊他“阿Q，同去，同去！”那段时间，老听他说哪个诗人哪个诗人怎样怎样，他们的诗歌哪里会好？其中包括他很认可的那个官员诗人。后来才知道，那些人都是被邀请抄的。后来，抄《讲话》这事被大家从政治方面来解读，他也被大家笑。但是他坚持说，这只是关于文艺，无关政治。“只是”，他又用了这句式。
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他认为自己是“酒肉穿肠过”，到了不理政治的境界。但是在政治中国，这无疑是自欺欺人，或者是妥协的借口。上世纪80年代起，很多写作者就声称要超越政治，我也信了好一阵，最后发现，根本不可能。他常举一些西方诗人为例，他们的作品不关政治，但他们仍然很优秀，甚至更优秀。是的，不关政治，当然更优秀；优秀的作品，是从政治的尸体上跨过去的。但是，当政治不死，它妨碍着你，你就只能通过与之战斗来证明优秀。中国不是西方国家，在中国，没有文学，没有学术，没有商业，没有娱乐，没有色情，只有政治。在当今中国，政治是关系到生存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不可能有自由。这是很无奈的，我承认，我也很无奈，尽管我多么热爱艺术。也许我们的写作将一事无成，但是我们绕不过去。借用泰奥多•阿多诺的句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如此操蛋的中国，回避政治的写作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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