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诚信是“盯”出来的

政府的诚信是“盯”出来的

作者：菁菁远山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5 22: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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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必诺、有诺必践、不践必究”，这是诚信的本质要求。如果要建设一个诚信的党和政府，如果不能做到这十二个字，很难说它还与诚信有什么关系，倒是让人们看出“口号治国”的路数。事实上，“口号”能够治国，但却不能安邦，但这种治国终归是依赖于谎言和暴力，口号不过是在充当“维稳”的角色，这种刚性的稳定迟早会在难以承受的社会重压后变成一盘散沙。口号不过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实现它应该诉诸一个靠谱的制度，否则口号不仅是口号，它还有“遮羞布”的功用。

　　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讲话时强调：公信力是公权力的基础，要以党和政府的诚信引领社会的价值取向，创造诚实守信受尊敬不吃亏、欺骗失信受惩处遭唾弃的法律条件和舆论环境，为诚信的价值取向做扎扎实实的制度性基础工作。这种认识是切中时弊的，也为我们解决目前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但对于如何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俞书记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但党和政府的诚信是“盯”出来的，如果一个政府和组织盛气凌人不容置喙，它不仅会失信于民，而且会成为罪恶的渊薮，这是如何都建设不成诚信政府的。因此，威权体制只能用一个诚信掩盖一万个不诚信的社会，而这一个也不过是为了证明“诚信”而抛出的“烟幕弹”而已。

　　由最近发生的一起矿难，我们可以认识到诚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11月10日，发生了“云南省师宗县私庄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目前已经造成30多人遇难，另有9人被困井下。按国家安监总局2010年11月15日施行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规定，矿山企业是落实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责任主体，必须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1名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规定表示，如果没有领导带班下井，从业人员有权拒绝下井作业。据《潇湘晨报》报道：13日，曲靖市政府秘书长、私庄煤矿“11·10”矿难新闻发言人李建军说：“有关‘事发后，矿领导戚谷明才匆忙下井，并伪装井下逃生假象’的情况，公安机关现已查明，私庄煤矿副矿长戚谷明事发当天确实没有下井，而是把脸抹黑，伪造下井假象，事故发生后向救援指挥部说了假话，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

　　这个事件让我们见识到了这样一个规律，权势者的“诚信”在其绝对权力的范围内是无法建立的，因为它本身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谁都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工人们如果动真，就是和自己的“饭碗”过不去，这种“找死”的事情只有傻子才会去干。由此看来，“必须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一名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的规定近乎荒唐，因为它的保障措施——“如果没有领导带班下井，从业人员有权拒绝下井作业”无法实现。这种制度看似严密，却没有考虑到监督的有效性。而在其内部而言，由于矿长们已经成为“拒绝下井”的利益共同体，权力也不存在有效的制衡，而是演变为相互“勾结”。如此看来，这样一个规定仅在事后问责上有作用，而这种作用还要依靠矿长们“互掐”和有关担责部门用来减轻责任。

　　俞正声认为，“从执政角度看，公信力是公权力的基础”，这本来就是政治常识，但他提出“为诚信的价值取向做扎扎实实的制度性基础工作”则是引人深思的。窃以为，这种制度性的基础就是民主法治，如果离开了价值取向的实现方式，这和骗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骗子只能骗你于一时，则不可能永世，尽管民众的反应很滞后，可他们想得到的没有得到，还是会起来造反的。

　　党和政府的诚信终归是由官僚体制实现的，每一个官员就应该是党和政府诚信的塑造者。如果我们党和政府的官员不对人民负责，只是对他的上级负责，他的诚信不过是“黑社会性质”的诚信，与歃血盟誓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忠诚是远离人民的，是一种为了分赃而走到一起的盗贼，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无一例外的都是黑心肠，这种诚信与人民无关，绝大多数是为了“狗粮”而来。他们的主人不过是为了让他们看家护院，主人的好狗是人民的恶狗。

　　谈及诚信，我们的党和政府其实已经亏欠了太多。仅举一例;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对路透社记者这样描绘了中国的未来：“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代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其实，正是他对中国未来的策划，才让无数的中国人不惜牺牲生命来反抗政府，以求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最后的结果却恰好相反，毛伟人将极权专制演绎的比任何一个皇帝都“与时俱进”，令“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中国人到现在还睡在他的梦乡中。孔庆东就抓住了中国人的这个弱点，他到处卖丑居然有了市场，已至他的“三妈的”也能得到众多的粉丝，这只能证明我们已经习惯了专制极权下的奴隶生活，已至到了欲做奴隶而不能的地步。当然，这一前提是国家对体制的垄断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做狗是一种生活习惯，与价值取向南辕北辙，因为价值取向终归是未来的东西，吃饭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现实与未来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现实是未来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多少人想放弃现实而为未来呼号。但这种人尽管少之又少，毕竟还是存在的，甚至在高居庙堂的人中也大有人在。其实，对温总的家国情怀，我有时感动的想哭，他十余次力撑政改，其情着实让人忘怀。但批评的声音有时居然来自草野，而且他们就是坚定的改革者，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有些人倒是把总理这个职位特别看重了，以为总理就能够“天王盖地虎”一手遮天，殊不知中国的政治有多么复杂，在一个总书记都能被普通党员拿下的国度，他老人家能表明一种态度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法学专家江平说：“现行社会体制下的中国，从国家整体上看，没有任何出自国家的力量可以阻止国家‘元首’做任何事，从局部上看，没有任何地方力量可以阻止地方一把手做任何事，从微观上看，没有任何出自政府部门的力量可阻止该部门一把手做任何事，所以，在中国发生任何事都不奇怪，这是当今中国的最大隐患。”江老师是从法制的角度下对中国社会进行的评价，这种说法与中国的现实是重合的。当然，我举的矿难的例子也是为了说明中国的权力状态，不改变这种状态，党和政府的诚信就无法实现，因为党和政府的诚信是不会凭空产生的，它是公民“盯”出来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内部的制衡。

　　温总的家国情怀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和感动，我对他转述的普希金的名诗莫名兴奋，这也表达了他的心迹。在此，将之做为我文章的结尾，倒觉得有点狗尾续貂了。他不久前在俄罗斯参观了诗人普希金的母校皇村中学旧址，即兴朗颂了普希金的《纪念碑》：“我相信我长久会为人们所尊敬，因为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藉。”

　　温总的心路历程，也许不是我等能通悉的，但做为中国的总理，我相信他的声音不是空穴来风。我相信，温总的执着，总有很多人被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