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香港, 政治, 区议会选举, 泛民, 铁票, 建制派, 地区工作, 本区排外主义, NIMBY, 公屋, 被迫迁户, 政治取态, 主流民意, 蛇斋饼粽, 成功争取, 道德主义, 街坊工友服务处,
文:许宝强
区会选举后,对“泛民”失败的反思,主要包括“铁票抹黑”论、“地区工作”不足论和“主流民意”右转论。三种不同的分析和判断,指向的是三种差异的文化效果和政治出路。强调“铁票”或“抹黑”的作用,除了想解除“泛民”自身的责任外,也可能产生独善其身的无力感;泛泛地承认“地区工作”的不足,除了提高一些被认为是“琐碎”的事务工作的重要性外,也可能重复全港(政治)vs社区(民生) 的刻板简化对立思维;侧重于“主流民意”的右转,除了催生一种对右翼民粹政治的追求外,也可能巩固了甚么是“主流民意”的单一想象。这三种观点,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却过于一般化,未能有助更具体和仔细的分析。
三种解释的局限
铁票抹黑论:“建制派”资源丰富,透过日常的组织和福利,再加上选举时的庞大动员能力和旅游车的配合,比“泛民”拥更多的“铁票”,自然并不出奇。因此,全然否认“铁票”的存在和威力,并不中肯。不过,要维特这样一个“铁票”系统,成本不菲,而且越扩大成本就越高,因此无论“建制派”资源怎样丰富,也只能保证一定数量的“铁票”,难以确保每次选举都能大胜。另一方面,如果“抹黑”指的是夸大或虚构出选举对手的缺失,这原是所有选举中常见的策略,因此也无助我们理解为何这策略在是次选举中特别有效。因此,“铁票抹黑”论,至多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解释“泛民”为何在某些选区败落。
地区工作不足论:把选情不利归咎于“地区工作”不足,自然不致全无道理,但空泛地谈“地区工作”,却仍无助“泛民”校正未来的政治走向。“地区工作”是甚么?要能吸引拥有不同诉求的选民支持,“地区工作”不可能是单一的“蛇斋饼粽”等派糖恩惠,也不可能完全等同协助居民捉鼠通渠送饭、更换名牌手袋,亦不止于“强烈要求、成功争取”地区小型基建或交通设施,而是蕴含能解决居民各类日常生活难题的工作,当中往往同时涉及“民生”与“政治”、全港与地区、日常事务与价值信念,包括一些像美孚居民反屏风楼或协助葵青区公屋被迫迁户等与宏观的房屋政策相关的议题,或超市加价、领汇加租等涉及通胀和地产霸权的社会经济问题,以至决定骨灰龛地点等本区排外主义(not in my backyard) 价值观的问题,甚至触及保护海港或郊野公园等自然生态诉求。换句话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面对不同诉求的选民,“地区工作”的含义都有差异,不一定只是琐碎的少恩少惠或物质利益,也可以包含大是大非的原则价值,例如公屋被迫迁户对居住权和尊严的追求,尽管这些诉求很多是不能全在区议会权力范围内解决,但认真地协助居民提出和面对这些问题,显而也是一种与区选有关的“地区工作”。
主流民意右转论:认为“主流民意”右转有助“建制派”选情的论据,主要引用受“外佣争居港权”和“港珠澳环评”困扰的公民党失败个案为例,宣称选民以右倾的投票取态,表达他们对公民党的不满。自然,保守自身利益,甚至不惜排外,在近年的香港应该算是一种“主流民意”。然而,“主流民意”并非只有一种:各类政治民调显示的“主流民意”,最突出的是对政府不满的不断增长;最低工资的成功立法、反地产霸权和环保意识的兴起,恐怕亦反映社会转型中几种不必然与右翼政治接轨的“主流民意”。况且,更大的“主流民意”,恐怕并非反映于影响了选战结果、投向“建制派”的新增选民的投票行为(他们只占全体投票选民的几个百分点,当中大部分是年长的选民,见纪晓风〈过去四年中老年选民暴升〉,《信报》2011年11月8日) ,而是投了票的旧选民和没有投票的“沉默”大多数。应如何理解这些人的“主流民意”?他们真的“右转”了吗?还只是一如既往?是变得犬儒冷漠?又或只是不重视或不信任区议会的运作?不同的分析和判断,自然导出不同的政治取态和工作方向。
文化效果和政治取态
上述的三种分析,各自衍生了不同的政治判断与文化效果。过份强调“铁票抹黑”,很容易中止泛民自身的反思,也容易孕育命定犬儒的心态:不过,完全不认“铁票抹黑”的存在,亦恐沦为给“建制派”涂脂补粉。
过于侧重“地区工作”,尤其当中的“蛇斋饼粽”、“捉鼠通渠”、“更换手袋”、“强烈要求”、“成功争取”等狭义或非政治的面向,不仅会失去一些重视基本价值和原则或需要其他类型的“地区工作”的选民的支特,更同时会进一步矮化区议会的职能,使愿意投票的选民变得更为单一;然而,完全拒绝“地区工作”,显然与现有的区议会运作脱节。
把焦点集中于主流民意的右倾,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政治倾向:把坚持原则的政治力量,矮化为脱离(民意右倾)“现实”的“道德主义”,强化别无其他选择的认命心态,迷信只能顺应“右倾了”的“主流民意”,才会取得成功,壮大“泛民”。问题是,如果“主流民意”并非只有一种右翼排外的倾向,参与“排外合唱”是否唯一的出路?更重要的是,倘若“成功”只能透过排外的民粹获得,那么“壮大”了之后的“泛民”,还代表有意义的民主吗?还只是彰显了右翼民粹的泛滥?缺乏清晰明确的民主愿景和相关的价值原则,只谈选举策略与权术,尽管可能在特定的脉络下争取到更多的选票、席位和政经资源,但如果忘掉了最终要争取的目标、价值和原则,这些多出的选票、席位和政经资源,是“成功”的指标?还是民主价值消失的印记?
迫迁公屋“宽敞户”的启示
当区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一些公屋居民因亲人离去而面对被迫迁离老家的困境。这些被官方称为“宽敞户”的公屋居民,他们应否搬离原居的议题,涉及公共资源应如何分配的公平价值,也涉及有尊严地居住的人权问题。倘若在自己选区内,正好碰上在这议题下拥有不同诉求的选民,包括被迫迁的“宽敞户”、在公屋轮候册上等候的居民、居于比“宽敞户”面积还少的私楼住户,自称为“泛民”的政党,应根据甚么准则来处理这类议题?
在今次区选中比民建联的当选率和选区平均得票率还高的街坊工友服务处,在为“宽敞户”争取有尊严的居住环境的同时,也保持了选区内大部分选民的信任,没有受挫于右转了的所谓“主流民意”,这恐怕能够说明点问题。
结语
在政治角力中想保存或壮大自身的力量,自然无可厚非,而在不失原则下,更应尽力而为。然而,如果我们对民主、自由、公义、平等、人权和尊严等价值和原则并不全然犬儒冷漠,那么,更值得“泛民”关心和重视的问题,应该是:保存或壮大自身的政治力量,是为了达致甚么?更重要的是,保存或壮大了的自身,究竟变成了甚么?
(原题:铁票抹黑、地区工作与主流民意——从公屋被迫迁户反思区选后的香港政治前路,刊於2011年11月13日《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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