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欣闻广东言论解禁，我赶紧联系几位熟悉的编辑，问我被禁的名字是否可以在此地报纸上重见天日。都说不可，你别当真。还有编辑说，感觉更紧了。
一道分明是放开言论的命令，为什么让编辑压力更大？我所在的杂志，约请熟悉内情的人来解答，作者附言更证实了这点：要立即删除底稿，而且勿寄稿费，以免留下蛛丝马迹。这种内部的恐怖气氛，和外界所欢呼的言论突破，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
其实不难理解。只要媒体人的工作还处于领导和宣传部门的命令之下，不管这个命令是禁止异地监督还是加强本地监督，其本质还是俯首听命，多一道命令就多一道负担。
对于赏赐的自由，过去跪谢“皇恩浩荡”，现在首肯“总算进步”。我当然知道，要求监督和禁止监督相比较，前者只能算作“进步”。不过从延安时期开始，到大鸣大放，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到四川地震和北京奥运，在中共的言论管制历史上，这样的“进步”我们已经领教过多次。每一次都是
真的给了些自由，但是要倒退更多也易如反掌。
就在近些年里，我印象深刻的“进步”，就有汪洋赴广东上任伊始提倡的思想解放。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还要重新开始“言论突破”？还有仇和刚到昆明的时候，要求新闻媒体做领导的“保健医生”，不知道这些年昆明领导的病体好转了没有？至少我没有听说昆明的媒体比别处拥有更多的自由。对了，还有李鸿忠，坐镇深圳和湖北的时候，都大谈特谈舆论监督的重要，后来却在全国“两会”上亲自夺抢女记者的录音笔。
真正的言论自由是什么？对于媒体来说，那就是政府少管，领导不管，而且想管也管不了。媒体有独立的判断力和发表权，可以在领导要求监督的时候不搞监督，在领导要求不监督的时候大搞监督。尤其重要的是，媒体最要监督的人，并不是最高领导的下属官员，而是最高领导本人。
我并不否认有真正想要推动媒体开放的领导人，言论自由的历史上也有大量政要赫赫在榜。关键是要怎样做才有效，才算数。首先应该解禁的，是这个推动的行动本身。不是一次秘密的内部讲话，不是宣传部门发的一纸通知，不是媒体圈内的兴奋传言，也不是对宫廷政治的揣测和分析，而是公开地推动制度性的变化。
无论是台湾、前苏联和东欧的言论解禁，还是最近的缅甸变局，都是要么签署了法令，撤销了新闻审查部门，要么放开了对外国媒体和网站的屏蔽，释放所有因言获罪的人。广东或者中国至少要能做到其中一点，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进步。
我忘不了几年前在美国伯克立大学访学时，小组中有一位来自缅甸的同行，年轻、俊美而又阳光。到项目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忧郁得让人不忍多看。原来他在缅甸写文章冒犯了军政府，逃到美国，正面临下一步何去何从。我问他回去会发生什么？他做了一个枪毙的手势。当时我庆幸自己生在中国，最多是丢掉工作而已。如今缅甸竟然解严了，这让那些总是宣称不慢慢来就会社会大乱的人情何以堪？
同时我想要说，在言论自由的道路上，没有自由即是禁锢，没有进步即是倒退，并不存在暧昧的中间状态；而且自由是一种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享受。这就是为什么香港和台湾也面临着“赤化”威胁。先哲有云，“只要还有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并非只是一句好听的口号。任何一个国家的媒体受压制，都是全人类的言论不自由。
发表于《阳光时务》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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