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校车之殇呼唤中国式顶层纠错

　　2011年11月21日，甘肃正宁县小博士幼儿园复课。在失去了21位幼童，一位老师，一位校车司机以后，生活的车轮再次缓缓启动。
 　　新的生活彰显出与以往许多不同：增加了新的校车以确保安全；心理辅导老师被派驻来安抚那些被伤害的心灵；幼儿园被收归官办，老师开始享受了正规教师待遇。而事件追责之迅速也让媒体公众一时无话可说：小博士幼儿园董事长被捕，正宁县教育局局长及正宁县分管副县长、正宁县交警队队长均被停职接受调查——如果民意更汹涌一些，更高位置的官员为此停职接受调查也不是没有可能。除此之外，该县还宣布停止2012年公车更新计划，将相应的预算资金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建200所幼儿园。种种举措，可谓应民意顺民情。可以想象，这几个步骤若一一落实，假如忘记11月16日的伤痕与痛苦，正宁县也许俨然就成为一个校车安全示范县、基础教育示范点……甚至，按照某种思维，这21个生命，推动了一方历史的进步。
 　　然而，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当校车惨剧击中了中国社会的痛点之后，当有关部门又一次及时感动了中国之后，甘肃正宁此次事故将是最后一次校车之殇了吗？
 　　从2010年到2011年11月中旬这一年多时间里，发生过而且通过媒体报道、为公共所知晓的校车事故就有二十余起，而其中几次严重事故，也曾掀起过整顿风浪。可这些当时“高度重视”、“绝不允许”的运动式治理，都未能阻止正宁校车惨剧的发生。面对如此冰冷的现实，公众又怎么会“恢复”信心？
 　　对当下的治理无信心，原因在于目前的治理，包括治理思路只是在逻辑链条的末端打转，而造就校车惨剧的深层逻辑没有改变。这个深层次逻辑，在我们看来，就是顶层设计规训民众生活：地方政府对上而非对下负责，在不合理支出结构难以修正造成财力实际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无意亦无力肩负公共社会责任之故；而公共社会发育不良，自治甚至自保更是无从谈起，监管政府更是妄谈。
 　　其实，将造成校车惨剧的逻辑链条一个个还原、追溯开来，就会发现，是一个个环节对错镶嵌，在某一角度某一时刻共同发力制造了最后的惨剧，这些环节，从大雾、超载、逆行到更为宏观层面的中国校车标准，基础教育设计等等等等，如果要追责，要纠正，就必须从每一个环节入手，特别是深层次环节入手，否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事故过后，有媒体呼吁从“顶层设计”角度涉及中国特色校车制度。这个呼吁自然有理。但正不能忘记，制造校车惨剧的，恰恰有顶层设计一环。正如媒体剖析，目前所发生校车事故中，大多发生在农村，这与更深层的教育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正是在此要求下，中国农村教育资源进行了重新布局调整。而其立竿见影的后果之一，就是成群结队的幼儿上学的距离大大增加。这种顶层设计，在具体国情之下，有其合理之处，了解下去也不难体会其发展中国基础教育之良苦用心。但是，这些合理的设计初衷，在现有社会运作规则之下，必然会被扭曲或者消减。这其中，对上不对下负责的权力运作逻辑，更决定了良善设计多要结出苦涩之果。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校车标准问题上：实际上，中国并非没有校车安全标准。2010年发布的国家《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明确规定校车运载学生人数不得超过核载人数、小学生校车每座必须配备安全带、安装“汽车黑匣子”，至少应设两个应急出口，等等。这一标准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准”。可是，这一标准悍然出台的结果，却是校车产业迅速萎缩，违规黑校车肆虐，灰色地带膨胀：在小博士幼儿园的校车惨剧发生后，全国各地紧急排查校车隐患后发现：采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各式机动车作为“黑校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量存在。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被管理的民众有自治的机会、能够在所谓的“顶层设计”中有份参加，校车标准乃至基础教育的发展，其合理性，其效率，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实际上，没有顶层纠错机制，即便如不少民众媒体所愿，实现校车纳入公车采购，由政府包揽责任，实际效果如何，也让人生疑。
 　　我们的现实是，民众没有渠道参与顶层设计、出了事故又只能看着有关部门在管理链条的末端打转，并不触及顶层纠错。此情此景，稍有常识，我们便能知道：未知的灾难，依然张着大口，在前方静静等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