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调解水事纠纷四万余起，每年八千余起。这是一个世界纪录。
中国国内水纠纷事件很多，平均每年八千余起，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层面，从村和村之间的水纠纷，一直到省与省之间的争水。比较著名的有河南、河北和山西之间的水纠纷，湖南与湖北之间的水纠纷，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间的水纠纷。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中式的行政管理体制，水纠纷往往依赖上一级行政机关来处理。如果上一级行政机关无法处理，就一级一级往上交，一直到中央政府。
据国家水利部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调解水事纠纷四万余起，每年八千余起。这也是一个世界纪录。最近几年以来，由于洪灾、旱灾出现更加频繁，水纠纷事件有增无减。过去水纠纷集中在水量上，最近几年由于污染引起的水纠纷事件增多，水质逐渐成为纠纷的焦点。如2011年9月15日发生的浙江海宁的群体事件，就是由于企业造成水污染引起的。由于担心水纠纷事件导致社会失稳，所以在2005年之后没有发布统计资料。但是中国确实进入了水纠纷的“战国年代”。
红旗渠的水纠纷
红旗渠的水纠纷涉及河南、河北和山西三省，持续时间也最长。红旗渠是一个引水工程，源头是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浊漳河，途经河北省，终点是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于1960年2月开工，1969年7月完成全部配套工程建设，历时约10年。红旗渠是依靠农民用最原始的工具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因此也被誉为＂新中国奇迹＂的工程，受到几代领导人特别重视和赞扬。
红旗渠是人工引水渠道，它的建设改变了浊漳河的自然河水流量，因而引发了河南、河北和山西三省就浊漳河水量分配的水纠纷。山西省要在浊漳河上建造水库，控制水源，河北省要求增加水量的分配额，河南省则要扩建红旗渠工程，增加引水量。水纠纷的矛盾激化。红旗渠总干渠于1990年7月6日凌晨4时被炸。8月22日凌晨4时28分红旗渠总干渠再次被炸，33米长的渠道被炸毁，渠水冲出渠道，袭击了林县盘阳村，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
湖南与湖北省的水纠纷和三峡工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省在洞庭湖区大规模围垸造田，造成洞庭湖的蓄洪能力大为减少。湖北省要求湖南省退耕还湖。湖南省则认为正因为湖北人当初围垦了云梦泽，才淹成了洞庭湖。如今洞庭湖是沧海变良田，如果将来洪水淹没了江北平原，也只是部分恢复了云梦泽。水利部长钱正英对湖南与湖北省水纠纷的处理意见是，修建三峡水库，取代洞庭湖失去的蓄洪功能。199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三峡工程，钱正英做关于三峡工程和洞庭湖关系的主题报告。
2011年春，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干旱，江西省水利厅的水利专家指出，三峡大坝的建成，造成清水下泄，长江干流河道被切深，水位下降，同时三峡大坝在枯水期蓄水，导致鄱阳湖自然蓄水能力受到破坏，几乎湖底朝天，加重了旱情。这样，湖南与湖北省的水纠纷如今演变成为三峡工程和下游地区的水纠纷。
从国内的水纠纷走向国际的水纠纷
过去中国的水利工程只在国内河流上进行，如淮河、海河、黄河、辽河、长江等。现在中国的水电工程从国内河流向国际河流发展，如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如今，水纠纷也冲出中国，走向世界。
2010年春澜沧江下游国家如泰国等抱怨中国在上游建设水库大坝，导致下泄流量减少，水位下降，船舶难以航行，渔业资源减少，威胁湄公河生态系统等。下游诸国居民和民间组织向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停止水库大坝工程建设。中国外交部官员解释说，在河流上建水库大坝，不会使河流自然流量减少。但是国际上的水利专家并不赞同中国官员的解释，因为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建设，水库蒸发损失造成下泄流量减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北京最主要水源永定河上建造了500多座水库，最终导致永定河的水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19亿立方米减少到今天的3亿立方米。张福增指出，中国水库蒸发损失量高达每年538亿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一年的生活用水总量。
前面所讲，山西省在浊漳河上建水库是红旗渠水纠纷的起端。三峡工程的枯水期蓄水、清水下泄，正是引起和下游地区水纠纷的原因。既然在国内河流上建水库大坝会引起水纠纷，那么在国际河流上建水库大坝必然也会引起水纠纷。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的水电开发计划，使得过去关系就紧张中国和印度关系更加复杂。
中国没有签署联合国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国内的水纠纷最终靠中央政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一句话来解决，但也有用炸药来解决的可能。那么国际水纠纷又靠什么来解决？有人说，靠国际法或者国际条约。中国政府没有签署联合国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亚洲国家之间没有为一条国际河流的使用签订过任何国际条约。不象欧洲国家，有几百个国际条约来约束莱茵河、多瑙河等国际河流的使用。Ｃｈｅｌｌａｎｙ指出，水纠纷可能是亚洲未来的新战场。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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