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言论中的“骂”
徐 贲
北大教授孔庆东微博上爆“三妈”粗口，令人想起了2007年一件相似的事情：一位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对批评他的一位教授发飙，连续发表10篇攻击性文章。攻击的言辞非常激烈，称自己要做回流氓。教授们粗口谩骂，引起社会公众侧面，认为有辱斯文。然而，就连本该斯斯文文的教授都能开口谩骂，这又在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公共言论出了什么非常严重的问题？
网上有消息说，有6成网民支持孔庆东，认为他骂人功夫了得，成为无数人的代言人，“作为中文系教授的孔庆东绝对是语言天才，能够将问题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骂’出来。成为孔庆东嘴下‘骂鬼’小至个人和组织，大至国家到帝国主义。……如此娴熟自如的操纵语言，能够骂得彻底、骂得淋漓尽致，骂出很多人的心声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细细看一下这种称赞的措辞，就不难发现用的都是正面意义的字眼，如“天才”、“娴熟自如”、“通俗易懂”、“彻底”、“淋漓尽致”。用这样的正面字眼去看待“骂”的行为，“骂”也就获得了正面的意义。在修辞上，这叫语义感染，也叫“有倾向用词”(spin)。
语言词汇本来就是带有各种感情色彩，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客观、中立的说法来指称“骂”这种行为。当我们把一种语言行为称为“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表明某种不赞成的态度了。为了避免有意无意地美化“骂”，我们应该特别留意自已是在用什么词汇在言说“骂”。
洛杉矶加大的心理学教授马拉姆斯（Neil
Malamuth）曾经提供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对同一个男子人群问了两次问题，第一次问的是，如果你强迫一个女子与你发生性行为，而无须负有任何责任的话，你会这么做吗？有一半人说会这么做。第二次问的是，如果你强奸一个女子而无需负有任何责任的话，你会这么做吗？只有15%的人说会这么做。其实莫拉姆斯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用不同的字在说同一件事而已，但在第二个问题里他用了“强奸”这个坏的字眼。
如果我们问，你同意一位教授用“下流话”对待别人吗？我很怀疑会有6成的人同意他这么做，而事实上，这位教授的“骂”其实就是下流话。下流话是所有“骂”中最有伤害性和杀伤力的，也是最“通俗易懂”的。下流话破坏的是普通人都应该有的言语禁忌。
人是有禁忌的动物，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有的禁忌给人带来“恐惧”（如亵渎神灵）,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羞耻”。 “羞耻”和“罪感”不同,
罪感与内心（“内疚”）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看见”)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见不得人，觉得丢脸)的东西或事情。性是给人带来羞耻的一种禁忌，而“骂娘”则又是从最为禁忌的一种性行为生发出来的，所以带“娘”的骂是最令人羞耻的一种谩骂。
带“娘”的和其他与性有关的骂已经代替革命暴力语言成为当今最有虐杀力的谩骂。与所有的谩骂一样，它使用的是一些感情色彩浓烈的词汇，这是所有谩骂的共同特点。“文革”时期的公共语言中充满了这类词汇，那些“坏词”构成了极具摧残性的语言暴力。这些“坏词”将人妖魔化，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砸烂狗头”、“臭老九”、“小爬虫”、“害人虫”、“走狗”、等等。这种明显的暴力语言如今已经淡出公共语言，应该说是一种政治进步。然而不幸的是，一种具有人类原始粗鲁的“生殖”和“排泄”式的谩骂，却成为当今的主流谩骂。
奥维尔在《政治与英语》中说，一个社会文明的衰败表现在“它的语言在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教授的不良影响。但是，“结果也可能成为原因，它强化了最初的原因，导致了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人们对孔庆东的谩骂觉得反感，应该是出于与奥维尔相同的对公共语言状态的担忧。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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