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 关于发展绿色产业和政府职能转换

在中国就业促进会“绿色就业”课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2011-10-20

发展绿色就业，首先需要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绿色产业，不是在一个政府部门业务范围以内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恐怕很多政策需要部门之间的协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那么，怎么来推进这种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发挥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这里有很多具体文章可做。
 　　但研究绿色就业这个课题，非常有必要，很有意义。中国其实在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就业方面潜力是非常大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中间的一些瓶颈问题，怎么来推动？我认为不见得都要靠政府投资，或者都靠国有企业来做。当然，政府的推动作用、政府的政策引导很重要，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起积极推动的作用，也很重要。但是，还要考虑政府怎样做、采取哪些政策、做哪些工作，才能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全社会的作用。并不是说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靠政府来投资，这个事就解决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要涉及现行政策的调整，甚至涉及到现行体制的改革问题。
 　　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垃圾分类的问题。现在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回收利用在技术上是可以解决的，经济效益是好的，社会效益也是好的；对于解决城市垃圾问题，对于环境保护，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是不是没做？其实也做了，街上都摆了垃圾筒，写了可回收、不可回收，但是实际上分不了。于是，我们就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素质太低，老百姓做不到垃圾分类，所以这个事没法解决。
 　　但是我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件事情首先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到位。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几年，在这件事上，我有切身的感受。城市垃圾的分类，首先是政府在这方面持续地、坚持不懈地、非常具体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怎么分类？旧报纸、塑料、金属、各种不同的垃圾怎么放，都有具体的解释。而且给你提供方便，把垃圾筒摆在你门口，非常明确地告诉你，旧报纸放在什么地方，玻璃瓶子放在什么地方，塑料放在什么地方；而且持续不断地宣传，告诉老百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使这些概念在社会上深入人心。
 　　没有这一系列的工作，光靠老百姓的自觉意识，希望靠老百姓自己主动就把这个事办了，不可能。光摆了两个垃圾筒，一个写可回收，一个写不可回收；随便问谁，什么叫可回收？什么叫不可回收？谁能给一个明确的定义？我反正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现有的技术什么能回收，什么不能。你从来没有给出一个清楚的、详细的解释。受过多年教育的人也搞不清，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谁搞得清楚？
 　　所以，垃圾不能分类，不能光说老百姓素质不高，我觉得首先还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到位，政府没有持续地宣传，也没有把解释工作做好。至少你要把分类的具体概念明明白白地写在垃圾筒上，这是很简单的事，总是可以做的吧？而不仅仅是写个模模糊糊的“可回收”、“不可回收”。然后，宣传工作，垃圾分类处理、回收，这些工作都要跟上。实际上，即便有些老百姓明白，已经分类了，但是收垃圾的来了，稀里哗啦全倒在一起了，人家分类不是白分了吗？几次以后谁还再给你分类？自然都不分了。
 　　所以，如果政府不能认认真真地、持续地推动这个工作，把工作做细、做具体，这个事确实解决不了。但是这些事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在国外，这事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个部门就能解决。但在中国这个事就麻烦了，环保是环保局的事。要向老百姓宣传，那是你宣传部门的事。要垃圾分类，是环卫部门的事。回收以后的再利用，可能又是工业部门的事。我们的政府部门，凡是会涉及到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事，是绝不介入的。谁和谁也不衔接。那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不解决这些问题，你又怎么解决垃圾回收利用问题？
 　　这事在国外就没那么复杂。比如说政府交给市政部门来做这件事，那你向老百姓宣传，你去做这个具体的分类，你去解决垃圾回收过程中的问题，这些环节怎么衔接，这都是你一个部门应该解决的事。他用不着考虑说，我是不是介入了其他部门的领域了？我会不会做多了？我尽量不多做，不介入别人的领域，只做我这个部门设定的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我觉得这说明我们政府工作的理念，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相差很多。
 　　在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大余地的。政策上的调整，包括体制上的调整，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发挥部门的主动性，这方面潜力还很大。不见得一说绿色产业和绿色就业，就需要搞新的投资，也不见得都要靠新的技术，有很多现有的问题通过政策调整，其实就是可以解决的。
 　　我在北京看到，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不完全的垃圾回收系统了。谁建立的？是农民工建立的，完全是靠市场，是自发的。到处有农民工回收垃圾，卖到垃圾回收站，回收站这些人也是农民工，把里面有用的东西，旧报纸、玻璃瓶子、塑料瓶子这些东西都捡出来，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回收利用了，但完全是靠市场，并没有政府在里面起作用。因此回收是不完全的。如果政府想进一步推动、完善这件事，完全可以有一些政策上的考虑，比如说如何帮助这些人解决一些瓶颈问题，让他把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做得更规范。他现在要的当然只是能卖钱的东西，不能卖钱的不要。如果政府来参与，是可以做得更完整的，可以用激励机制，例如某些补贴政策等等，可以进行培训，来促进他做这件事。
 　　再一个例子，是关于农作物秸秆回收。现在中国粮食产量5亿多吨，再加上其他作物，每年大概有8亿吨的秸秆，按发热量折合标准煤，估计大约4亿吨。如果能利用起来，那么相当于全国一年能源消耗总量的百分之十几，超过现在核能、风能、太阳能这些绿色能源的总和，也超过每年全部石油进口的总和。这么大的一个资源，能不能利用？现在恐怕大部分都没有利用，利用的只是少部分。大部分扔掉了，烂掉了，或者一把火烧掉了。还污染了空气。如果能利用起来，减少多少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少花多少外汇？
 　　现在的生物质燃料，这个技术据我所知是现成的，沼气技术也是现成的，但有的地方做得好，很多地方做得不好。生物柴油技术也是有的，只是还需要完善或者提高。这些技术都有，但是相当于四亿吨标准煤的这个资源是怎么利用的？没有利用起来。为什么？因为还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解决得好，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绿色产业，而且能够带动大量的绿色就业。不是麻烦吗？麻烦就需要人工；需要人工，就带动就业。而现在国际市场能源价格这么贵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来利用这个资源的话，在经济效益上也应该是好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些现成的技术，但是没人去组织、去推广、去实施，没人去给老百姓做示范。当然不是说都要靠政府投资来做，更重要的是政府来引导、示范、推广，必要的环节组织技术攻关，或者通过补贴等手段来促进，把各个相关环节打通，解决中间一些瓶颈环节的问题。
 　　例如农村存在一个回收网点问题，怎么回收？怎么运输？远距离运输不合算，需要寻找就地加工的途径。有的可以加工后就地消化，有的可以初步加工以后再运输。因此，想一下子就靠政府投资在全国建立网点，解决所有的问题，不可能。但是能不能通过政策调整，通过具体的、积极的规划、设计、示范、组织工作，去鼓励民间这方面的产业发展，来逐步推动这么大的一笔生物资源的利用？我觉得这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源。组织工作非常重要。但这需要各级政府转换思路、转换职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服务上来，而不是一门心思搞投资项目、搞GDP、搞财政收入。
 　　最后说一点想法，不一定跟绿色就业有直接关系，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农民工的社保问题。去年城镇就业人数接近3.5亿（可能还有遗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了1.9亿，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7亿，工伤保险覆盖1.6亿，失业保险覆盖率更低，只有1.3亿。平均算下来，实际覆盖率只达到了50%上下。哪些人没覆盖？主要是农民工。有些数字说，覆盖率已经到90%了，那个数字我认为是不可靠的。计算基数不应当把农民工排除在外。
 　　我认为需要把长期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这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实现全社会保险，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不是他们不愿意成为城市居民，而是现行制度和政策限制了他们成为城市居民。
 　　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0%，这已经包括了农业户口的城镇常住人口。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70%—80%，有的更高。在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大趋势。如果按我们现在的发展趋势，中国再有20年或者不到20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今后还会有大量农村人口继续转移到城市。但我们不能长期保持这样一种政策，把新老城市居民分成两种身份，两种待遇。老城市居民有户口，享受城市社保和医疗、教育、住房等优惠政策和公共服务；而新城市居民没有户口，只作贡献，没有同等权利，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老了，干不动了，你再回到农村去生活。这是不公平的，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也不利于今后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我们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资本主义早就做到的事，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做了的事，即全民权利平等，一视同仁，我们长期以来还没有做到。
 　　目前政府正在解决城镇社保的异地接续问题，这是一大进步，有利于农民工加入城镇社保，有利于提高社保覆盖率。在农村实现了新型合作医疗的覆盖，并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也是巨大的进步。但还有不少障碍因素有待解决，包括转移人口的城市户口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住房政策问题等等。这些需要统筹考虑，加快解决的步伐。
 　　（根据记录稿整理，有个别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