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本周表示，下半年将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收入分配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中国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收入分配模式，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 狭义上的国民收入分配指国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生产单位和非生产单位以及居民中的分配过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就具体的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囿于具体的方案设计中难以自拔，也造成了各种片面认识。 事实上收入分配模式只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并与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收入分配模式。因此，讨论收入分配模式，不能离开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讨论。 在整体改革的大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设计收入分配政策、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恐怕也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以界定收入分配？我觉得有五个基本问题需要做出回答。 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  中国不能为了追求平均主义而离开市场经济轨道，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20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的失败，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哪些事是不能做的：不能为了社会公平而否定市场，用政府分配代替市场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因为这意味着鼓励偷懒，惩罚努力工作的人，惩罚效率更高、更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企业，因而导致丧失经济效率、发展停滞。 同时这也意味着每个公民必须放弃个人自主权利，把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和收入的分配权交给上级和少数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来决定，给了政府过大的决策权力，使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或者轻率错误的经济决策成为可能。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违背多数人的利益，是走不通的，甚至可能给社会带来重大灾难。 原始市场还是现代市场？  中国需要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在竞争中鼓励进步、淘汰落后，使每个人努力工作，使经济高效运行。但这种淘汰指的是资源重组，而不是人身淘汰。中国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 这两种市场经济的区别是，前者承认和保护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差别和社会差别，但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生活条件，并通过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把收入差距限制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保证社会和谐发展；而后者则单纯强调私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主张把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反对一切政府干预，把人类社会关系变成血淋淋的互相排斥、互相倾轧、甚至你死我活的关系，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 事实上这种原始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抛弃。目前左派与右派之间关于市场经济是好是坏的争论，常常都没有区分清楚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 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之路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权力与资本结合，通过钱权交易、暗箱操作，把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财产，最大限度地获取垄断利润，形成少数侵占社会公众利益、把持经济命脉的既得利益阶层或权贵集团，形成高度垄断的市场。另一种是权力在公众监督下行使，市场按公平竞争的原则运行，鼓励提高效率，鼓励进步创新。前一种模式不仅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平，同时也导致经济效率的丧失，把社会引向腐败和停滞、倒退。只有在公众监督下运作的权力和实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才可能是一个和谐、高效、发展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的经验、拉美国家在20世纪后期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收入分配严重向少数人倾斜，而把大多数人抛在一边，当日益做大的蛋糕越来越大的部分被少数人据为己有，这一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继续保持持续、稳定运行，它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冲突早晚会促使体制发生改变。主动的体制变革是更理想、全社会损失更小的方式。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及其各阶层成员都会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 低福利还是高福利？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能够并需要在确立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建立一套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制度。这套制度要能够保证全体公民基本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条件，使每个人有病可医，有房可住，有学可上，有就业机会，有获得失业保障、养老保障的权利。公共服务要能够公平地提供给全体公民。 但在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上，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标准不能过高，不能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否则将变成未来发展的沉重负担。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发生的严重债务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通常，在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但这些制度又没有健全到能够保障全体公民长远利益的国家，常常会看到某些政党和政客为了迎合选民的眼前利益而实行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政策，不顾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这种危险，也是需要避免的。 不过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福利过高，而是相当一部分居民（例如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还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福利和保障。简单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原则应该是：相对低水平的福利和保障，全社会公众的全面覆盖。 国富还是民富？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必须给全体公民带来实惠，使全体人民走向富裕和进步。GDP增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但不是目标本身。国富民穷更不是中国应当选择的模式。政府需要具有一定的实力，才能完成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保证公共治理、进行转移支付、促进发展创新、维护国家安全等功能。 然而，在政府、国有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上，政府不应集中过多资源，国有企业不应与民争利，尤其要防止凭借政府权力和国有垄断假公济私，滋生既得利益，形成权贵集团，侵害公众利益。 为此，必须建立一套制度以保证政府收入有节制，公共资源使用有限制，保证公共资源用于公共目的。我们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保证公共资源管理在阳光下进行，让公众能够监督，其使用需要符合公众利益，而不允许挥霍滥用，为少数人牟利。

俗话说，“人无近忧，必有远虑”。眼下的中国经济，则可谓近忧和远虑并存。 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凸显。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下，中国投资率快速升至50％左右的历史记录水平。眼下的风险在于，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铁路投资，这三大投资引擎都遇到了麻烦。1）中央坚决调控房价导致房地产投资失速。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速回落18.4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3.1个百分点；2）地方政府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急剧缩水（上海2012年第一季度土地出让金同比猛降80％），另一方面平台债务清理压力持续，投资势头不再；3）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则遭遇了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之后暴露出来的质量隐患和高债务风险的双重挤压。 在三大投资引擎同步熄火的情况下，第一季度GDP以8.1%（低于普遍预期）的数字给了市场一个下马威，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虽然地方平台债需要清理、房价过高、铁路负债率太高等难题都是客观现实，但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更多地需要体制改革来理顺。如果期盼在短时间内就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上述问题，则经济硬着陆并非不可能。 诚然，化解短期的硬着陆风险并不困难：以时间换空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强调：铁路投资5000亿元今年必须确保到位。这是政策即将逆转的信号。即便中央不公开宣称放弃房价调控，但房地产调控势必逐步向“表面上严格，暗地里宽松”的格局转变。可以预期，未来几个月，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继续下调，从而向商业银行体系注入更大流动性。银行将不得不抓紧再融资，补充资本金，来适应规模扩张和贷款质量下降的风险。 近忧易解，远虑才是真正的考验。中国经济多年来一路高歌猛进，但这种建立在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基础上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劳动力供应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工资成本攀升不可避免；污染已经把环境承载力逼近临界点；地方政府大搞经济建设，导致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不可持续；“大政府”导致官员权力过大且不受监督，进而成为寻租的温床。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相当的0.5的历史高位的同时，灰色收入在2008年即达到5.4万亿的惊人规模（王小鲁的测算）；“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作法，导致了司法独立性的丧失，进而导致了公权力频繁侵犯私权利（如强拆）和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并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不断等社会矛盾的激化。 50％的投资率，标志着投资驱动的增长走到了尽头；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则警示了转型的迫切性。如果说，过去十年是“聚精会神搞增长”的十年，下一个十年则必须是“重启改革的十年”。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将如何铺开？ 中国经济改革“第二季”要实现两个核心转变。其一，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的制造走向创新；其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必须从投资转向消费。 要实现企业创新，必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消除寻租的制度空间，减少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破除行政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政府应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放弃做运动员，专注于做裁判员。 要实现消费驱动，必须提升居民的有效收入，将政府控制的过多经济资源（例如央企）“还利于民”。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应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保障，通过完善医疗、教育、养老体制，消除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必须通过财政民主，压缩不必要的支出，逐步退出“土地财政”，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 显然，无论是企业创新还是消费驱动，其核心命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政府从经济建设的参与者转变为“看不见的手”，致力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放弃过多的审批权、消除垄断，让市场的归市场；要求政府放弃掌控过多经济资源的作法，真正还利于民；要求“大政府，小社会”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 由是观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其实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要政府放权让利，实现“自己改革自己”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关键是灵魂深处的革命。正如孟子所言：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