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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投资为何下滑
问：为什么货币供应两位数增长，但投资需求，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增速却持续下滑，物价水平也持续回落呢？
王小鲁：当前民间消费需求疲软，很多领域产能过剩，企业销售困难。去年全国最终消费只占GDP的53%，居民消费只占37%，消费率严重过低，投资率仍然过高。民间投资停滞，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正常调整，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对形成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还有不少疑虑，对前景信心不足，不敢贸然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改善民生的政策和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摆在首位。只想靠增发信贷、货币刺激把投资和短期增长拉起来，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会加剧结构失衡。我们的货币、财政政策如何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如何与市场调节更好地互相配合，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反思，需要摆脱不断“刺激”经济的传统思维定式。
问：现在很多经济学者提出房价下跌、股市下跌造成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怎么判断民企是不敢投还是投不起？
王小鲁：我这里说的民营企业信心不足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指实体经济企业。房价下跌和房地产市场收缩是另外的问题，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里做过分析土地财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里不讨论了。当然这对投资有叠加的影响。
研究显示：头部国有企业贷款利率跌破1.8%，但是政策利率3.65%。民间借贷利率则一路上扬，而对于普通小微企业的贷款依然维持在8%-9%。平台公司的贷款维持融资成本则在10%左右
问：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否加剧了货币在金融系统里的空转？偏向化的结构性政策带来利率的扭曲，是否加强了民营及小微企业的利率压力？
王小鲁：实行结构性货币和信贷政策本意是想支持实体经济、改善小微企业融资条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但因为很多体制和政策问题没有解决，这样的结构性政策往往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例如，大银行给小企业贷款，信息不对称，风险大，只能提高利率以对冲风险。加上如果总想支持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不到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就必然导致不平等的融资条件。这些问题需要改革金融体制和银行管理制度，反思和清理各项政策，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问：您说的体制问题主要指什么？高风险债务人承担高利息也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对于银行等发债机构而言，民企的确比国企更不安全。这个问题能解决么？
王小鲁：前面说的大银行对小企业贷款信息不对称就是体制问题的反映。我们国家金融市场没有放开，主体都是国有大银行，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很难进入，这导致了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民企和小企业数量众多，但并不必然意味着贷款高风险。有大量民企、小企业经营是相当好的。但大银行很难辨别谁的风险高，谁的风险低，要是不加区别地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就会导致高风险。而草根型的小型民间金融机构比较容易获得当地小企业的信用信息，也就能够降低贷款风险。但这些机构受到某些体制和政策限制，发展不起来。
现在有了互联网金融，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更有效降低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贷款难问题，但它们业务范围有待拓展，平台企业的贷款利率也有待规范，应有一个合理限度。民企和小企业贷款总体上还是相对困难。
解决这个问题，只靠行政考核结构性贷款指标不行，还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推动改革，建立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只靠事前限制进入、设置很高的进入门槛和过多的其他限制，重点要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做好事中事后的金融监管。
当然还有其他多方面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包括政府和银行需要确立公平竞争的观念，对不同企业一碗水端平，不能厚此薄彼，区别对待。
二、国企发展对经济的拉动效果如何
问：国有企业利润持续上扬，国有企业能否在扩张中产生足够的拉动效应？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关系是互补还是挤出？
王小鲁：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能提高效率，发展才有动力。近一个时期垄断性行业国企利润上升、收入增加，竞争性行业民企利润下降，收入减少，说明竞争条件仍然不公平。过去民企发展快于国企，靠的是效率高。现在高效率的民企发展反而面临更多障碍，说明各类企业之间发展还不是互补的、共生的。需要防止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导致的挤出效应。因为这不利于提高效率、持续发展。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问：国企垄断性行业的利润上升怎样挤压了竞争型民企的利润？
王小鲁：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举个例子，目前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相差2.85个百分点。如果以此为代表计算，全国金融机构220万亿元贷款的利差收入就是6.3万亿元。如果合理的经营成本占一半，很可能还有3万多亿元的利润空间，其中大部分属于国有大银行所得。如果和工业相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业人数8000万人，是金融业的10倍，而利润总额只有8万多亿元，不过是金融业的两三倍。相比之下，实体经济企业更艰难。而220万亿元贷款的利息支出就高达10万亿元以上。金融业的利息收入增加，也就意味着实体经济的成本增加。
再从工业内部来看，占有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和竞争性的中小企业之间的经营条件也相差悬殊。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只贡献了26%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却占有38%的资产总额和40%的负债。其他企业的经营条件明显差于国有控股企业。“规模以下”小微企业的经营条件就更差得远了。如果垄断型企业的份额不断扩大，就意味着竞争性民企的活动空间不断收窄。
问：在大量的资金涌入国有企业、大量资助项目落地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国企复苏效应明显吗？对经济的提振效果如何？
王小鲁：我看并不明显。资金的配置如果不是市场主导，而是政府主导，不可能起到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是过去多少年来反复经历过的深刻教训。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国企独大，但长期效率低、发展慢。现在国企利润上升，也主要集中在垄断行业，主要是垄断利润。在竞争性行业，国企效率仍然明显低于民企。今年截至4月份，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尽管民企经营艰难，私营企业只有29%亏损，而条件更好的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达到36%。只有公平竞争才能提高效率，靠给某些企业吃偏饭解决不了效率问题。
问：民企复苏情况不妙对就业、消费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王小鲁：影响非常大。城镇就业人数近4.7亿人，民营经济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国有单位只提供5600万人的就业岗位。近4亿就业岗位是民营经济提供的。民营经济不景气，就业形势必然差。就业不好，必然影响消费。因此民营经济是否发展良好，对就业和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
问：刺激消费的有效手段是什么？刺激汽车或楼市，是有效手段吗？效果如何？
王小鲁：我历来不赞成刺激消费的提法。老百姓只要有消费能力，还用别人刺激吗？他们无力消费或者不敢消费，是因为面临重大压力和风险。不解决这些问题，刺激起来的消费也不可持续。例如根据2021年数据，城镇调查失业率5.1%，按城镇就业人数推算，失业人数超过2300万人，实际可能更多，但全年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只有600万人。
失业了又没有保险，哪来的钱消费？还有更多的人随时可能失业，怎么敢消费？现在急需的是把失业保险做好，对失业保险暂时覆盖不了的失业者，要把失业救济做好。还有城镇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障，都需要尽快扩大覆盖。政府要承担责任。这种普惠型的公共服务政策要比政府到处找投资项目借钱投资，或者搞这个刺激、那个补贴等等特惠型政策，对拉动需求会有效得多。
三、还有哪些手段可以提振经济发展
问：积极财政政策就位了吗？
王小鲁：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关心的主要不是财政花了多少钱，而是把钱花在哪里。如果政府大量借债投资，到处找投资项目，必然大量投资低效率的项目，大量浪费宝贵的资源，借债越来越多，亏空越来越大，未来面临的问题更严重。
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转型，减少政府投资和行政性支出规模，把支出重点放在解决那些长期未解决的民生问题上，包括居民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特别是城乡转移的新城镇居民在这些方面缺口最大，需要优先解决。在基本社保方面，只让企业承担责任可能负担过重，政府能不能也承担一部分支出责任，作为规矩定下来，以减轻企业负担。
这些用于民生的钱看起来也没有直接回报，但能够解决广大居民的实际问题，促进消费回升，带动经济增长，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是有回报的，未来会是收大于支的。而且民生改善了，还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给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
问：如果政府的费用花在承担民生问题上，是否会降低其资金在提振经济上的直接效率？政府修一条铁路，盖一个园区，能带来直接和间接对GDP的效力看起来更加直接，更能解决当下困局？
王小鲁：过去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对经济发展确实曾经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大量政府投资花在了低效、无效的投资项目上，浪费巨大。很多城市建设项目奢华气派但无用，很多城市楼盘仍然空置，还有很多工业园区投了巨资但空在那里。
目前基础设施条件可以说已经总体超前，有效投资空间越来越少，再沿袭过去的思路、按过去的模式到处找投资项目，扩大政府投资，效率必然越来越低，浪费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持续。而重点解决关键的民生问题，不但将缓解老百姓的燃眉之急，而且能够启动消费需求，拓展市场空间，拉动经济增长。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