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 答《时代周报》：收入分配改革为何迟迟不出台？

时代周报：6月1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透露，本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积极修改之中。可就在第二天，贺铿又作出澄清，称能否通过“目前尚无法肯定”。从2004年开始，“即将通过”的消息就吊足了公众胃口，如今8年已过，方案能否通过却仍“无法肯定”。
 　　

收入分配改革牵涉整个经济体制，或许本就不该寄希望于一个方案改变今日中国收入悬殊的状况，但我们还是要问，方案难产背后到底有何隐情？此方案真的能把超出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降下来吗？
 　　

时代周报：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众所公认，据统计，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在1988年已经悬殊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程度的增加，造成今天收入悬殊的原因有哪些？
 
 　　王小鲁：收入分配悬殊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二是体制弊病造成的结果。发展阶段的因素主要是指过去30多年改革期间，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根据刘易斯二元模型理论，如果劳动力供给充裕、供过于求，就会压制工资的上涨，在这种条件下，工资上涨比较慢，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
 
 　　体制弊病有以下几个：其一，是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行业利润高度不均，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金融等，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其二，是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因为管理存在有大量漏洞，导致公共资源流失、漏出、腐败，结果富了少数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数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没有办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这些因素对扩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三，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公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均等，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外出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伤保险覆盖率最高，是23%，医疗、养老保险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失业保险8%。而没有被覆盖的又恰恰是就业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时代周报：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你认为，收入悬殊会造成哪些负面后果？
 
 　　王小鲁：负面后果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当然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时代周报：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经讨论了8年，每年都说要出台，但都无疾而终，改革方案难产的原因是什么？阻力来自哪里？
 
 　　王小鲁：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收入分配牵涉面太广，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所以改起来难度非常大，很多问题不是发改委一个部门就能说了算，就能解决的。有些综合性的改革措施，需要更高层的决心和总体改革的明确政策和路径，这些定不下来的话，靠一个部门去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度确实很大。另一个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要动体制上的问题，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有些权力部门或官员属于在改革中利益将要受损的一方，那就可能会消极抵制，变成阻止改革的力量。
 
 　　时代周报：有消息，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在6月底出台，如果出台，您对此次改革方案的效果有何预期？
 
 　　王小鲁：现在我不了解方案是什么样子，但我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程度很有限的改革，不可能全面到位。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时代周报：你希望会有哪些具体改革内容？
 
 　　王小鲁:我觉得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给大家涨工资，它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而这些方面的改革又涉及到财政体制，所以财政体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最后是政府管理体制，现在大量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的运作不透明，缺乏公众监督，那资源的分配就会产生严重问题，所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一项关键内容。
 
 　　上述改革很难都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概括，有些可能远超过“收入分配体制”的范围，但是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收入分配，如果这些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不去碰它，光讲收入分配改革，恐怕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时代周报》2012年6月21日）